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保護案例分析

案情介紹

2005年2月，宋-蓉因懷孕到區婦幼保鍵院進行常規產前檢查，6月13日區婦幼保鍵院為宋-蓉作三維彩超檢查，未見異常，9月26日宋-蓉在區婦幼保鍵院剖宮產下一女，10月1日宋-蓉與其女出院。2006年6月25日，宋-蓉與其夫徐-林帶新生女到區婦幼保鍵院看病，初步診斷為心臟收縮期雜音及重癥肺炎。宋-蓉與徐-林認為區婦幼保鍵院在為宋-蓉作產前檢查時沒有盡職盡責，沒有檢查出小孩患先天性疾病，即將小孩留在區婦幼保鍵院離去。區婦幼保鍵院考慮到小孩患有重癥肺炎，而自己沒有治療小孩肺炎的能力，遂將小孩送到四川省人民醫院(以下簡稱“省醫院”)治療，并預交了相關的治療費用。此后，區婦幼保鍵院多次與宋-蓉、徐-林聯系，告知小孩在省醫院住院治療，希望二人到省醫院看望小孩、并辦理相關住院手續。同時區婦幼保鍵院向公安機關報案，經公安機關多次調解未果。至今，小孩在省醫院住院治療已產生9000千余元的醫療費。為了正常醫療活動，保護其合法權益，區婦幼保鍵院向法院提起訴訟，訴請法院判決：一、宋-蓉、徐-林夫婦承擔法定的撫養義務和監護責任;二、宋-蓉、徐-林付給區婦幼保鍵院預交的醫療費9000元。

上述案件是一起典型的醫療糾紛，被告宋-蓉、徐-林認為醫院沒有善盡義務，沒有檢查出小孩患先天性疾病，遂將小孩留在區婦幼保鍵院，對此小孩的父母應當承擔什么責任;對于被告宋-蓉、徐-林遺留在醫院的小孩，區婦幼保鍵院又應當承擔什么責任。針對上述問題，筆-者認為，本案涉及是親權及對未成年人監護責任、管理責任或一般職業看護責任的問題，由于親權及對未成年人的監護內容豐富，因此，本文僅限于討論因醫療糾紛父母將小孩遺留醫院的責任問題。

父母不履行親權或濫用親權的責任

父母對子女的責任或者說權利義務，來自兩個方面，一是親權，二是監護。親權是指父母對未成年子女在人身和財產方面的管教和保護的權利和義務。而監護是指監護人對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合法權益依法實行的監督和保護。親權緣于身份，僅限于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行使;監護基于法律設定，監護人不僅包括被監人的尊親，如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還包括關系密切的其他親屬、朋友等，還包括監護機關等。無論是親權還是監護，其目的都是保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以及未成年人的合法利益。筆-者區分親權與監護，目的在于明確父母對子女的責任。

(一)親權與監護

1、親權。親權在羅馬法稱為父權(patriapotestas)，有支配權利之意義，在日耳曼法稱為Mundiun，(MuntMund)有保護權利之意義。近代法已有由支配權力，而趨于保護權利之趨勢。親權由單獨父權而趨于父母之共同親權，不復僅為權利而為權利義務之綜合。在我國，親權概念僅存在于學理之中，并沒有以法律的形式明確的加以規定，但有學者認為，盡管法律沒有明確使用親權這一概念，仍可從法條中讀出關于親權的規定，如江-平教授認為：我國《民法通則》沒有親權概念，以監護包含親權。我國民法中的父母對子女的臨床護權就是親權。彭*林教授認為：未成年人通常處于父母的親權保護下，在其父母已經死亡或喪失行使親權的能力時，由父母以外的親屬非親屬擔任監護人，因此，監護制度是親權制度的補充或延續，《民法通則》第16條1款盡管稱未成年人的父母為“監護人”，但未將父母列入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等監護人的順序，表明立法對父母與其他監護人區別看待。正因如此，《民法通則》第16條1款的規定，宜解釋為親權而非監護。而楊*新教授則認為：《婚姻法》第23條(原為第17條)關于“父母有保護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權利和義務。”這一規定的全部內容，就是親權的全部內容，與親權的概念完全相合，只是這一規定過于簡略，沒有規定親權的具體內容，但這并不妨礙確認親權的概念。《婚姻法》第23條(原為第17條)就是親權，是對親權制度的法律確認。筆-者贊成上述兩種意見，認為：無論是《民法通則》第16條條1款還是《婚姻法》第23條，實際上是對親權的是另一種描述，其已包含親權的內容，即對未成年子女保護和教育的權利和義務。因為身份的緣故，父母擔負了保護、教育未成年子女的義務，基于這種天然(法定)義務，理應盡職盡責。親權不能任意拋棄，因為親權和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義務緊密聯系，不能單獨存在，這是親權的本質屬性。父母只有通過行使親權，才能履行自己對未成年子女的義務，放棄親權，意味著拒絕履行義務，為法律所禁止。如果父母濫用親權或出現重大懈怠，則可依法予以剝奪。

2、監護。監護是指監護人對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合法權益依法實行的監督和保護，是在自然人具有權利能力而無行為能力的情況下，幫助這種自然人的權利能力得到實現，從而得到生存和發展，使家庭成員與社會成員之間的互助義務得到法律的強制性的保障。《民法通則》規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監護人”，此外，還規定未成年人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也可作為法定監護人;當沒有法定監護人或者法定監護人之間對擔任監護人有爭議的情況下，可以由職能部門或法院指定監護人。關于監護的性質，在我國，無論是民法理論還是審判實務中，認為監護是一種身份權，是父母的義務，同時也是父母的權利;法定義務必須履行，而法律賦予的權利不能被剝奪，二者相加構成監護權，并確保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然而事實上，在《民法通則》關于監護的規定中，從來就沒有賦予監護人任何利益，監護人也不可能在履行監護義務時獲得利益。盡管《民法通則》第18條第2款規定“監護人依法履行監護的權利，受法律保護”，但這個“權利”并沒有通常意義上可帶來利益的權利，僅僅是保護監護人履行監護義務。因此，筆-者認為，監護不是法律賦予監護人的權利，而基于保護未成人的利益，為監護人設立的法定義務。

監護被錯誤的認為是一種權利，與我國民事法律規范沒有明確區分監護與親權有關。一般情形下，父母是未成年人的天然監護人，沒有父母，未成年人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是監護人，這就很容易導致人們認為，監護是建立在親權基礎上的一種身份權。但其實不是，監護并不僅僅依賴于親權而產生，亦不能等同于親權。親權與監護雖然都包含對無行為能力人人身和財產兩方面的保護和管理，但親權緣于血親，而監護則由法律設定。親權可以有與身份相關的權利，親權人還可以對未成年人的財產享有用益權，而監護人不能通過監護獲得任何利益。由于監護是一種單純義務性責任，因此，法律將其確定為強制性義務，明確負有監護義務的監護人，必須履行監護職責，保護被監護人的利益。

(二)不履行或濫用親權的確認

不履行或濫用親權，是指父母以不作為的方式怠于使行親權，對未成年人人身是否面臨危險漠不關心，或者不正確使行親權，疏于保護對未成年人，放任自流，或者利用未成年人獲取不正當利益。不履行或濫用親權與虐待、遺棄等構成刑事犯罪的情形存有較大的區別。例如，父母因為新生兒有較為嚴重的先天殘疾，將其遺棄在路邊或某一個車站等，造成棄兒死亡或者造成嚴重的人身傷害，那么即可依照《刑法》261條的規定，以遺棄罪論處。如果社會危害性不大，沒有造成嚴重后果，且情節輕微，即使行為人違反了法律規定，依照《刑法》的關于“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犯罪”的規定，就不能適用《刑法》加以處罰。《刑法》上的“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犯罪”應當是民法上的不履行或濫用親權的分界線;刑法上不認為犯罪，民法上則認為構成虐待、遺棄。而不履行或濫用親權較二者次之。本文列舉案例的被告宋-蓉、徐-林認為醫院沒有善盡義務，沒有檢查出小孩患先天性疾病，遂將小孩留在區婦幼保鍵院，并不是法律意義上的遺棄行為。因為，二被告并沒有“棄”的意思，而是憑經驗自認為醫院不會對新生兒置之不理，其主觀上具有以新生兒為籌碼獲得利益的因素，同時，由于產婦在產前保鍵及生育均在保健院進行，保健院要找到他們并不困難，不具有“棄”的條件，所以不能認為二被告的行為是遺棄。二被告只是采用了錯誤的糾紛解決方式，其行為已經構成不履行或濫用親權。

(三)不履行或濫用親權的責任

父母不履行或濫用親權，分為人身和財產兩個方面，本文僅討論人身上違反義務，未涉及財產上的違反義務。要確認父母不履行或濫用親權，首選應當明確親權法律關系和當事人之間的關系。在親權法律關系中，當事人是父母和未成年子女，傳統民法理論認為，在親權法律關系包括親權人和客體，親權人為父母，客體為子女。對上述觀點，我國民法理論不能接受，原因是，在身份權法律關系和一切民事法律關系中，人不能成為客體，不能是主體。學理認為，權利義務所共同指向的標的，就是民事法律關系的客體。如果將子女作為親權的客體，等于認可子女為親權權利義務的標的，這顯然不符合民事法律關系的基本原理。因此，我國學者認為，親權的客體是親權人(父母)的身份;父母是權利人，未成年子女在形式上是義務人。未成年子女是親權法律關系中形式上的義務主體，不是權利客體。現代親權法律關系中義務的實際履行人是父母，這意味著親權和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義務不可分離。父母可以支配未成年子女，但這種支配以維護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為宗旨，不是主體對客體的支配。父母的支配意在行使對未成年子女人身利益的保護，其中撫養就是保護的重要內容，也是親權的核心內容。在親權撫養關系中未成年子女是權利主體，親權人(父母)是義務主體。親權人(父母)對未成年子女撫養是法定的義務。針對父母不履行或濫用親權的責任，我國并沒有明確直接地規定。通常是依照《民法通則》第18條第3款關于“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或侵害被監護人的合法權益，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有關人員或者有關單位的申請，撤銷監護人的資格”的規定，以及《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五十三條關于“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或者侵害被監護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經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有關人員或者有關單位的申請，撤銷其監護人的資格，依法另行指定監護人。被撤銷監護資格的父母應當依法繼續負擔撫養費用”的規定，對行為人的行為作出裁判。但是，由于我國沒有關于剝奪親權的規定，且審判實務中，存在尊親中難找監護人的情形;職能機關負擔重，不能及時解決監護問題，以及判決后執行困難等實際情況，就目前筆-者所了解掌握的情況看，尚無一例剝奪親權的判例。

醫療機構對遺留的未成年人的責任

醫生治病救人。而人命關天，倍加職業的注意實為醫務人員執業之根本。但醫生不是萬能的，判斷醫務人員是否已盡職業的注意，應著眼于醫務人員作出的是否是最佳的判斷，著眼于現行醫療技術的水平，著眼于醫務人員善意的關懷。病人家屬借口醫生未盡最佳職業注意，將病人遺留在醫院，實不可取。特別是病人家屬將未成年人的病人遺留在醫院，借追究責任之名獲取不當利益，更是不能允許。但就醫院而言，不能因為病人家屬遺留病員不對就對病人棄之不理，仍然應當忠實的履行救死扶傷的職責。

(一)醫院應當繼續履行職責

對于因與醫院發生醫療糾紛產生怨氣，將未成年人遺留在醫療機構，醫院不能因為其親權人不行使用親權或濫用親權，對未成年病人置之不理，仍然應當將該未成年人視為病人，繼續進行治療。因為，無論未成年人的親權人的行為是否合法，與醫院形成醫療關系的是未成年人，即病人，而不是未成年的親權人。盡管親權人不履行親權或濫用親權，可能會給醫療行為造成困難，如有些治療需親權人的簽名認可，交納相關的治療費、藥費等。但是，困難并不等于醫院與病人之間醫療關系的終結。在醫院與病人之間仍然存在醫療關系時，醫院就不能終止醫治活動，否則，醫院就要承擔違約責任或損害賠償責任。

同時，由于醫院的特殊性，在正常的醫療行為沒有結束之前，醫院可以將親權人遺留未成年人的行為報告職能機構，請求相應的機構給予幫助，要求親權人正確行使親權。在沒有獲得職能機構允許的情況下，醫院不能將未成年人移送至民政收養機構，更不能將親權人遺留的未成年人視為棄兒送給其他人。

(二)醫院應當承擔看護責任

親權人將未成年人遺留在醫院，只是暫時不履行親權，其行為不能等同于親權人喪失親權，此時，由于未成年人沒有親權人監護，醫院必然要代替親權人行使部分職責，但這個責任不是監護責任，而是醫院正常的看護病人的職責。因為親權的喪失和監護的取得，均需要法定程序，不能依突變的情形自然獲得。如《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五十三條關于“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或者侵害被監護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經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有關人員或者有關單位的申請，撤銷其監護人的資格，依法另行指定監護人。

1、親權的喪失。在現代立法思想，親權關系不僅為親權之私法的關系，同時為“國家”所應保護之公法上關系，故父母如對未成年子女不盡其為親權人之義務或濫用其權利時，“國家”依申請或依職權，予以干涉。所謂親權的喪失，是指親權人因法定的原因而失去行使親權的資格。一般認為，親權人喪失親權的法定原因有以下幾種：①親權人對未成年子女人身實施犯罪;②教唆或引誘未成年子女犯罪;③侵害未成年子女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④不履行親權義務，達到一定的嚴重程度;⑤濫用親權造成一定后果;⑥親權人有顯著劣跡。在我國，血緣備受重視，血濃于水之情結濃厚，且歷史上也無剝奪親權之傳統，因而現在司法實務中尚無剝奪親權之程序。當出現上述危害親權的情形時，通常依靠的親權人之外的其他尊親，或者社會力量監護未成年人，而不是直接由人民法院依訴訟程序剝奪親權。因此，盡管親權人怠于行使親權，使未成年人暫時處于無人監護的情況，基于親權是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身份權，未經法定程序，仍不能隨意剝奪親權。

2、監護的取得。親權與監護是兩個不同的法學概念，兩者關系可以理解為有親權無監護，監護是親權的延伸和補充。設立監護的條件，一是那些不在親權照顧下的未成年人(其他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又當別論);二是處于親權人不能行使親權的未成年人。依照《民法通則》的規定，除父母外，其他被列為順序的自然人或者相關職能機構可以擔任監護人，具體有兩種方式，一是可以由有監護資格的法定監護人約定;二是由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或村民委員會指定。未經上述程序，無論是自然人還是其他社會團體，均不能獲得監護。對于未成年人暫時脫離親權人，如在幼兒園、學校生活、學習的未成年人，幼兒園、學校擔任的是管理責任，不是監護責任。本案被遺留的未成年人雖然處于不在親權照顧之下，醫院也不能因此取得監護。

綜上所述，由于親權人遺留未成年人不導致親權喪失，基于有親權無監護的原則，不發生監護變更，醫院也不能取得監護。因此，對于父母不履行親權，醫院承擔的既不是臨時監護責任，也不是管理責任，而是其職業的看護責任。如果未成年病人被治愈，親權人仍然不履行親權，醫院不能放任不管或擅自轉移到其他地方，而應當報告相關職能機構，在征得同意后，將未成年人送至民政收養機構。

建立親權制度，完善違反監護的責任

(一)建立親權制度

當前，在我國現行法律中并沒有明確使用親權，有關親權的規定也只是零星散見于《民法通則》、《婚姻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因此，有學者認為，“社會主義法系多未設親權制，但有親權的實際內容。”筆-者認為，由于在大陸法系國家(包括我國)的民事立法中，親權與監護是兩個不同的法學概念，二者不宜混同使用，因而應通過立法彌補這一缺陷，適應現代家庭的需要，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親權制度無疑是適當的。通過對民法或婚姻法的修正，從親權的主體、行使親權的原則、親權的內容、親權的喪失、恢復和消滅等方面加以明確規定切實保護親權，保護未成年人。

(二)完善違反監護的責任

《民法通則》第18條第3款關于“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或侵害被監護人的合法權益，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但問題是，接下來法律并沒有規定不履行監護責任應當承擔什么樣的責任，盡管這里留有區別情況處以相應責任的意思。但是，由于規定過于籠統、空洞，在審判實務中很難操作。因此，筆-者認為，完善違反監護的責任應屬當然。但在制定相關責任時，不能脫離我國的家庭、親屬傳統，以及現行法制建設的現狀，明確在違反監護責任時應當承擔什么樣的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同時還應考慮到，涉及親屬關系不僅是一種法律關系，也是一種家庭關系，各種責任不宜劃分過細，應留有余地，給相關職能機構分工合作、多層次適用法律創造條件。

通過對該未成年保護案例的介紹和解讀，對于未成年人保護法應該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同時可以使得大家對于未成年人的權益也會有更清晰的概念，從而更好的維護未成年人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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