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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作為一個公司而言，一旦出現了任何的問題的時候是需要有人來出面做取證責任的，但是往往會發生公司人格否認舉證責任的情況的，那么根據法律對此如何規定，以及公司舉證責任分配的原則。

公司人格否認舉證責任

新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三款規定：“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逃避債務，嚴重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的，應當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公司舉證責任分配原則

一、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法律要件分類說的運用

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分擔的情況比較復雜，由于民事活動中雙方當事人是地位平等的，他們都具有相同或者相近的條件了解案件事實的真相，在收集證據、調查證據、提供證據等方面，雙方當事人面臨著同樣的機遇。因而，在有的案件中，可能主要由原告負舉證責任，而在有的案件中，可能主要由被告負舉證責任，或者有的案件，原告和被告承擔相等的舉證責任。民事舉證責任包括兩個方面：主觀責任和客觀責任，或稱行為責任和結果責任。②結果又稱舉證責任。行為責任是指在具體的訴訟中，當事人為避免承擔敗訴風險向法院提供證據。這種責任會在雙方當事人之間來回移動，它只有先后之分，并無獨家承擔之果。在實踐中，一般是原告先提供證據，隨后被告提供證據，再接著原告舉證，再接著被告舉證，依次循環下去，直至雙方無證可舉為止。證明責任是指法庭辯論結束后，案件事實仍處于真偽不明狀態，任何一方都未能說服法官時應判誰敗訴的問題。

在古羅馬時代，舉證責任有兩條分配原則：一條是，原告有舉證的義務;另一條是，提出主張的人有證明的義務，否定的人沒有證明的義務。前者是基礎，后者是補充，后者便是“誰主張，誰舉證”這一公式的淵源。③近現代關于舉證責任分配的學說，都可以溯及到古羅馬時代的上述兩條原則。到近代資本主義時期，形成了較有影響的三大學說：待證事實分類說、法律要件分類說和法規分類說。法規分類說認為，任何實體法的條文都有兩個部分構成：一部分是原則性的規定;一部分是例外規定。凡要求適用原則性規定的人，應就原則性規定所包含的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凡要求適用例外規定的人，應就例外規定所包含的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④我國民事訴訟舉證責任的分配是依據羅森貝格的法律要件說而確立的。

所以在正常情況下舉證責任應作如下分配：第一，凡主張權利或法律關系存在的當事人，只需對產生該權利或法律關系的法律事實負舉證責任，不必對不存在阻礙權利或法律關系發生的事實負舉證責任，存在阻礙權利或者法律關系發生的事實的舉證責任由對方當事人負擔。第二，凡主張原來存在的權利或法律關系已經或者應當變更或消滅的人，只需就存在變更或消滅權利或者法律關系的事實負舉證責任，不必進一步對不存在阻礙變更或者消滅權利或法律關系的事實負舉證責任，這類事實的存在也由對方當事人主張并負舉證責任。

二、舉征責任分配的特殊規則——誠信原則和公平原則的適用

我國民事訴訟舉證責任的分配是建立在近代民法典的法律形式主義基礎上的，而現代民法的價值取向是保護弱者、追求實質正義，因而，在法律對舉證責任分配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當其分配規范違反了現代民法的價值取向時，法官有權在個案依自由裁量權對實體法分配了的舉證責任規定進行修正。這就產生了舉證責任分配的特殊規則——誠信原則和公平原則。

民事訴訟法中的誠實信用原則原于古羅馬的“誠信訴訟”，它賦予法官以誠信和公平正義原則裁判案件的權力。因為成文法國家都會面臨同樣一個尷尬的境況;法律的相對滯后不能對日新月異的社會情況予以全面涵括。⑤這種局限性不僅體現在實體法上，在程序法上亦大量存在，尤其在證據制度上;由于法官無法對舉證責任的分配完全采用法定主義，因此，法官在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情況下，應當以誠實信用原則作為其分配行為的原則。這無疑是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權的依據，對克服成文法局限性有重大的意義。而公平原則顧名思義是公正、平等的準則，法官在舉證責任分配過程中不但要注意分配結果的公平性，還要兼顧分配過程的公平性。公平原則與誠實信用原則的價值體現貫穿于法官分配舉證責任的全過程，無論是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或是舉證責任的倒置，還是特殊情況下的舉證責任負擔都應予以適用。

司法實踐中，違反誠信原則 和公平原則最常見的一種現象就是舉證妨礙，指的是一方當事人負有舉證責任，但由于相對方因故意或過失將訴訟中存在的惟一證據滅失或者無法提出，以至于無法證明自己的主張，導致事實處于真偽不明的狀態這一特殊的訴訟現象。

因此，對于公司人格否認舉證責任這一個情況根據相關的法律解釋是應該承擔公司的債務連帶責任的，這是不能逃避的事情的，而且作為公司的舉證責任分配也是具有一定的原則的，例如按照法律的要件分類的，還有根據誠信和公平的原則規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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