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說,如果上述違約金糾紛案件發生在北京某企業,仲裁機構或法院很可能會根據北京勞動合同的規定支持違約金金額。違約金的最高金額不得超過林終止勞動合同前12個月的工資總額,即30萬元,而不是250萬元;如果本案發生在上海的企業,仲裁機構或法院很可能根據《上海市勞動合同條例》的規定判定該協議無效,因此根本不支持企業要求林承擔違約金。由于中國不同地區對勞動合同違約金的理解不同,當地對違約金的規定非常不同,因此在中國不同地區處理同一問題的結果可能不是唯一的。面對這種困惑,《勞動合同法》面前的問題是,國家應該如何對待違約金?新頒布的《勞動合同法》對違約金應作何具體規定根據勞動合同的特點,我們認為法律最好規定勞動合同法律責任的承擔方式。如果允許違約金成為承擔勞動合同違約責任的方式,將對勞動者極為不利。理由如下:(1)如果當事人自行約定違約金,就等于忽視了勞動合同與其他合同的本質區別,忽視了勞動者在勞動關系中的弱勢地位。特別是在中國,勞動力長期供過于求,很難真正實現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之間的法律平等,這很容易使雙方在約定違約金時更能體現用人單位的意愿,并使用高額違約金來限制工人的自由流動。(2)如果雙方在勞動合同中約定由工人承擔違約金,則與工人的辭職權相矛盾。《勞動合同法》規定:“勞動者可以提前30天書面通知用人單位終止勞動合同。”本規定是指單方面終止法律賦予勞動者的勞動合同(即辭職)的權利。如果允許雙方在勞動合同中約定違約金,一些企業會利用違約金的方式限制和阻礙勞動者行使單方面辭職權,從而損害勞動者的權益,對于違約金是否可以作為勞動者承擔違約責任的一種方式,各國法律有不同的理解和規定。雖然一些國家允許在勞動合同中設定違約金,但大多數國家禁止在勞動合同中設定違約金。例如,日本的《勞動標準法》規定,禁止雇主簽署提前規定違約金或不履行勞動合同賠償金金額的合同。這一規定的主要原因是:在簽訂勞動合同時,很難提前預測違反勞動合同可能造成的損失,勞動者承擔違約賠償責任的能力極為有限。對于因違反勞動合同造成的損失,應執行法定賠償標準,而不是勞動合同中約定的賠償金額。在明確勞動者辭職權利的基礎上,《勞動合同法》嚴格限制使用用人單位約定由勞動者在勞動合同中承擔的違約金。具體條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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