訴訟史上最初出現的刑事審判模式為彈劾式審判模式，實行于奴隸制社會。隨著封建集權專制的形成，又出現了糾問式審判模式。現代刑事審判模式大體上分為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兩種，前者主要實行于英美法系國家，后者主要實行于大陸法系國家。兩種審判模式各有所長，長期以來，相互之間取長補短。此外，還出現了兼采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審判模式優(yōu)點的混合式審判模式。

一、當事人主義審判模式

當事人主義審判模式，又稱對抗制審判模式、抗辯式審判模式，是指法官(陪審團)居于中-立且被動的裁判者地位，法庭審判的進行由控方的舉證和辯方的反駁共同推動和控制的一種審判模式。當事人的積極性和法官的消極性是當事人主義審判模式最重要的特征。與職權主義相比，當事人主義審判模式有三個基本特征：

1.法官消極中-立。法官對于案件事實的調查持消極態(tài)度，即不主動查明案件事實。其態(tài)度的消極和地位的中-立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開庭審理前不接觸證據，起訴方起訴時不移送卷宗材料，以免法官形成預斷;二是法官不主動出示證據、詢問證人、調查事實，尤其不參與證據的收集。法官的作用主要是主持審判的進行，司掌控辯雙方舉證、質證和辯論的規(guī)則。同時，根據雙方提出的證據和辯論對案件事實作出判斷，并作出裁決。法官的消極性和中-立性，增強了審判程序的形式公正性。

2.控辯雙方積極主動和平等對抗。控辯雙方當事人積極主動地舉證、質證并相互辯論，目的在于使法官(陪審團)形成有利于己方的判斷。當事人之間的平等對抗得到了充分實現，表現為控方提出指控后，辯方享有充分反駁的權利;控辯雙方都有權收集、提供證據，以證明自己的主張，反駁對方的主張;任何一方提供的證人都必須接受“交叉詢問”，即舉證方對證人進行主詢問后，由另一方進行反詢問;雙方都有權當庭反駁對方提出的任何一項事實主張;圍繞案件事實和法律適用問題，雙方可以進行針鋒相對的辯論。控辯雙方的積極主動和平等對抗，使審判程序充滿了“訴訟競賽”的氣氛。

3.控辯雙方共同控制法庭審理的進程。盡管法官主持審判，但控辯雙方控制法庭審理的進程。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事實和證據的調查范圍、方式取決于控辯雙方，只要不違反規(guī)則，法官不能主動干預。二是基本上實行辯訴交易，控辯雙方可在庭前進行交易。達成協(xié)議后，法官通常會尊重雙方的選擇，開庭時只要查明被告人認罪是在自愿、明知法律后果的情況下作出的，一般就不再進行事實和證據的調查，而逕行宣告判決。

二、職權主義審判模式

職權主義審判模式，又稱“審問式”審判模式，是指法官在審判程序中居于主導和控制地位，而限制控辯雙方積極性的審判模式。與當事人主義審判模式不同，法官的中心地位和在事實和證據調查中的積極作用，是職權主義審判模式的主要特點。職權主義審判模式也有三個基本特征：

1.法官居于中心地位，主導法庭審理的進行。法官不僅僅是一個仲裁者，而且是一個積極的事實調查者。為了查明案件事實，法官有權而且有責任積極地行使調查權和審判決策、指揮權。法官的中心地位和主導作用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公訴機關向法院提起訴訟時向法院隨案移送案件的卷宗材料，以便法官開庭前對案件事實有初步的了解和制定庭審計劃;二是可以主動收集證據，主動審問被告人，詢問證人、鑒定人，主動出示并核實證據;三是案件的審理范圍、審理方式、證人出庭、進程安排等均由法官決定。

2.控辯雙方的積極性受到抑制，處于消極被動的地位。檢察機關將案卷材料和證據移送給法院以后，檢察官出庭支持公訴只是當庭陳述公訴主張而已，并不需要主動向辯方出擊。控辯雙方需要向訴訟參與人發(fā)問或出示某項證據，必須在法官訊問和示證結束之后，而且要先征得法官的同意。在整個事實與證據調查過程中，控辯雙方都處在被動、輔助、補充的地位。

3.法官完全掌握程序控制權。盡管也重視并保障檢察官和辯護人、被告人對法庭審理程序的參與權，但只是參與法官的調查程序而已，作為參與者的被動角色決定了他們并不分享程序的控制權。在審判程序中，控辯雙方不僅要遵守法律規(guī)則，也要服從法官的安排和指揮。庭審通常按法官事先制定的計劃進行，而法官如果認為有必要，則又可臨時改變事先確定的案件事實和證據的調查范圍。而控方或辯方試圖調取新的證據、提供新的證人出庭或重新勘驗、鑒定等，都只能向法官提出申請，法官有權依法拒絕申請。

三、混合式審判模式

當事人主義實行控辯雙方當事人主導推進庭審進程之制，賦予被告人與檢控方進行平等對抗的權利，具有鮮明的訴訟民主與程序公正的特點。但是，法官的過分消極被動和控辯雙方對審判程序的控制權，又易造成審判效率和發(fā)現案件實體真實方面效率的降低，而且訴訟成本高昂。職權主義庭審模式因強調庭審法官的職權作用從而突出了國家的審判職能，固然有利于提高訴訟效率以及發(fā)現事實真相，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檢控方與辯護方參與訴訟的積極性，程序的正義性略顯不足。正是由于這兩種審判模式都有優(yōu)點和缺點，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出現了互相借鑒吸收的改革趨勢。英美法系國家開始強化法官對審判程序的控制作用，不再完全放任控辯雙方對審判程序的主導;大陸法系國家則通過立法加強了訴訟程序中被告人的人權保障，允許庭審中控辯雙方的交叉詢問等。如今，純粹的當事人主義審判模式或純粹的職權主義審判模式已經不復存在。

一方面，由于一國的審判模式受其歷史傳統(tǒng)和法律文化的影響很大，因而盡管兩種審判模式互相學習借鑒，取長補短，但當事人審判模式和職權主義審判模式依然保持了自己最主要的程序特征。另一方面，世界范圍內出現了一種混合式審判模式。這種審判模式是指吸收當事人主義審判模式和職權主義審判模式的長處，使兩種審判模式融合的一種審判模式。即使在這樣一種混合的審判模式中，還是可以看出其中更多地體現了當事人主義審判模式或職權主義審判模式的一些程序特征。

采用混合式審判模式的國家以日本和意大利為代表。日本明治維新以后的刑事訴訟法受法國和德國刑事訴訟法的影響較大，審判模式屬職權主義。“二戰(zhàn)”后，日本法制受到美國法律制度的影響。從1948年重新制定刑事訴訟法開始至20世紀50年代末，日本的刑事審判模式完成了從以職權主義為主到以當事人主義為主的轉型，但又與美國刑事審判模式不完全相同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被告人享有沉默權，實行起訴狀一本主義，法官在庭審前不得接觸控方除起訴狀以外的案卷證據，證據由控辯雙方當庭提出，證人主要由雙方傳喚和當庭詢問，法庭調查實行交叉詢問程序，這些都是當事人審判模式的內容。但與英美法系不同的是，法官仍然主導審判程序并在事實與證據調查中起著積極的作用。為廠查明事實真相，法官可以依職權自行擴大證據調查范圍，主動調查并提出證據，有權主動詢問證人、鑒定人，有權對控辯雙方提出的調查證據的請求進行審查并有權不予準許。此外，日本也沒有實行由陪審團裁決事實的制度。

歷史上，意大利的刑事訴訟法屬職權主義模式，尤其是納粹政權時期制定的1930年《刑事訴訟法》將國家職權主義推向極致。法官完全控制審判程序，被告人訴訟權利有限而且流于形式。“二戰(zhàn)”后意大利的刑事司法制度不斷改革，特別是于1988年修改刑事訴訟法，大量吸收英美法系當事人主義審判模式的內容，比如規(guī)定了控辯雙方對證人、鑒定人實行交叉詢問的程序;賦予被告人沉默權，規(guī)定如果被告人放棄沉默權便可以作為證人接受控辯雙方的交叉詢問;放棄了原有的卷宗移送主義，而采取有限的訴訟資料移送制度;等等。意大利的刑事審判模式依然保留著職權主義的一些重要特征，突出表現在法官在證據和事實調查中仍然處于主動的地位。例如，庭審過程中，法官可以駁回當事人提出的要求進行證據調查的申請;在控辯雙方主導的交叉詢問中可以向當事人提出新的問題;可以向證人、鑒定人發(fā)問;可以依當事人的申請或依職權決定將某一專門性問題提交鑒定;在法庭調查結束后，如果認為有必要，法官還可以決定調取新的證據材料。可見，意大利的刑事審判模式中雖然增加了當事人主義審判模式的許多重要內容，但法官并沒有成為一個消極的仲裁者，而依然是一個積極地調查事實和證據并主導審判的程序控制者。

當然，日本、意大利等國的混合式審判模式也并非完美無缺，事實上，也都存在一些問題，也都在進一步改革之中。

四、我國刑事審判模式

我國1979年刑事訴訟法確立的刑事審判模式體現出超職權主義的特點。這一方面是因為封建社會2000年一直實行糾問式訴訟模式，司法程序缺乏民主性和當事人缺乏主體地位已成傳統(tǒng);另一方面是因為新中國的刑事訴訟制度直接參照了前蘇聯(lián)的模式，基本上以前蘇聯(lián)的模式構建了我國的刑事審判制度，而前蘇聯(lián)的審判模式則與職權主義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

1979年刑事訴訟法確立的超職權主義審判模式具有以下四個特點：

1.庭前審查為實體性審查。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時，全案移送案卷和證據。負責案件審判的法官不僅閱卷，還要預先訊問被告人，詢問證人、鑒定人，而且必要時進行勘驗、檢查、搜查、扣押等一系列補充收集證據、審查核實證據的活動。

2.法官完全主導和控制審判程序，審判程序以法官積極主動的證據調查為中心。法庭調查以法官詢問被告人、詢問證人、被害人和出示證據、宣讀作為證據的文書為主。在法庭審判過程中，合議庭認為案件證據不充分，或者發(fā)現新的事實，可以退回人民檢察院補充偵查，也可以自行調查。

3.被告人訴訟地位弱化，辯護權受到抑制。被告人實際上成為法官的審問對象，負有回答法官提問、配合法庭查明案件事實真相的義務，辯護權難以發(fā)揮作用。

4.法官協(xié)助檢察官行使控訴職能。由于法官積極履行查明案件事實并提供相應證據的職責，特別是由于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了開庭的前提是法官認為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因此，一旦決定開庭審判，法官便更多地充當了第二公訴人的角色，事實上履行著控訴犯罪、證實犯罪的職能。法官與檢察官實質上站在同一方共同對付被告人和辯護人。

傳統(tǒng)的超職權主義審判模式存在著嚴重的害。1996年修正的刑事訴訟法對審判模式進行了重大改革，主要是吸收了英美法系當事人主義的對抗性因素，并適當保留了職權主義的某些特征。我國刑事審判模式的當事人主義改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庭前審查由實體性審查改為程序性審查，開庭前檢察機關不再向法院移送全部案卷證據材料，而只移送有明確指控犯罪事實的起訴書、證據目錄、證人名單以及主要證據復印件或照片。只要符合程序要件，法官必須開始審判程序。

2.強化了控方的舉證責任和辯方的辯護職能，弱化了法官的調查功能。控辯雙方的證據都必須當庭由自己向法庭出示，而不再由法官出示;證人由控辯雙方進行交叉詢問，然后法官才可以詢問;法官在法庭上不再主動調查事實和證據，將由法官對被告人的審問作為庭審調查的開始改為由公訴人開始對被告人進行訊問;除非為了核實證據的必要和辯護方提出了理由正當的證據調查申請，法官一般不再主動收集證據;法官也不再對查明案件事實負實質性的責任，如果庭審后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法官只能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而不能將案件退回補充偵查或主動收集補充新的證據。

3.擴大了辯護方的權利范圍，強化了庭審的對抗性。表現在辯護方有權收集和當庭提出證據，控辯雙方可以在法庭調查階段就進行辯論，控辯雙方的積極活動對審判程序和裁判結果的影響有所增強。

上述改革使我國刑事審判模式具有當事人主義的特征，學界一般稱其為“控辯式”。但是，這些改革還只是初步的，只是弱化了超職權主義而已，職權主義色彩仍然相當嚴重，平等對抗機制還沒有完全形成。因此，刑事審判程序和審判方式的改革還須繼續(xù)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