李某與宋某系同學，1999年5月雙方建立戀愛關系，2001年元旦雙方經政府登記領取結婚證而結合為夫妻。2002年3月，李某以雙方系非法同居關系的名義起訴與宋某離婚，宋某經法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沒有到庭參加訴訟。后法院依據原告李某陳述未領取結婚證的事實，確認了雙方系非法同居關系，并判決予以解除。在法院向宋某送達判決書后，宋某亦未上訴。判決書生效后，李某于2002年8月再次結婚，宋某得知后，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訴，要求追究李某重婚罪的法律責任。對此案如何處理，存在不同認識。一種觀點認為，李某的行為不構成重婚罪，因為其與宋某之間的婚姻關系已經解除了，法院可對李某按提供偽證處理，對其進行拘留和罰款。一種觀點認為，李某的行為構成了重婚罪，因為其與宋某之間的婚姻關系并沒有解除。評析：筆者認同第二種觀點。因為李某起訴解除的是一種虛擬的法律關系，法院對這種虛擬的法律關系的解除，并不能否決雙方客觀上原本存在的合法的婚姻關系，因為，雙方所領取的結婚證的法律效力并沒有喪失。既然李某與宋某之間的合法的婚姻關系沒有解除，那么，李某再次結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58條：“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之規定，李某明知自已合法的婚姻關系仍然存在，卻又再行與他人結婚，其行為符合有配偶而重婚的規定，應當構成重婚罪。在對本案的分析和認定中，有幾個問題是值得深思和研究的。首先，作為法院在對李某所訴的解除同居關系的案件的處理中是沒有過錯的。因為，宋某沒有到庭，法院只好依據李某的陳述進行裁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也賦予了法院對被告不到庭可缺席審理的權利，同時依據自認規則的規定，當事人一方對對方的陳述沒有提出質疑視為認可的規定，法院是完全有理由確認李某的主張屬實的；但由此案，也給法院在處理類似案件時提出一些警示，即應注意對案件事實的確認。筆者認為，人民法院在處理婚姻案件時，可要求當事人舉證婚姻狀況證明書，如到所在村委會、居委會、街道辦事處、單位或民政部門寫婚姻狀況證明書，以供法院對雙方婚姻關系事實的確認；其次，宋某的消極訴訟行為是否應當受理處理，也是值得研究的問題。假若本案宋某到庭了，其便可對李某所述的雙方系非法同居關系的主張予以否認，也就不會導致李某的主張得逞和引起本案的結果了。筆者認為，在目前現有的法律規定中，尚沒有能對宋某此種行為進行處罰的依據，但對宋某這種消極訴訟及明知李某訴的不真實既不答辯、應訴，也不提出上訴的行為，是否還有權再提出控告李某重婚也是值得研究的。再者，就是對李某這種虛假訴訟行為，應否再給予其他處罰。比如，以提供偽證而對其罰款、拘留乃至以提供偽證罪判刑等，這也是值得研究的。希望本案能給那些虛假訴訟的人一些警示，也給人民法院在處理類似案件時有所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