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03）粵高法審監民再字第26號

　　申請再審人（一審原告、反訴原告、二審被上訴人）：李麗蘭，女，1967年11月20日出生，漢族，住廣州市五山廣東省農墾總局宿舍18幢103房。

　　申請再審人（一審原告、反訴原告、二審被上訴人）：陳海德，男，1965年l月1日出生，漢族，住址同上。

　　上述兩人的共同訴訟代理人： 黃文生，廣東安永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申請再審人（一審被告、反訴被告、二審上訴人）：溫叔流 男，1958年1月19日出生，漢族，住廣州市天河區太陽廣場寶陽閣11A.

　　原審第三人：廣州遠洋建設實業公司。住所地：廣州市天河北路423號遠暉大廈二樓。

　　法定代表人：廖小澄，總經理。

　　訴訟代理人：蔡華建，廣州遠洋建設實業公司職員。

　　申請再審人李麗蘭、陳海德因與被申請再審人溫叔流、原審第三人廣州遠洋建設實業公司房屋買賣糾紛一案，不服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2年4月23日作出的（2002）穗中法審監民再字第1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出再審申請。本院于2003年8月20日以（2003）粵高法審監民再字第26號民事裁定對本案進行提審。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審理了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案經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一審審理認為：溫叔流與李麗蘭在1999年9月22日簽署的《協議書》的內容合法，而溫叔流自愿在該《協議書》上簽名后，一直沒有向李麗蘭發出主張該《協議書》無效或不同意按《協議書》內容履行的表示，雖然李麗蘭未當場簽名，但李麗蘭事后補簽了名，且一直未實際使用該房，隨時準備將訟爭房屋交還給溫叔流。由此可見該《協議書》是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應予以保護，雙方當事人均應全面履行《協議書》中約定的義務?，F溫叔流未將余款800000元返還給李麗蘭，己構成違約，故李麗蘭反訴要求溫叔流退還房款800000元有理，法院予以支持。鑒于溫叔流、李麗蘭的《協議書》依法己發生法律效力，則溫叔流、李麗蘭事前所簽訂的《轉讓協議書》自行解除，溫叔流再行依據該《轉讓協議書》要求李麗蘭履行顯然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其訴訟請求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李麗蘭要求溫叔流從1999年10月8日起計付違約金問題，鑒于李麗蘭不能提供證據證明其在何時將己簽名的《協議書》交給溫叔流，故其主張計算違約金的時間應從起訴時（即1999年11月25日）起算。此外雙方約定按每日千分之一計付違約金過高，法院不予支持，根據公平合理原則，可責成溫叔流按銀行同逾期貸款利率計付違約金給李麗蘭。溫叔流應與李麗蘭、第三人在限期內到廣州市房地產管理局辦理有關轉名手續，所需費用自溫叔流支付。綜上所述，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八十八條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二條第二款、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一款第（八〉項的規定，于2000年3月29日作出（1999）天法民初字第1958號民事判決：（一）自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10日內，溫叔流一次性退還給李麗蘭購房款800000元及違約金〈違約金自1999年11月25日起計，以800000元為基數，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逾期貸款利率計付，至溫叔流清還房款之日止〉。（二）自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內，溫叔流同李麗蘭、第三人廣州遠洋建設實業公司到廣州了房地產管理局辦理座落于廣州市天河北路遠東大廈第二十五層C、D房的有關轉名和鑒證手續，有關費用由溫叔流負擔。（三）駁回溫叔流的訴訟請求。（四）駁回李麗蘭的其他反訴請求。一審案件本訴受理費15417元及反訴費13171元由溫叔流負擔，反訴費1231元由李麗蘭負擔。

　　溫叔流不服一審判決，向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經該院二審審理認為：溫叔流與李麗蘭對于本案訟爭房屋的處理問題，是通過友好協商達成一致意見后，才于1999年9月22日以《協議書》的方式確立下來的。該《協議書》是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內容合法，對雙方當事人均有約束力，應當自覺履行，故一審判決溫叔流依該《協議書》的約定，向李麗蘭退還購房款并支付違約金，另與廣州遠洋建設實業公司共同到房管部門辦理轉名手續，并駁回溫叔流的訴訟請求是正確的，本院予以維持。關于李麗蘭有否使用訟爭房屋的問題，雙方當事人均承認李麗蘭只是把訟爭房屋的間墻打掉，準備對房屋進行裝修，溫叔流就此認為李麗蘭已實際使用了房屋無理，法院不予采信。關于李麗蘭何時簽訂《協議書》的問題，由于溫叔流不能舉證李麗蘭不是在1999年9月22日當天簽訂，因而當事人提供給法院的《協議書》的落款日期就是該日，故原審法院認定雙方就在該日簽訂《協議書》并無不當。關于《協議書》是否成立的問題，在該《協議書》上已明確是經雙方當事人友好協商后達成的協議，溫叔流并無證據證明李麗蘭搶走了該《協議書》，《協議書》也未要求李麗蘭要在一定期限內必須簽名否則無效，反而約定由本人簽名生效，李麗蘭拿走該《協議書》后，溫叔流未向李麗蘭發出《協議書》撤銷的表示，故李麗蘭在事后補簽名就視為協議成立。關于《協議書》效力問題，該協議書并未違反法律及行政法規，故應認定為有效合同。關于適用法律問題，因《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于1999年10月1日實施，而本案爭議的合同成立于之前，另因關于預售商品房的轉讓問題，我國法律法規并無禁止性規定，故原審法院依據當時的法律作出判決正確。綜上所述，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于2000年6月26日作出（2000）穗中法房終字1058號民事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二審案件受理費 28588元由溫叔流負擔。

　　溫叔流不服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終審判決，向該法院提出再審申請。該院經再審審理認為：本案的焦點問題是，溫叔流與李麗蘭簽訂的《協議書》是否發生法律效力。根據《民法通則》第八十五條的規定：“合同是當事人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關系的協議。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護?！庇喠⒑贤碾p方當事人達成一致意見是合同成立的必備條件。在本案中，溫叔流于1999年9月22日在《協議書》上簽名，李麗蘭當時未在該合同上簽名即取走了溫叔流已簽名的《協議書》，因此，該合同并非是雙方的共同意思表示，尚不具備成立的條件，溫叔流在《協議書》上簽名的行為也就成為了要約行為，該要約已到達李麗蘭，是生效的要約行為。李麗蘭在溫叔流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其履行《轉讓協議書》時才向法院出示其已簽名的《協議書》，屬于溫叔流撤銷要約后的承諾，應視為新的要約，對原要約行為不產生法律效力。因此，1999年9月22日的《協議書》不具備生效的法律要件，對本案當事人不具有法律效力。李麗蘭認為其在1999年9月22 日晚上已在《協議書》上簽名并已在訴訟前將簽名后的《協議書》交給了溫叔流，由于沒有證據證實，溫叔流亦否認收到李麗蘭已簽名的《協議書》，故李麗蘭的抗辯依據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納。原審忽略了合同成立的一般原理，忽略了訂立本案合同的雙方當事人不是同時簽名確認《協議書》的內容的事實，而簡單地以《協議書》是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內容合法而確認該《協議書》有效不當，再審應予糾正?！掇D讓協議書》是溫叔流和李麗蘭的真實意思表示，內容合法，雙方應當按《轉讓協議書》履行，即李麗蘭應向溫叔流支付尚欠的購房余款951811.27元及支付逾期付款違約金。逾期付款違約金按《轉讓協議書》約定應從廣州市房地產管理局辦理監證后10天內支付，故溫叔流要求李麗蘭從1999年1月1日起支付違約金的請求合法。由于雙方在《轉讓協議書》中并無約定違約金的計算標準，溫叔流在再審期間表示可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三年期存款利率計至李麗蘭付清款項之日止的請求合法，應予準許。雖然溫叔流和李麗蘭是《轉讓協議書》的權利義務主體，但由于陳海德1999年7月20日出具的《保證書》中明確表示保證在1999年9月5日前支付給溫叔流房款95萬元，其意思表示明確，且不違反法律規定，因此，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五十五條、第五十七條的規定，陳海德的行為具有法律約束力，陳海德應當對本案的債務與李麗蘭共同承擔清償責任。由于溫叔流起訴時只要求陳海德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其請求于法無悖，法院予以接納。溫叔流在再審期間認為李麗蘭將《協議書》搶走，所提供的證據僅能證明溫叔流向有關部門申請辦理公證，而不能證明確有李麗蘭搶走《協議書》的事實存在，故其請求依據不足，本院不予采納。綜上所述，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三）項、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款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五十五條、第五十七條、第八十五條、第一百零六條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二條第一款的規定，于2002年4月23日作出的（2002）穗中法審監民再字第1號民事判決：（一）撤銷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1999）天法民初字第1958號民事判決和本院（2000）穗中法房終字第1058號民事判決；（二）自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一個月內，李麗蘭一次性支付給溫叔流購房余款951811.27元及逾期付款違約金（違約金從1999年1月1日起至清還之日止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三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計付）。（三）陳海德對本案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四）駁回李麗蘭反訴請求。一審案件受理費15417元和反訴費13171元、二審案件受理費28588 元由李麗蘭負擔。

　　李麗蘭、陳海德不服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再審判決，向本院申請再審稱：（一）申請人認為一、二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而原再審并不能認定新的事實，相反被申請人溫叔流在原再審時提供虛假證據依法受到懲處。1、原審查明1999年9月22日溫叔流與李麗蘭在第三人主持下訂立《協議書》，就溫叔流回購房屋達成一致。李麗蘭未當場簽名，但事后補簽并告知了溫叔流。溫叔流提出李麗蘭“強搶”《協議書》來否認《協議書》的效力根本就是無稽之談； 2、原審查明李麗蘭受讓訟爭房屋后，僅打掉兩套房屋的隔墻，還未作進一步裝修，后因約定由溫叔流回購也未使用該房屋，該房屋是幾乎保持原狀地處于空置狀態，從而認定李麗蘭未實際使用該房屋。這一認定符合事實。 （二）原二審判決適用法律正確，對實體處分恰當、切合實際。溫叔流與李麗蘭協商擬定《協議書》，溫叔流當場簽名，李麗蘭事后簽名，而溫叔流一直未發出撤銷該《協議書》的意思表示，更無證據證明李麗蘭“強搶”《協議書》。故而原審法院認定該《協議書》是雙方真實意思的表示，內容合法有效，應予保護。該認定符合《民法通則》和《合同法》的有關規定，并無適用法律不當。同時，原審判決維護該《協議書》的效力，判決由溫叔流履行協議的內容收回訟爭房屋產權，退還李麗蘭己付房款中的80萬元，其中20萬元因為定金性質，作為李麗蘭應承擔的違約責任不再退還。原審判決對訟爭房屋這一處分是恰當的，也是切合實際的。從本案糾紛來看，正是由于李麗蘭無力繼續支付剩余房款才引發糾紛，判令李麗蘭支付余款已是不切合實際和不可能履行的。根據有關法律精神，對合同當事一方無法繼續履行合同的，可解除合同，由違約一方承擔違約責任。溫叔流與李麗蘭1999年9月22日訂立的《協議書》正是達成這樣合法也實際的解決方案。原審判決維護該《協議書》效力，也是基于事實和法律，對實體作出的恰當而切合實際的處分，并無不妥。（三）原再審的認定不符合法律有關規定，適用法律錯誤。1、原再審認為溫叔流于1999年9月22日在《協議書》上簽名，李麗蘭當時未在該合同上簽名即取走了溫叔流己簽名的《協議書》，溫叔流在《協議書》上簽名的行為也就成為了要約行為，該要約己到達李麗蘭，是生效的要約行為是完全錯誤的；①首先，原再審法院要求李麗蘭舉證其己把簽名后的《協議書》送達溫叔流，這實際上是讓幾乎所有的承諾方（尤其是自然人）處于對其送達的承諾舉證不能的境地；②被申請人溫叔流在1999年9月22日把己簽名的《協議書》給了申請人李麗蘭后，一直到同年11月25日其起訴之日兩個月內從未向李麗蘭發出撤銷《協議書》的意思表示，而《協議書》和溫叔流也未對簽名〈即承諾）的有效期限作出規定。根據《合同法》的有關規定，李麗蘭在合理期限內作出承諾（簽名），《協議書》即生效成立。2、原再審認為，原審忽略了合同成立的一般原理，忽略了訂立本案的雙方當事人不是同時簽名確認《協議書》的內容的事實，而簡單地以《協議書》是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內容合法而確認該《協議書》有效不當，原再審這一認定是錯誤理解法律有關合同成立的規定，其對原審判決的糾正本身就是錯誤。根據《合同法》，合同的成立應采取要約、承諾的方式，要約送達受要約人，在約定的期限或未約定期限，在合理期限內，受要約人的承諾送達要約人，合同即生效成立。由此可見，合同的成立并不要求當事人雙方必須同時簽名。綜上所述，原一、二判決認定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對實體的處分恰當、實際，而原再審錯誤理解法律，適用法律不當，懇請本院查明事實，對原再審判決的錯誤予以糾正，對本案作出公正判決！

　　被申請再審人溫叔流未作書面答辯。

　　經本院再審查明：1997年8月26日，溫叔流與遠洋公司簽訂《房地產預售契約》，約定溫叔流向遠洋公司購買位于廣州市天河區天河北路遠東大廈第二十五層 C、D房，兩房總建筑面積為203.74平方米，總房價為1916358.64元。合同簽訂后，雙方于1997年9月18日辦理了鑒證手續。此后，溫叔流依約交付了全部房款給遠洋公司，該房于1998年2月建成并交付給溫叔流使用。

　　1998年8月30日，溫叔流與李麗蘭簽訂《轉讓協議書》，約定溫叔流轉讓遠東大廈第二十五層C、D單元住房給李麗蘭，轉讓價為1951811.27元，李麗蘭在簽訂轉讓協議書時支付定金200000元給溫叔流；在廣州市房地產管理局同意轉讓及發展商經與李麗蘭簽訂《商品房預售契約》時再支付 1000000（含定金），余款951811.27元在《商品房預售契約》鑒證后10天內支付。簽訂《轉讓協議書》后，李麗蘭先后于1998年9月30 日、11月3日交付定金200000元、房款800000元給溫叔流。李麗蘭于1998年10月30日與遠洋公司簽訂了兩份《房地產預售契約》（編號分別為97040795、97040796），約定由遠洋公司將上述房屋出售給李麗蘭，兩份契約均于1998年12月21日經廣州市房地產管理局辦理了鑒證手續。但此后李麗蘭一直未支付尚余房款。1999年7月20日，陳海德（李麗蘭的丈夫）向溫叔流書面保證于1999年9月5日前付清房款950000元，如到期未能付款，按每日千分之一計算滯納金。此后，由于李麗蘭無法支付購房款余款951811.27元，雙方達成《協議書》約定，經雙方友好協商，同意解除雙方于1998年8月30日所簽訂的《轉讓協議書》，由溫叔流收回訟爭房屋，定金200000元不予退回；購房款800000元不計利息退回給李麗蘭，該款在雙方簽訂協議后15日內一次性支付，付款方式為現金或支票，如逾期支付，從第16天起，按800000元每日千分之一計付違約金；本協議書由本人簽名才能生效等。1999年9月22日，溫叔流在遠洋公司售樓部簽署了上述《協議書》，但李麗蘭當時沒有在《協議書》上簽名，并拿走了兩份有溫叔流簽名的《協議書》。事后，李麗蘭在《協議書》上補簽了名，溫叔流并無證據表明李麗蘭搶走了該《協議書》。訟爭房屋交付給李麗蘭后，李麗蘭把兩套房之間的間墻打掉后， 一直未實際使用該房。由于雙方均無按《協議書》履行，1999年11月25日溫叔流向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起訴稱，李麗蘭沒有按照《轉讓協議書》支付購房余款951811.27元，其丈夫陳海德在1999年7月20日寫下保證書承諾在1999年9月5日清付該款，但一直未付，故要求法院維護其合法權益，判令李麗蘭清付余款951811.27元并按該款的每日萬分之三支付逾期付款違約金（從1999年1月1日起計至清還該款之日止）。李麗蘭提出反訴稱：雙方雖然簽訂了《轉讓協議書》，但在其后的1999年9月22日雙方又簽訂了《協議書》，約定由溫叔流收回訟爭房屋，返還李麗蘭已付的房款800000元。溫叔流一直未按該《協議書》履行，故要求溫叔流償還所欠房款800000元并按該款的每日千分之一計付違約金（從1999年10月8日起至溫叔流退還欠款日止）。

　　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再審期間，溫叔流表示除對原審查明的下列兩事實有異議外，原審查明的其他事實無異議：第一，1999年9月22日李麗蘭搶了《協議書》。其提交了如下證據證明：（1）廣州市天河區公證2000年7月21日出具的證明，內容為：“溫叔流、張小玲于1999年9月22日因遠東大廈25樓樓宇所簽協議被搶曾來我處要求辦理聲明被搶協議無效的公證”；（2）廣州市天河區公證處1999年9月23日受理溫叔流的妻子張小玲要求辦理聲明公證的受理通知書；（3）張小玲1999年9月23日填寫的關于上述事項的《公證書申請表》及聲明書；（4）遠洋公司售樓部在2000年7月28日的陳述證明溫叔流在1999年9月22日在《協議書》上簽名后，李麗蘭在當時沒有簽名，后未經溫叔流同意搶走該協議書，溫叔流即提出反對。李麗蘭在其后也沒有要求該公司協助辦理訟爭房屋的轉名手續，也沒有委托該公司代理行辦理。第二，李麗蘭已將訟爭房屋的間墻拆除，并掌握訟爭房屋的鑰匙沒有交還溫叔流，由此證明李麗蘭已實際占有使用訟爭房屋。

　　李麗蘭對原審查明的事實無異議，并針對溫叔流的異議表示：第一，溫叔流提交的有關申辦公證的證據不符合法律規定的新證據的條件，況且，不符合公證程序，申請公證書陳述的內容是溫叔流單方面的陳述，不能作為認定事實的依據。第二，李麗蘭購買房屋后確實將房屋的間墻拆除，準備裝修，后因情況發生變化，沒有繼續裝修，也沒有居住，房屋處于空置狀態；由于溫叔流沒有退還房款，所以李麗蘭也沒有交還鑰匙。

　　遠洋公司對原審查明的事實無異議。

　　另查明，溫叔流和李麗蘭均確認，沒有證據證實在溫叔流向法院起訴前，李麗蘭已將其已簽名的《協議書》送達給溫叔流?！秴f議書》除約定溫叔流在簽訂協議書后的15天內將800000萬元不計利息退回李麗蘭，收回訟爭房屋，并承擔向有關部門辦理轉名的費用外，還約定李麗蘭應為溫叔流辦理訟爭房屋轉名手續提供協助，并以書面方式委托代理行辦理轉名的手續。雙方均沒有按該《協議書》的約定履行。

　　經本院提審審理認為，本案屬房屋買賣合同糾紛，該糾紛發生于1998年至1999年期間，故應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解決本案的糾紛。

　　本案溫叔流是依據1997年8月26日簽訂的《轉讓協議書》提起訴訟，請求李麗蘭繼續履行該協議并承擔違約責任的。而李麗蘭則認為該協議已被雙方于 1999年9月22日簽訂的《協議書》所取代，并向法院提出反訴，請求溫叔流按照《協議書》的約定履行合同及賠償損失。因此，本案的焦點在于1999年9 月22日的《協議書》是否取代了1998年8月26日的《轉讓協議書》，即本案究竟應以哪份協議來確定雙方當事人的法律責任?，F有事實表明，雙方簽訂《轉讓協議書》后，已按照協議的約定履行了部分合同義務。履行期間，因李麗蘭繼續支付樓款困難，經雙方當事人協商，同意解除1997年8月26日的《轉讓協議書》，并對解除合同后雙方的權利義務重新進行了約定，即形成了1999年9月22日的《協議書》。當事人該解除合同的行為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九十三條第一款、第九十四條第一款第（二）項的規定，應確認為有效。該協議第6條約定：“本協議書由本人簽名才能生效”。根據該約定，只要締約雙方當事人本人在協議書上簽名，該協議書即產生效力。現李麗蘭向法院提供的《協議書》，溫叔流和李麗蘭本人均有簽名，且雙方當事人對該簽名的真實性無異議，因此，該《協議書》一經雙方當事人簽名，即依法成立。該《協議書》的內容表明，該協議是經雙方當事人友好協商自愿達成的，未有證據表明雙方當事人簽訂協議為脅迫、欺詐所致，該《協議書》亦未違反我國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故應確認為有效，對雙方當事人均具有法律約束力。原一、二審判決以該《協議書》為據，確定本案的處理原則并無不妥，應予維持。因1997年8月26日的《轉讓協議書》已被解除，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九十一的規定，雙方當事人在此《轉讓協議書》中的權利義務即告終止。溫叔流以此協議提起訴訟，請求李麗蘭繼續履行此協議于法無據，原二審判決駁回溫叔流的訴訟請求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予以維持。

　　原再審認為溫叔流首先在1999年9月22日的《協議書》上簽名，并將《協議書》交于李麗蘭，該行為構成新的要約。而事實上，爭訟的協議清楚寫明，該協議是經雙方當事人協商達成的，并非溫叔流單方的意思表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十四條對要約所下的定義，要約應當是一方當事人以訂立合同為目的，向對方當事人提出的含有具體確定的內容，且經受要約人承諾，要約人即受其約束的意思表示。即法律上的要約是要約人單方以訂立合同為目的的意思表示。因此，原再審將溫叔流在《協議書》上簽名認定為發出新的要約的行為與事實相悖，亦不符合法律規定的要約的法律特征，應予糾正。既然新的要約行為不能成立，自然也不存在新要約的撤銷。故此原再審認為溫叔流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繼續履行《轉讓協議書》的行為，構成對新的要約的撤銷缺乏法律依據。事實上，沒有證據表明溫叔流簽訂《協議書》后反悔或已向李麗蘭提出撤銷“新的要約”，因此，原再審對此的認定亦缺乏相應的事實佐證。

　　綜上所述，再審申請人的再審申請有理，本院予以采納。原再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錯誤，應予撤銷。原一、二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予維持。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二）、（三）項的規定，判決如下：

　　一、維持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1999）天法民初字第1958號民事判決和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0）穗中法房終字第1058號民事判決。

　　二、撤銷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2）穗中法審監民再字第1號民事判決。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王 恒

　　審 判 員 孫 桂 宏

　　代理審判員 張 小 莉

　　二○○三年十月十六日

本件與原本核對無異

　　書 記 員 何 曲 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