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向看，說來令人吃驚。1980年我們確定個稅起征點為800元的時候，內地城鎮職工的平均月工資在40元左右，800元的起征點在當時是城市職工平均工資的20倍，所以當年征收的個稅也就10多萬元。

個稅法實施到1993年，月薪超過800元的納稅人才占1%。此后，居民收入快速增長，2003年，全國職工年平均工資超過6000元，較23年前增長了15倍。2004年，月薪超過1500元的納稅人占到約24%。《東方早報》首席評論員魯-寧認為，去年城鎮人均消費支出1143元，以1500元作起征點，實在“殘酷”了些。

再從縱向看，與中國經濟突飛猛進增長相伴的，是財政收入遠高于GDP的高速增長和居民收入相對于GDP的不斷下降。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資料顯示，2000年國家財政收入是1.3萬億元，2004年上升到2.6萬億元。僅4年時間，財政收入就翻了一番，而工資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則下降到12%。根據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李*寧的研究，從70年代末以來，“工資總額”在GDP中所占比重逐年走低，23年里有16年的工資比重比上年低。特別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下降的速度更快，上世紀90年代末比1980年下降約5個百分點。以2002年為例，居民工資總額大約在1.2萬億元左右，占當年10萬億元GDP的12%、城市居民3.7萬億元全部可支配收入的33%。2004年，我國的財政收入超過了2.6萬億元(已扣除出口退稅)。

也就是說，國民的工資總額只是政府財政收入的二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強!但就在工資占GDP越來越低的情況下，大部分由普通工薪階層負擔的個人所得稅，卻從1994年以來成為同比增長最快的稅種，平均增幅高達48%，遠高于9%的中國經濟平均增長率。美國財經雙周刊《福布斯》曾發布報告稱，在全球52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內地是全球稅負第二重的地方，居于法國之后，也是亞洲稅負最重的地方。這一報告未必權威，卻有參考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高稅負并沒有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正如中央黨校吳*民教授撰文所述：“中國現在每年用于類似于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當中所占的比例極低，在各個國家當中倒數第一;而用于行政、豪華性公共建設的公共投入在GDP當中所占的過高比例卻是世界第一。現在，中國一種常見的、形成明顯對比的現象是，每逢涉及基本民生問題時，資金的籌措難乎其難，但是一旦要搞大型豪華型建設時，資金就像呼風喚雨一般會聚起來。比如，東部某發展程度一般的省城在過去的5年花了500億元進行城市建設，效果一般，又準備在未來的5年當中投入1400億元繼續擴大規模。類似的事例舉不勝舉。”

此種情況下，制定較低的個稅起征點，百姓肯定有怨言。

橫向看，我們可以比照香港。香港個人所得稅額已經調整(2005年)，現行免稅額為10萬港元(按年申報)，已婚人士則為20萬港元。此外，對于供養老人和兄弟姐妹的、傷殘受養人等，都有數額在幾萬元以上的額外免稅額。同時，對于居民購買房屋等，還實行最近兩年的個稅返還等措施，非常人性化。港人的人均月收入大約是內地人的10倍，而且社會保障體系健全，月入1萬元左右才少量征稅，我們月入1500元就征稅，未免苛刻。

個人所得稅法應該著眼于保障公民權利而不應該著眼于保障稅款收入。財政少那么一點點錢無關痛癢，而普通百姓多那么一點點，卻直接關系到基本生活、健康、養老、兒女的教育和前程。2004年，我國個人所得稅收入也就1737.05億元，在2.6萬億元的盤子里只占6.7%。而每年公款吃喝、公車支出、公費出國考察的費用，遠高于個稅收入。如果這些地方稍微緊一緊，也就不必死盯著個稅收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