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005） 佛中法民一終字第337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反訴被告）周重江，男，1956年9月20日出生，漢族，住佛山市順德區大良街道辦事處錦龍大道錦繡新村15號402房。

　　上訴人（原審原告、反訴被告）梁卓[，男，1971年9月3日出生，漢族，住佛山市順德區大良街道辦事處文秀區仁壽里4巷20號。

　　上述兩上訴人的委托代理人唐飚、陳耕，均系廣東華順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反訴原告）梁國和，男，1965年6月29日出生，漢族，住佛山市順德區勒流鎮西華村西城二巷10號。

　　委托代理人吳德恭，廣東杰盛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周重江因與被上訴人梁卓[合伙協議糾紛一案，不服佛山市順德區人民法院（2004）順法民一初字第03926號判決，依法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法院認定：自2001年起，梁國和與周重江、梁卓[合伙開辦開酒器廠。合伙時，梁國和與周重江、梁卓[沒有簽訂書面合伙協議，但口頭約定梁國和單獨作為一方合伙人，周重江、梁卓[共同作為另一方合伙人，由梁國和提供全部的資金，周重江、梁卓[只提供技術性勞務，雙方各占盈余利潤的5 0％、各承擔虧損額的5 0％，周重江全面負責該廠經營管理的工作、梁卓[負責部分采購工作并協助周重江管理該廠，梁國和全面負責銷售、回收貨款的工作并負責部分采購工作。開酒器廠在經營期間未經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核準登記，沒有起字號，沒有開立銀行賬戶，沒有設立財務賬簿。2004年2月，周重江、梁卓[向梁國和提出退伙。經梁國和與周重江、梁卓[初步統計，并于2004年2月20日簽訂《股東合作解除協議》1份，約定終止梁國和與周重江、梁卓[之間的合伙關系，由梁國和分三期支付合伙期間周重江、梁卓[應得的利潤款1240904元，首期在2004年2月23日支付410000元；第二期在2004年4月23日前支付 410000元；第三期在2004年6月23日前支付420904元，終止合伙關系后，開酒器廠的一切債權債務均由粱國和承接，與周重江、梁卓[無關，該廠的所有物業、物品屬梁國和所有。上述協議簽訂之后，粱國和于2004年3月1日、同年5月20日先后三次共向周重江、梁卓[支付510000元，但剩余 730904元一直沒有支付給周重江、梁卓[.2004年7月23日，原告周重江、梁卓[與梁國和簽訂了《股東合作解除協議（補充協議）》一份，雙方一致確認在2004年9月15日前計清《股東合作解除協議》未提及的預支、預付款，并約定梁國和應在2004年9月15日前將雙方合作時周重江、梁卓[應得的利潤給周重江、梁卓[（但梁國和與周重江、梁卓[雙方應計清雙方在合作期間的一切預支、預收款），到尾計算好余額后梁國和在2004年8月10日前先付余額50%，2004年9月5日前將50%余額一次性付清。之后，梁國和與周重江、梁卓[就預支、預收款的計算問題未能達成一致處理意見，因此梁國和亦未向周重江、梁卓[支付利潤款（即終止合伙協議轉讓費）730904元。另查明：在梁國和與周重江、梁卓[合伙經營開酒器廠期間，梁國和先后通過現金支付、現金存入周重江及梁卓[銀行賬戶、將梁國和銀行賬戶存款轉帳給周重江及梁卓[銀行賬戶、由梁卓[從梁國和銀行賬戶取款等方式，向周重江、梁卓[預支82筆款項，合共5030057.50元，周重江、梁卓[在收到上述款項后將2824095.80元用于開酒器廠的經營開支，但有2205961.70元沒有用于開酒器廠的經營開支，在梁國和與周重江、梁卓[簽訂《股東合作解除協議》時，梁國和與周重江、梁卓[并未對該款進行計算，至今周重江、梁卓[仍未返還該款給梁國和。

　　原審法院認為：周重江、梁卓[與梁國和簽訂的《股東合作解除協議》及《股東合作解除協議（補充協議）》均是雙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礎上簽訂的，意思表示真實，合法有效，受法律保護。上述協議屬終止合伙協議。一、本訴：根據上述協議所確定的權利義務，梁國和尚欠周重江、梁卓[應得的利潤款730904元（即終止合伙協議轉讓費）未付，但該款的付款前提條件是“雙方應計清雙方在合作期間的一切預支、預收款”。周重江、梁卓[以合伙期間的債權債務已清理完畢為由拒絕計算梁國和預支的有關款項，致使梁國和支付轉讓費730904元給周重江、梁卓[的條件尚未成就，因此梁國和有權以付款條件未成就進行抗辯，梁國和尚未支付該款給周重江、梁卓[的行為不構成違約。二、反訴：因周重江、梁卓[與梁國和在《股東合作解除協議（補充協議）》中明確約定雙方應計清雙方在合作期間的一切預支、預收款，是梁國和支付周重江、梁卓[在本訴中主張的轉讓費730904元的前提條件，且約定計算出兩者的余額及余額的支付方式，而梁國和已明確其在反訴中所主張的款項性質為預支款，故本案的反訴請求與本訴請求基于《股東合作解除協議（補充協議）》確定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而具有牽連。周重江、梁卓[主張梁國和在本案中提起反訴不符合反訴的條件，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梁國和在反訴中提供的證據5、6可以證明梁國和向周重江、梁卓[預支 2824095.80元的事實。對于周重江、梁卓[在反訴答辯中稱他們在合伙經營開酒器廠期間經手支出的各種費用為180多萬元，以及在梁國和在反訴中提供證據5、6后，又稱他們經手開支的費用超過180多萬元，從他們所收取梁國和預支的款項中扣減利潤1930000元后的余款，屬于他們在合伙經營開酒器廠期間實際開支的款項的抗辯主張，梁國和予以否認，但周重江、梁卓[未能提供證據證明其曾與梁國和進行合伙利潤分配的事實，且周重江、梁卓[的陳述亦前后有矛盾，可信性較低，因此本院對周重江、梁卓[提出的該項抗辯主張不予支持。而梁國和主張周重江、梁卓[將該款用于合伙經營開酒器廠的開支，可信性較高，本院予以支持。梁國和在訴訟中對雙方終止合伙關系時已對開酒器廠的債權債務進行清理的陳述，是基于其主張該款與合伙經營無關而作出的，梁國和自始至終并未表示該款已進行清理，并且從《股東合作解除協議（補充協議）》的內容，亦能反映出雙方在合伙期間有預支款的存在且終止合伙關系時尚未計清，故周重江、梁卓[認為包括該款在內的合伙體債權債務已全部結清，周重江、梁卓[在客觀上沒有拖欠合伙體預支（付）款的抗辯意見，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梁國和在反訴中提供的證據1可以證明梁國和向周重江、梁卓[預支2205961.70元的事實。從各合伙人的出資、執行合伙事務的分工、合伙體的經營運作、財務管理、部分預支款證據記載的事項等情況綜合分析，梁國和將該款預支給周重江、梁卓[的行為，應視為梁國和向合伙體出資，在出資后，該款屬合伙人統一管理和使用的財產。梁國和主張該款屬于其個人財產，與合伙經營無關，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周重江、梁卓[主張該款已經用于合伙經營開酒器廠的開支，但其在本院限定的舉證期限內未能提供證據證明該主張，故本院對周重江、梁卓[提出的該項主張不予支持。綜上所述，在本訴中，梁國和應負向周重江、梁卓[支付轉讓費 730904元的責任。周重江、梁卓[要求梁國和支付轉讓費730904元的訴訟請求合法，本院予以支持。因梁國和在本訴中不構成違約，故周重江、梁卓[要求梁國和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訴訟請求，不具備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在反訴中，因周重江、梁卓[在雙方終止合伙關系時沒有將未用于合伙經營開支的預支款2205961.70元返還給合伙體，故周重江、梁卓[應將該款返還給合伙體的債權、債務承繼人梁國和。周重江、梁卓[的反訴抗辯意見，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梁國和反訴請求周重江、梁卓[返還預支款2205961.70元的訴訟請求合法，本院予以支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第一百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一百零八條的規定，判決如下：一、被告（反訴原告）梁國和應向原告（反訴被告）周重江、梁卓[支付轉讓費730904元。二、原告（反訴被告）周重江、梁卓[應向被告（反訴原告）梁國和返還預支款2205961.70元。三、本判決第一項與第二項確定的款項相抵銷，原告（反訴被告）周重江、梁卓[實際應向被告（反訴原告）梁國和返還預支款1475057.70元，該款限于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起10日內支付完畢。四、駁回原告（反訴被告）周重江、梁卓[的其他訴訟請求。本案本訴受理費12510元，由被告（反訴原告）梁國和負擔[該款已由原告（反訴被告）周重江、梁卓[預交]，反訴受理費21040元，由原告（反訴被告）周重江、梁卓[負擔[該款已由被告（反訴原告）梁國和預交]，上述兩款相抵減，原告（反訴被告）周重江、梁卓[應在支付上述欠款時一并向被告（反訴原告）梁國和給付受理費8530元，本院不再作收退。

　　上訴人不服上述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稱：原判認定事實錯誤：第一，原判認定合伙人終止合伙時，上訴人欠合伙體債務的事實是錯誤的。其一，原判將周重江、梁卓[向梁國和預支的2824095.80元款項之事實，認定為是周重江、梁卓[與合伙體間的一種債權債務關系，且該筆債權債務在雙方終止合伙時并未清理， “故周重江、梁卓[認為包括該款在內的合伙體債權債務已全部結清，周重江、梁卓[在客觀上沒有拖欠合伙體預支（付）款的抗辯意見，理由不成立”?？墒?，原判又認定該款項“梁國和主張周重江、梁卓[將該款用于合伙經營開酒器廠的開支，可信度較高，本院予以支持?！睋?，原判決對上訴人預支這筆款項，基于采信梁國和的主張而予以抵消，從而使上訴人欠合伙體債務2824095.80元，因抵銷而歸于消滅。從原判的上述事實認定不難看出，原判認定事實的邏輯非?；靵y。原判對上訴人預支款項2824095.80元的性質，認定系合伙體財產是正確的，當作為合伙人的上訴人以一種預支方式（合伙人之間對合伙財產的一種管理方式），將合伙財產用于合伙經營開支時，這時上訴人使用合伙財產完全是在行使合伙事務，不可能形成上訴人與合伙體間的債權債務關系。被上訴人尚且確認該款項是上訴人向其預支用于合伙經營開支，而非是上訴人預支用于與合伙經營無關的個人開支。所以，上訴人預支該款項不可能構成上訴人與合伙體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原判認定該款項是上訴人對合伙體所負的債務（不論是否已經抵銷），顯然是錯誤的。其二，原判將上訴人周重江、梁卓[向梁國和預支的 2205961.70元之事實，認定為是周重江、梁卓[與合伙體間的一種債權債務關系，也是錯誤的。與上述“其一”相同，上訴人預支的 2205961.70元款項，其性質也是屬于合伙財產，上訴人在合伙期間已將這筆合伙財產用于合伙開支。上訴人（合伙人）將合伙財產用于合伙開支，不可能構成上訴人（合伙人）與合伙體的債權債務關系。原判認為上訴人沒有證據證明該款項是用于合伙經營開支，其實并非上訴人沒有證據，而是原判對上訴人在一審提供的證據存在主觀上的錯誤判斷。上訴人在一審期間針對被上訴人反訴所提供的第1、2、3、4、5號和第7、8號證據，用以證明上訴人預支的款項已用于合伙經營開支，因這些證據中的付款憑證均為復印件而被被上訴人予以否認，原判不予認定。這是原判對各合伙人執行合伙事務的分工、合伙體的經營運作和財務管理等事實沒有正確的認識，導致對上訴人提供的證據產生錯誤判斷。從已查明的各合伙人執行合伙事務的分工來看，被上訴人梁國和負責銷售、回收貨款和財物管理，這使得合伙體的經營收入全部掌握在梁國和的手中。上訴人用于經營所必要的開支，全部以預支的方式從梁國和手中撥付，然后由上訴人將合伙經營支出票據憑證交回梁國和充（抵）帳，以抵銷上訴人先前從梁國和手中預支的款額。因而，用于合伙經營開支的原始票據，全部由梁國和保存，上訴人不可能另有一套原始支出票據。梁國和故意將這些原始票據隱匿不向法院提交，否認上訴人提交的合伙經營開支票據復印件所證明事實的客觀真實性，其意圖損害上訴人經濟利益之目的顯而易見。而原判主觀地將上訴人提交的證據（復印件）簡單歸為無效證據，而對上訴人的主張不予支持。這無疑是不尊重客觀事實的錯誤認定，因而，必然產生錯誤判決?？傊显V人在雙方簽訂《股東合作解除協議》終止合伙時，并不存在欠合伙體債務的事實，這既有協議的證實；而梁國和在一審庭審時，也多次有“雙方終止合伙關系時已對開酒器廠的債權債務進行清理的陳述”加以證實?？梢姡p方已經一致確認合伙體與合伙人之間沒有債權債務，原判仍然認定上訴人對合伙體負有債務，且應當向合伙體的債權、債務承繼人梁國和清償，這是當然的錯誤判決。第二，原判認定上訴人向梁國和預支的2205961.70元之事實，認定為是梁國和向合伙體出資是錯誤的。上訴人對曾向梁國和預支的2205961.70元的事實并無異議，但原判認定該款項是梁國和向合伙體的出資是錯誤的。在合伙體經營期間，由于沒有進行工商登記，沒有起字號，也沒有開立銀行帳戶，但合伙體的財務從始至終都由梁國和掌管，所有的合伙經營收入最先都是進入梁國和的銀行帳戶。而上訴人幾個銀行帳戶的款項來源，都是梁國和撥付用于經營開支。因而，合伙體經營資金的滾動流程是：合伙體（梁國和）――上訴人――客戶（購貨商和供貨商）――合伙體（梁國和），依次返復循環?？梢姡显V人向梁國和預支的2205961.70元，完全是合伙體的滾動資金，不存在梁國和多次出資（或追加出資）的事實。原判認定上訴人向梁國和預支2205961.70元款項，是梁國和向合伙體的出資，同理，那上訴人向梁國和預支2824095.80元款項，豈不也成了梁國和向合伙體的出資，原判卻又何以不作認定？而合伙體的經營收入都到哪去了，難道說合伙體沒有一分錢的經營收入；或者說合伙體的經營收入梁國和從來就沒有回收到一分錢，而梁國和仍不惜再三用自己的私有財產投資到合伙體？這怎么可能。第三，原判認定上訴人應將預支款2205961.70元返還給合伙體的債權、債務承繼人梁國和，是一種司法審判權對合同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的無理干涉?！豆蓶|合作解除協議》第2條約定：“解除合作后，一切關于開酒器車間的債權債務與乙方無關?！睆倪@條約定可以肯定，協議雙方已經一致同意，終止合伙后，就合伙期間合伙體的一切債權債務與乙方（上訴人）無關，這里所指的“一切關于開酒器車間的債權債務”，是并不限于合伙體與第三方的債權債務，而已包括合伙體與合伙人之間的債權債務。也就是說，即使合伙體與上訴人存在債權債務，基于合作解除，使得合伙體的一切債權債務對于上訴人來說都歸為沒有，即債權債務歸于零。所以，退一步來講，即使上訴人存在欠合伙體債務，協議亦已約定不需要上訴人承擔清還責任。原判在首先肯定了上訴人與梁國和簽訂的《股東合作解除協議》、是合法有效，受法律保護之后，緊接著卻又無視協議的約定，作出了與協議約定相反的判決，這既是自相矛盾的判決，同時也是對協議約定的強加干涉。其次，原判違反法定程序。一審審理本案使用的是簡易程序，由一名審判員獨任審理。如果單就一審原告本訴而言，使用簡易程序進行審理，即是符合《民事訴訟法》第142條之規定。但一審被告提出反訴，且反訴中雙方訟爭的事實比較復雜，雙方權利義務關系很不明確，爭議標的也比較大，稱得上是一件比較疑難復雜的案件，完全不符合適用簡易程序進行審理的法律規定。原審對明顯不符合適用簡易程序進行審理的案件，仍然適用簡易程序進行審理，顯然是違反了法定程序。這種違反法定程序進行審理所作出的判決，很難保證判決結果的公正與合法，這也是導致本案一審判決錯誤的原因之一。綜上所述，原判就被告反訴部分認定事實錯誤，適用法律不當，且一審存在違反法定程序。請求二審法院重新審理，正確認識事實，撤銷原審判決第二、三、四項，駁回被上訴人對上訴人的反訴請求。維護上訴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法律的公正。針對第一份上訴狀未充分闡述的事實和理由，補充如下：首先，原審對兩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在合伙經營期間沒有設立財務帳簿，沒有對所謂的“預支款、預付款”進行計算這方面的事實認定是錯誤的。根據兩上訴人在一審開庭提交的證據 7（廖潔芳記錄的2003年有關合伙開支的內部記錄）及證據8（梁麗瓊記錄的2001年車間開支情況記錄）這兩份證據可以反映：從2001年開始至 2004年2月份止之間的合伙經營中，雙方對合伙經營的支出都有記載，以及另外還有10萬元的收據（NO：0008121）和廖潔芳作為核對人員在核對 2003年雜費和貨款記錄的復檢簽名材料這兩份證據可以充分反映：在合伙經營期間，合伙經營中有建立開支賬本，也有出貨、銷售簿，其中開支賬本在被上訴人的妻子廖潔芳、姐姐梁麗瓊手中，而銷售、回收貨款因為是被上訴人負責，因此這方面的資料在被上訴人掌握中。而兩上訴人在與被上訴人對數時只有被上訴人提供的開支記錄的復印件，而當時在對數時兩上訴人還認為其中記錄的開支有異議，將其中有異議的部分列了出來，再由廖潔芳進行復檢，該記錄中多處寫著“未認可、確認復核、復數、廖潔芳”等字。作為一家經營了三年，有著30多個工人的企業是不可能沒有收支、開支記錄的，雖然沒有正式、嚴格、標準的財務會計賬本，但是作為一個傳統的記帳方式，以收入減去開支就等于盈余這樣的記帳方式同樣的也是賬本。根據財務記帳以及銷售、回收貨款的工作分配給被上訴人以及其妻子，上訴人當然的只能留有開支賬本的復印件，這并不是上訴人有意隱瞞這些材料，也并非丟失、遺失。而被上訴人并不肯拿出來，是因為拿出來對他沒有任何好處，還可能會造成他的敗訴，因此被上訴人是絕對的否認的。因此，上訴人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若干規定》第七十五條：有證據證明一方當事人持有證據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對方當事人主張該證據的內容不利于證據持有人，可以推定該主張成立。由此，上訴人認為已經向一審法庭提供的證據7（廖潔芳 2003年開支記錄）以及事后經雙方核對后的復檢材料是可以成立的。這些證據充分證明上訴人已經將款項用于合伙經營的開支當中。其次，一審法院既然認定 2205961.70萬元是合伙財產，用于合伙開支，而被上訴人在其業務回單以及存款條上都有寫上“日用開支款、購料款、周轉款”，那么被上訴人的行為就已經充分的證明這其中的部分款項已經是支出的，除非被上訴人有證據表明兩上訴人沒有將該款用于業務支出上，而是侵吞或者自己挪用，這并非由上訴人來舉證證明自己怎么用。而實際上，該款項也確實用于業務開支，因為開支的記帳是被上訴人的妻子廖潔芳和其姐姐梁麗瓊，因此購買材料的發票以及支出證明都已經交給廖潔芳和梁麗瓊，然后由梁麗瓊或廖潔芳等人統一記載在賬本上，供上訴人以及被上訴人的核對。而被上訴人正是看到支出的憑據以及記帳的證據均在自己手中，就單憑其單方面的匯款轉帳將其與日常開支、購買原材料等脫節出來，對兩上訴人進行反訴，要兩被反訴人負有舉證去證明這又是多艱難、而又非常無理的行為。即使兩上訴人或許可能再到有關部門進行支出證明的開具，但拿到法庭，同樣的被上訴人也依然會以“沒有他的參與也沒有他的簽字確認”等等理由進行否認。第三、被上訴人聲稱“借支”給兩上訴人的這些款項大多數發生在2001年、2002年的事情，根據民事訴訟法關于兩年的時效規定，這些所謂的“借支款”已經超過了訴訟時效，依法不予法律勝訴的保護。綜上所述，上訴人認為一審法院判決兩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返還預支2205961.70元是錯誤的，請求二審法院給予糾正并改判駁回被上訴人的反訴請求。第二次補充意見如下：一、被上訴人梁國和在一審時存在嚴重地偽造與變造證據的違法行為，一審法院審查不嚴，導致錯誤認定事實。梁國和提交至一審法院的證據6“信用社存款憑條及業務回單共26份（均為復印件）”共計26份單據，梁國和想用這些證據證明梁國和將 2047467.6元轉帳入周重江、梁卓[銀行帳戶內，上述款項均沖抵了周重江、梁卓[經手開支的費用。但是，上述絕大多數單據有十分明顯的涂抹痕跡，實際上，證據6的部分信用社存款憑條及業務回單上，有梁國和親筆注明“付周生利潤款”字樣，這些在周重江、梁卓[保留的一些憑條及回單的復印件上可以看出。但是，梁國和提交給一審法院的證據6的復印件，已將“付周生利潤款”字樣全部抹掉，這也是梁國和在一審時不敢也不愿提供證據6原件的主要理由。但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若干規定》第七十五條規定，梁國和持有證據6的原件，出示原件則可以馬上辨別原件是否注明為利潤款以及是否經過涂改，請求二審法院責令梁國和提供證據6的原件，如果梁國和仍拒不提供原件，則可推定周重江、梁卓[關于款項為利潤項的主張成立。而且，很重要的一點，是法院對于當事人涉嫌變造證據、妨害民事訴訟的行為應當依法追究到底，查證核實后應立即對相關責任人進行制裁與嚴肅處理，絕對不能放縱此類行為，否則不僅損害了我方的合法權益，也損害了法律的尊嚴。原審判決對梁國和的證據6認證意見為“周重江、梁卓[在訴訟中亦承認該組證據所反映的全部款項已轉入他們帳戶，故本院對該組證據的真實性予以采信”（一審判決書第15頁第11行）。原審判決如此認證是明顯錯誤的，它未分清款項的用途。周重江、梁卓[承認收到錢，但并不代表承認收到的款項是梁國和所稱的預支款。周重江、梁卓[在一審時就已強調梁國和證據6所反映的款項有193萬元是支付給周重江、梁卓[的利潤款（其中存于 0616－820020315號帳戶內的款項均是用于支付利潤款的）?？铐椀男再|，即到底是預支款或是利潤款，對本案處理結果有直接影響，因為，若是利潤款，則根本不存在返還的問題。梁國和持有證據6的原件但拒不提供，提供的復印件又有明顯的涂改痕跡，但原審法院仍認定其真實性與證明的內容，直接導致原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二、周重江、梁卓[與被上訴人梁國和三人對于合伙體“開瓶器車間”曾進行了利潤結算并編制了利潤清單。該利潤清單由其三人簽名確認。雖然周重江、梁卓[只持有該利潤清單的復印件，但該復印件同樣能夠與其它證據相印證。利潤清單所反映的銷售總額和數量與周重江、梁卓[保存的送貨單原件的數量是完全相符的，另外，利潤清單對2003年度利潤核算時，因“確認扣除5萬元定為收入”而對利潤清單進行了修正，而周重江、梁卓[持有“確認扣除5萬元”的相關單據原件，該單據有梁國和的妻子的親筆簽名確認，由此可見，利潤清單即使是復印件但仍是真是可信的，能夠證明相關事實。而利潤清單顯示周重江、梁卓[應分得的利潤是3170904元，扣除周重江、梁卓[已經分得的193萬元，余額正好是《股東合作解除協議》所約定的周重江、梁卓[應分得的 1240904元。而且，周重江、梁卓[與梁國和在編制利潤清單時已經列明了全部支出，根本不存在額外的220萬元預支款仍未返還的問題。因此，梁國和在一審時提出的反訴是沒有事實依據的。三、周重江、梁卓[與梁國和簽訂《股東合作解除協議》的《補充協議》時，周重江、梁卓[有近220萬元預支款未返還是根本不符合常理的。首先，梁國和既然曾預支款項給周重江、梁卓[，而且220萬元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簽訂《解除協議》時雙方對利潤進行了結算，如果周重江、梁卓[有高達220萬元未返還，梁國和卻不在《解除協議》中正式提出，還愿意再分給周重江、梁卓[124萬，這是非常不合常理的一處地方；其次，簽訂《補充協議》是因梁國和謊稱幾千元的車輛費未計算而要求周重江、梁卓[簽訂，所以，有關預支預付條款在《補充協議》中也只是隱蔽性、順帶地提出計清，這與梁國和所稱的220萬元這個巨大的數額極不相稱，因此，如此巨大的數額完全應當單獨列明清楚。這又是一個不合常理的地方。第三，從《補充協議》的表述來看，扣除預支預付款后應當還有剩余利潤支付給周重江、梁卓[，由此可見，即使扣除預支預付款，該款項也不會多于梁國和應付給周、梁的70余萬元，否則不存在剩余利潤，這是第三個不合常理的地方。所以，梁國和所稱的220萬元預支預付款未返還并不是事實。梁國和的一審反訴請求不應支持。綜上，請求二審法院依法糾正一審錯誤判決。上訴請求：1、依法撤銷原審判決第二、第三、第四項，維持原審判決第一項；2、依法駁回被上訴人對上訴人的反訴請求。3、判決由被上訴人承擔一審的全部訴訟費和二審訴訟費。

　　上訴人在二審期間提交以下證據：1、三方簽名確認的利潤清單復印件一份，證明銷售總額與送貨單反映的銷售總額是一致的，2001年是12萬多只產品， 2002年是8.6萬只，2003年是119659只，利潤清單上的銷售額與另外三年的總額是一致的。股東解除協議中應支付的124萬多元加上已經由被上訴人支付的193萬元的利潤款，共計3170904元，與利潤清單相符，3170904元剛好是總利潤的一半。被上訴人認為該利潤表是復印件不能證明上訴人的主張，我方證明500多萬元進了上訴人的賬號，即使是370多萬元，上訴人也應支付被上訴人130萬元。2、廣東省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業務回單復印件五份，數額共150萬元，證明被上訴人一審提交的業務回單上“付周生利潤款”的字樣已經被抹掉，被上訴人有偽造證據的嫌疑，回單原件在被上訴人手中。被上訴人對此證據不予以質證，我方提交的220多萬元全部是原件。本院認為：上訴人提交的證據均為復印件，且無其它證據相互印證，故本院不予采信。

　　被上訴人梁國和答辯認為：一、關于合伙開辦開酒器廠的基本情況。被答辯人在2001年合伙之前系答辯人的雇員，并非如被答辯人所陳述的各有生意做，對此，答辯人出示了當年的工資表予以證實。合伙時，被答辯人未出過一分錢，對此，在一審的兩次庭審中，被答辯人無法說出具體數額可以佐證。再從開辦之初，無貨可賣，無產品產出，是由答辯人將所有開支的款項打入被答辯人的帳號。開辦之后，貨款未及時回收，企業所需的流通資金也是由答辯人將款打入被答辯人的帳號的。而被答辯人卻謊稱上述款項是合伙體的滾動資金，實屬荒唐。被答辯人周重江是合伙體的廠長，全面負責工廠的工作，包括記錄支出與產出，對此，答辯人出示的工資表及支出小單據可以佐證。至于銷售、回收貨款，購買原材料，每個合伙人均有參與。由于合伙體是個小工廠，俗稱“螺絲批”工廠，故每個合伙人均身兼數職，不會由答辯人一手包辦供銷工作。二、關于是否存在預支款的問題。答辯人與被答辯人在簽訂股東合作解除協議書之后又簽訂了補充協議，該補充協議明確了如下事實：1、原協議約定的股權轉讓金實際是利潤款（見第2條）；2、應計清合作期間的預支、預收款；3、同意將利潤與預支款進行抵扣，相減才產生余額，因此雙方是同意抵扣的。由上可見，預支、預付款未計算是雙方確認的鐵的事實，無論在此之前作何約定，在后的補充協議具有最終效力。不容被答辯人否認。如果不存在預支款，就沒有必要計算，更不存在計清和相減之后的余額。三、關于預支款具體數額的問題。被答辯人否認預支款的存在，進而在原審的反訴答辯狀辨稱：“反訴原告主張的2205961.70元中，有43萬元是反訴原告直接支付的利潤款，其余1775961.70元是合伙體的開支，據統計，反訴答辯人在合作經營開酒器車間共經手支出的各種費用的總和為人民幣180多萬元。”并提了相關證據證實。對于被答辯人自稱共支出的180多萬元與答辯人主張的 2205961.70元無任何關系。因為答辯人在一審庭審中又舉出了答辯人付給被答辯人因合伙體有關的開支為2824095.80元的事實，對此，被答辯人只好改稱原所說的合伙體的開支款180多萬是“初步統計”，最后的結果是“開支款＋利潤款”為500多萬元，其中利潤款為193萬，余數全部是開支款。前后矛盾，難自圓其說。因此，答辯人所出示的2205961.70元的預支款的證據，被答辯人沒有任何證據予以辯駁。至于被答辯人稱其中的193萬元為利潤款，按各占50％的計算，合伙終止前的利潤就是386萬，合伙終止時的利潤是240多萬，從2001年開始籌辦至2003年終止，短短的二、三年間，利潤高達620多萬，是不符合事實的。四、關于預支款的使用問題。被答辯人認為預支款已用于合伙開支，但對預支款的去向又拒絕提供證據。如果說合伙終止后，被答辯人離開了廠，已沒有相關的單據尚有些道理的話，那么對于使用了2205961.70元如此巨額的資金，不可能全部的使用方式從銀行取現金付款，總該有部分通過轉帳方式付款，而轉帳總能從銀行系統調取證據，因為上述存折一直是由被答辯人持有的。答辯人也在庭審中要求其出示相關的證據，即220多萬元的去向，但被答辯人始終拒絕，也無法提供。真實的情況是這些款項都轉存到了自己個人的其它帳號或親屬帳號，所以只能假借為“利潤款”了。綜上所述，被答辯人在原審庭審中的謊言連篇：實際無出資，謊稱有現金投入；實際用于合作體支出為280多萬元，為編造理由抗辯反訴，謊稱共用于合伙體支出為180多萬元；在合伙前實際為人所雇，謊稱各自有生意；許多費用支出為答辯人經手支出，謊稱為其所支出；合伙期間未進行分紅，才有2003年總利潤240多萬，但其謊稱有 620多萬的利潤。其目的自然是為了掩蓋事實真相。實際上被答辯人所述的合伙期間的“193萬的利潤”已接近反訴的總金額了。被答辯人完全可以通過持有的存折上所收取答辯人的2205961.70元后的資金去向來證明自己的清白，但其無據可證。

　　經審查，本院對原審認定的事實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兩上訴人周重江、梁卓[與被上訴人梁國和于2004年2月20日所簽訂的《股東合作解除協議》，對合伙期間的利潤分配及其它事務進行了約定，該協議是三方真實意思的表示，為合法有效。2004年7月23日，三方簽訂的《股東合作解除協議（補充協議）》，三方約定在計清雙方在合作期間的一切預支預收款之后重新分配利潤，該補充協議亦是三方真實意思的表示，對利潤分配設置了條件，即利潤分配的前提是計清合伙期間的預支、預收款項。雙方應按補充協議的約定履行義務。

　　本案中，梁國和與周重江、梁卓[合伙經營開酒器廠期間，梁國和先后通過現金支付、現金存入周重江及梁卓[銀行賬戶、將梁國和銀行賬戶存款轉帳給周重江及梁卓[銀行賬戶、由梁卓[從梁國和銀行賬戶取款等方式，向周重江、梁卓[預支82筆款項，合共5030057.50元，現本案爭議的焦點是 5030057.50元的構成。被上訴人梁國和認為周重江、梁卓[收到5030057.50元后有2824095.80元用于開酒器廠的經營開支，并在一審中提供了證據5、6作為依據，證據6雖為復印件，但上訴人周重江、梁卓[確認收到該筆款項，只是認為該款項中有193萬元不是預支款，而是利潤款。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的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根據三方合伙時的口頭約定，由被上訴人梁國和提供合伙期間的全部資金，故由梁國和存入周重江、梁卓[0616-8200203150號賬戶內的2047467.60元應為梁國和向合伙體預支款，現梁國和認為該筆款項已經用于開酒器廠的經營開支，本院予以采信。上訴人周重江、梁卓[主張證據6中的193萬元為利潤款，但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三方在合伙期間進行過利潤分配以及利潤計算的依據，故上訴人該項主張，本院不予支持。

　　根據三方合伙時的口頭約定出資比例及分工情況，梁國和提供全部的資金，故本案中梁國和以各種方式支付給周重江、梁卓[的5030057.50元應為梁國和向合伙體的出資，周重江、梁卓[作為負責經營管理合伙體工作以及收受該款項的合伙人，負有為合伙體和利益對合伙財產合理使用、經營運作、保管的權利和義務?，F被上訴人梁國和主張周重江、梁卓[對其中2205961.70元沒有用于合伙體的開支，而是用于個人支出而請求返還。上訴人周重江、梁卓[沒有充分證據證明其收到的2205961.70元用在了合伙體的開支，故其應將該款項返還合伙體，由于上訴人周重江、梁卓[已經于2004年2月退出合伙體，故被上訴人梁國和作為合伙體的承繼者有權要求周重江、梁卓[返還該筆款項。在計清預支預付款之后，被上訴人梁國和應依照《股東合作解除協議（補充協議）》的約定支付730904元的利潤。

　　綜上，原審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案二審受理費12510元，由上訴人周重江、梁卓[承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楊恩敏

　　代理審判員 劉雁兵

　　代理審判員 徐立偉

　　二○○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書 記 員 李季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