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形式解決了程序是什么，怎么規定的問題，就程序本身而言是首要的、基本的，程序形式之比較和分析對于程序的理解和實踐的意義毋須贅言，然而，程序形式解決的問題畢竟是形式上的、初步的，并非程序的所有內容。可以說，其背后還隱藏著更深的思考。對程序問題的討論和研究，僅從程序形式上往往不能獲得很好的效果，最明顯的例如：為什么意大利簡易程序的適用導致在量刑上減輕三分之一的刑罰?為什么被告人申請適用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迅速審判、減輕訴累，還為了獲得與罪刑不相適應的刑罰減輕?為什么美國司法官審理輕微犯罪程序中那么強調被告人的無罪答辯、有罪答辯或者不辯護也不認罪答辯的區別?為什么美國、意大利的簡易程序還設立了辯訴交易程序和依當事人的要求適用刑罰程序?等等。解答這些問題，只限于程序形式的比較和分析是不夠的，還應通過對該國整個刑事訴訟的訴訟價值、訴訟原則和制度的把握才能完成。

無論在國外，還是在我國，刑事訴訟簡易程序的設立和發展的理論命題都是基于程序公正，這是訴訟法學界一致的觀點。然而，不知是訴訟法學界的疏忽，還是有意回避，殘酷的事實是美、德、意以及其他法制發達國家的簡易程序的理論與實踐正在往這一觀點相反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當多年實踐著的程序公正這一訴訟價值或許把它們的司法推向越陷越深的程序繁瑣、訴訟成本的日益膨大、被告人權利的過分強調、犯罪指控成功率不斷降低的泥潭之時，訴訟效益這一訴訟價值隨著工業化程度的深入逐漸被司法所采納，快束審判的原則和這一原則派生的簡易程序應運而生。于是乎，這些國家的刑事司法用犧牲堅固實體法基石的罪刑法定原則、罪刑相適應原則的代價，用犧牲訴訟法保證

程序公正得以實現的無罪推定原則、任何人不得自我歸罪原則以及直接審理原則的代價，換取訴訟程序的程序簡化、訴訟成本的降低、被告人的自我歸罪、犯罪指揮有效性的增大以及迅速審判的成果。然而，訴訟效益與程序公正談何統一?

我國刑事訴訟的簡易程序則不同。無論程序形式還是程序實質，都固守著程序公正與訴訟效益兩大訴訟價值的統一，這是立法者、實踐者、理論研究者共同的認識和信念。深受輕視程序的歷史和現實之害的我國司法堅守程序公正的訴訟價值不僅體現在整部《刑事訴訟法》中，對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申請、受理、審判以及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特別是被告人的辯護權的保護等等各方面作了合理又嚴格的規定，而且體現在嚴格維護實體法上的罪刑法定原則和罪則相適應原則上。就是簡易程序設立之前，對簡易程序的設立持否定意見的學者主要考慮的問題也是簡易程序能否體現程序公正的訴訟價值。而我國簡易程序在訴訟效益價值上的充分體現，則更是不容置疑。當然，一般地講，程序越完備，則越能體現程序公正價值;程序越簡單，則越能體現訴訟效益價值。兩者很有可能成為矛盾體中的一對，因此，強調兩者的統一，不僅需要我們有堅定的認識和信念，更需要我們在簡易程序的理論和司法中適度的把握，使之和諧地統一。

由此可見，在程序形式上存在差異的美、德、意三國刑事訴訟簡易程序和我國刑事訴訟簡易程序，在程序實質上更是大相徑庭。我國簡易程序的司法實踐和今后的立法完善應當注意這個問題，對簡易程序的理論探討也應當注意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