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佛中法民二終字第951號
上訴人(原審被告)華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住所地佛山市季華五路廣發(fā)大廈十八樓。
負責人何漢昌,總經理。
委托代理人王苗、張永東,均是華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廣州分公司工作人員。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羅永超,男,漢族,1981年1月5日出生,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區(qū)樵山旅游度假區(qū)崇南三多羅家村北七巷7號。
委托代理人黃葉明、寧家文,均是廣東金騰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華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以下簡稱華安公司)為與被上訴人羅永超因保險合同糾紛一案,不服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qū)人民法院(2004)佛禪法民二初字第470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于2004年10月20日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于同年11月17日公開進行了法庭調查。上訴人華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張永東,被上訴人羅永超的委托代理人寧家文到庭參加了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本院經審理查明:2003年9月23日,羅永超通過佛山市舊機動車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94000元的價格向溫衛(wèi)燕購買其所有的金杯 SY6480A1B/ME小客車[發(fā)動機號為659244,底盤號(即車架號)為060910],該車的原車牌號為粵E?38729.羅永超于2003年 11月7日將該車從佛山轉入南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隊車輛管理所登記,車牌號變更為粵Y?J3422.
2003年11月11日羅永超為該車向華安公司投保,交納了保險費1806.45元。2003年11月12日華安公司出具了保單號碼為 83010310120030000572的機動車輛保險單(正本),確認為該車承保,保險車輛的基本情況:車輛號牌為粵E?38729,發(fā)動機號為 659244,車架號為060910,廠牌金杯,型號為6480A1B/ME,初次登記日期2002年10月1日,車輛類型為六至九座客車等;保險的險種為車輛損失險、第三者責任險、駕駛員座位責任險、擋風玻璃單獨爆裂險、全車盜搶險等,保險期限自2003年11月12日零時至2004年11月11日二十四時止,本保險單執(zhí)行經保監(jiān)會批復的編號為A0706Z04000C021213-1000的華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公務車保險條款。2003年11月 13日,華安公司出具批單號為83010310220030000598的機動車輛保險批單(正本),同意上述保險單下的車牌號碼自2003年11月13 日起更改為粵Y?J3422,除本條款外,本保險單所載其他條件不變。
2003年11月13日上午8時,羅永超因其車輛被盜而向佛山市禪城區(qū)公安局南莊派出所報案,稱其于2003年11月12日晚上9點30分把車停在南莊南洋電器門口,2003年11月13日早上8點開門發(fā)現車輛不見了。
2004年2月16日,羅永超向華安公司要求理賠,提供了保險單正本、批單正本、購車發(fā)票、車輛鑰匙、行駛證、停車證明、身份證復印件、駕駛證復印件、出險通知書、立案查詢表、尋車啟事、養(yǎng)路費報停、車船稅報停、刑偵立案表、結案證明、現場照片等材料。
案經原審法院審理認為:羅永超為自己所有的粵Y?J3422汽車向華安公司要求投保并依約繳納了保險費,華安公司同意承保并簽發(fā)了《機動車輛保險單》,雙方的機動車輛保險合同已經成立生效,雙方應按照保險單及保險條款的規(guī)定履行各自的義務。《機動車保險單》簽發(fā)的時間與羅永超車輛丟失時間僅相隔一天,雖然有其偶然性,但華安公司理應通過合法途徑去證明自己的觀點,而不應以猜測羅永超“騙保”為由不向羅永超進行理賠。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證據的若干規(guī)定》第二條之規(guī)定,華安公司應承擔舉證不能的后果。華安公司無依約向羅永超進行理賠,應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
車輛折舊率問題,羅永超認為該折舊率僅是針對車輛損失險所作的規(guī)定,但縱觀保險合同第三章第二節(jié)第二條全車盜搶險之內容,羅永超與華安公司爭議的車輛折舊率就規(guī)定在該條第5款理賠處理當中。根據合同上下文解釋與文體編排的標準,全車盜搶險的確對車輛折舊率作出了較明確的規(guī)定,故羅永超認為車輛折舊率是針對車輛損失險的意見法院不予采納;華安公司認為車輛折舊率的計算應按車輛(新車)購買的時間起算的意見,由于羅永超是對二手車輛投保,該車從原車主購得時的交易價格為94000元,而保單明確全車盜搶險的保險金額為87500元,可見羅永超已對車輛價值(以購得二手車時的價格)進行折舊才予投保,故車輛折舊率應自車輛向保險人投保的時間起算,對華安公司要求按購買新車的時間起算車輛折舊率的意見法院不予采納。羅永超車輛出險時間與華安公司簽發(fā)保單時間僅相隔一天,若依保險合同“…不足一年按一年折扣…”之規(guī)定對車輛進行折舊理賠,顯失公平。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四條體現之公平原則,該車輛折舊率不應計算在內。
關于車輛鑰匙滅失免賠率問題。保險合同第三章第二節(jié)第二條第5款第(一)項、第(3)項“…無論對于新車或舊車,未能提供車鑰匙的在第(1)項的基礎上增加5%的免賠率”之規(guī)定,合同并未對投保人在出險后向保險人提供車輛鑰匙的數量明確約定。在羅永超提供的證據二中反映了羅永超已將一條車輛鑰匙提供給華安公司,華安公司對此也予以確認。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十一條之規(guī)定,在對格式條款存在兩種以上解釋的情況下,應當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故法院對華安公司要求計算車輛鑰匙的免賠率的答辯意見不予采納。
關于非車庫出險免賠率問題。華安公司認為停車場與車庫是有經營資質的,且應有保安看守,羅永超車輛在店鋪門口被盜,就應該計算該免賠率。據保險合同第三章第二節(jié)第二條第5款第(一)項第(2)項“在非停車場、非車庫或毫無防范措施的情況下被盜,在第(1)項的基礎上增加5%的免賠率”之規(guī)定,停車場、車庫與防范措施三者間是選擇性關系,即只有完全不具備這三種條件的情況下,保險人方可計算該類免賠率。且保險合同并無對停車場與車庫作規(guī)范的定義,故只能從日常生活經驗理解。羅永超在交警部門允許停放車輛的場所進行停放,并對車輛上防盜鎖,已符合一個正常人對其財產應盡之注意義務。故法院對華安公司要求計算非車庫免賠率之要求不予支持。
由于羅永超認可華安公司要求計算車輛憑證滅失免賠率的要求,故華安公司就羅永超無法提供車輛購置附加費而增加2.5%的免賠率的請求,法院依法予以采納。
綜上,依華安公司簽發(fā)保險單之內容,全車盜搶險理賠金87500元在計算絕對免賠率30%及無法提供車輛購置附加費而增加2.5%的免賠率后,華安公司應理賠的全車盜搶險保險金應為59062.50元。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guī)定》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十一條、第一百一十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二十四條的規(guī)定,判決如下:華安公司在判決生效之日起五日內支付保險金59062.50元及逾期支付違約金(按華安公司應支付之保險金59062.5元計算,自2004年4月7日始以日萬分之二點一計至實際付清之日止)予羅永超。本案受理費2348元,由華安公司承擔。
上訴人華安公司不服原審判決,向本院上訴稱:原判認定“原告羅永超為自己所有的粵Y?J3422汽車向被告要求投保并依約繳納了保險費,被告同意承保并簽發(fā)了《機動車輛保險單》,雙方的機動車輛保險合同已經成立生效,雙方應按照保險單及保險條款的規(guī)定履行各自的義務”錯誤。
1、2003年11月11日,羅永超將車牌號碼粵E?38729金杯車向華安公司投保車輛損失險、第三者責任險、全車盜搶險等。保險期限自2003年11 月12至2004年11月11日。華安公司簽發(fā)保單第二天即11月13日,羅永超到華安公司稱因車牌號變更,申請將保單下的車牌粵E?38729變更為粵 Y?J3422,其他條件不變。保險單批改當天,羅永超到華安公司報案稱“粵Y?J3422車被盜”并提供行駛證。華安公司此時才發(fā)現粵Y?J3422車行駛證登記日是2003年11月7日,而不是保險單批改之日。也就是說,投保人羅永超簽訂保險合同時車輛的車牌號是粵Y?J3422,而不是粵 E?38729.可見,羅永超將該車投保時,故意隱瞞事實,不履行如實告知義務。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十七條第三款之規(guī)定,華安公司拒賠合法。
2、羅永超提供的報警回執(zhí)證實,“羅永超于2003年11月13日8時到我單位報案”,而羅永超到華安公司申請變更車牌號的時間也是2003年11月13 日。可見,羅永超到華安公司申請將保險合同被保險車輛的車牌號變更為粵Y?J3422之前,該車輛已被盜。由于粵Y?J3422車在2003年11月13 日8時之前被盜,已不復存在。因此,此時羅永超對粵Y?J3422已不具有保險利益。故,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十二條第二款之規(guī)定,該保險合同無效。
綜上所述,原審判決認定事實錯誤,適用法律不當,請求判令:1、撤銷原審判決,駁回羅永超的訴訟請求;2、一、二審訴訟費用由羅永超承擔。
上訴人華安公司在二審期間沒有提供新證據。
被上訴人羅永超答辯稱:
一、華安公司在上訴狀中提出的上訴理由是:羅永超投保的車輛牌號是粵E?38729而不是粵Y?J3422,羅永超對粵Y?J3422車不具有保險利益,保險合同無效。華安公司的上訴理由顯然是不能成立的。理由如下:
1、粵E?38729與粵Y?J3422是同一車輛,華安公司對投保車輛正在更換牌照的事實是清楚的。羅永超購買的是二手車,原車牌號為粵 E?38729,就是因為車輛要更換車牌,要重新上牌,羅永超才向華安公司投保的。2003年11月11日羅永超繳納保險費及簽訂保險合同時,投保車輛尚未固封上牌。因此,華安公司出具保單時仍使用原來的車牌號,但保單中已明確注明投保車輛的發(fā)動機號、車架號、型號等車輛固有的特征。而車輛的車牌從粵 E?38729變更為粵Y?J3422是通過車輛管理部門通過合法程序依法變更的。華安公司辨稱不知情況純屬無稽之談,華安公司在羅永超投保時已對車輛拍照,核對車架號、發(fā)動機號等一系列車輛的固有特征,車輛拍照時車輛也是沒有上鐵牌的。華安公司作為專業(yè)的保險公司,保險公司及保單均由華安公司單方出具的,而車輛的法律狀態(tài)華安公司是一清二楚的,保險合同和保單應是完全由華安公司單方決定的。因此,華安公司對投保車輛正在更換鐵牌的事實是一清二楚的,羅永超絲毫沒有隱瞞事實的情況存在。
2、羅永超投保的財產是車輛,而不是車牌號,因此,無論車牌號是粵E?38729還是粵Y?J3422,羅永超均對投保的財產具有保險利益,保險合同當然有效。投保財產發(fā)生滅失,屬華安公司承保的范圍,華安公司應依約承擔理賠責任。
綜上所述,羅永超并無隱瞞事實的情況。粵E?38729和粵Y?J3422是同一車輛,是車管部門按法定程序依法變更的。羅永超對投保的財產具有保險利益,羅永超與華安公司之間的保險合同關系合法有效,應受法律保護。投保車輛被盜,屬華安公司承保的范圍,華安公司應依約承擔理賠責任。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懇請二審法院查明事實,依法駁回華安公司的上訴請求,維持原判。
被上訴人羅永超在二審期間沒有提供新證據。
本院認為:雙方當事人對羅永超與華安公司就出險車輛建立了保險合同關系及被保險車輛已被盜的事實均沒有異議。本案爭議的關鍵是羅永超對被保險的車輛是否享有保險利益、雙方所成立的保險合同是否有效、羅永超要求華安公司理賠的訴訟請求應否得到支持。
2003年11月11日羅永超為其所有的小客車(原車輛號牌為粵E?38729,后轉登記為粵Y?J3422)向華安公司投保,華安公司于2003年11 月12日向羅永超出具機動車輛保險單正本,雙方建立了保險合同關系。華安公司未能舉證在成立保險合同關系時,羅永超已喪失對被保險車輛的實際占有,對該車不享有保險利益,則保險合同關系自華安公司出具保險單時依法成立。依法成立的保險合同合法有效,對雙方當事人均具有約束力。華安公司以其同意保險單下的車牌號碼自2003年11月13日起更改為粵Y?J3422時小客車已被盜,羅永超對該車不再享有保險利益,保險合同無效為由拒賠。但是車輛號牌的變更只是被保險車輛的一個具體的表面特征的改變,該保險條款的變更并不是成立新的保險合同關系,雙方之間的保險合同關系仍始于2003年11月12日零時。被保險車輛于2003年11月12日晚上至2003年11月13日早上8點之間出險,是發(fā)生在華安公司的保險期限范圍內的,保險公司依法應承擔相應的保險責任。華安公司以羅永超對被保險車輛不享有保險利益為由拒絕理賠,依據不足。
被保險的小客車于2003年11月7日轉入南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隊車輛管理所登記時,車牌號改為粵Y?J3422,在此之前,該車的車牌號為粵 E?38729.2003年11月11日羅永超仍使用粵E?38729的車牌號為其購買的小客車向華安公司投保。華安公司出具的保險單中除了記載車輛號牌這一特征外,還記載了諸如發(fā)動機號、車架號等車輛的其他固有特征,因此華安公司承保的是羅永超所有的小客車,而不是E?38729或Y?J3422中的某一個車輛號。車輛號牌的變更是由于該車從佛山轉入到南海登記造成的,不論粵E?38729,還是Y?J3422,最終所指向的都是同一輛車,均真實地記載了該車的一個表面特征,故該車輛號牌對雙方所成立的保險合同關系不構成影響。華安公司以羅永超投保時不履行如實告知義務拒賠,依據不足。
綜上所述,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處理結果恰當,本院依法予以維持。華安公司上訴請求,理據不足,本院予以駁回。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guī)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2348元由華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承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黃 烈 生
代理審判員 周 珊
代理審判員 李 蔚 婕
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書 記 員 鐘 煥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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