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004）渝一中民終字第2302號

　　上訴人（原審被告）重慶吉龍機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重慶市渝北區科技產業園8號地。

　　法定代表人龍富勇，該公司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張利，重慶利君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重慶隆盛集裝箱國際貨運有限公司，住所地重慶市渝北區龍溪鎮花卉園西路29號C5棟。

　　法定代表人趙健，該公司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陳昊，重慶志同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審被告翁光敏，女，1972年8月8日出生，住所地重慶市渝北區科技產業園8號地。

　　委托代理人張利，重慶利君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重慶吉龍機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吉龍公司）與被上訴人重慶隆盛集裝箱國際貨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隆盛公司）國際貨物運輸代理合同糾紛一案，不服重慶市渝北區人民法院（2001）渝北法民初字第772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上訴人吉龍公司委托代理人張利，被上訴人隆盛公司委托代理人陳昊均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判認為，隆盛公司具有從事陸運及江海聯運進出口貨物的國際貨運代理資格。原、被告經協商一致所建立的國際貨物運輸代理關系，系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因此，雙方法律關系應適用委托合同的規定調整。造成吉龍公司的貨物未全部出口越南，隆盛公司與吉龍公司均存在一定的過錯。吉龍公司作為摩托車經營單位，知道越南提高關稅的情形后，應盡快組織貨源，由于大量同類企業都想在提高關稅前出口商品，造成憑祥海關堵車極為嚴重，從而影響隆盛公司代理吉龍公司的大部分產品未能出口，對此結果，吉龍公司應承擔主要責任，隆盛公司作為一家專業的貨運代理合同，在接受委托后，應對堵車等客觀情形有一定的預見，并妥善予以處理，故隆盛公司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過錯。關于隆盛公司請求的金額，包括了本次糾紛所產生的運費、中轉費、報關口岸費等。隆盛公司舉示證據證明了吉龍公司下欠運費、報關、口岸費和原欠運費共計1380264元，其中原欠運費136304元。但對等時、倉儲等543154元的費用僅提交自己所列的清單，未提交其他證據予以印證，故對本部分費用本院不予確認。本案中，隆盛公司為吉龍公司代理承運的貨物為12000套，以其產生的運輸等費1243960元計算，每套所產生的運輸費、報關費、口岸費為103.66元。在12000套產品中，已出口了3000套，這3000套的運輸等費，吉龍公司應全額支付。對下欠的9000套，因雙方均存在過錯，雙方應按過錯對運輸等費承擔相應的責任。庭審中，吉龍公司認為已支付70萬元運費，但根據證據，該筆費用系支付 12000套以外的所產生的運費等，故對此辯解意見，本院不予認可。關于翁光敏承擔責任的問題，隆盛公司請求翁光敏承擔連帶清償責任，但從隆盛公司所提供的證據看，翁光敏為吉龍公司的債務承擔的是抵押擔保責任，而非連帶保證責任。遂判決：一、由被告重慶吉龍機械制造有限公司支付原告重慶隆盛集裝箱國際貨運有限公司運費1007076元及利息（利息從2001年8月1日起到款項付清止，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流動資金貸款利率計算）。此款限判決生效后立即付清；二、駁回原告重慶隆盛集裝箱國際貨運有限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本案訴訟費19660元，其他訴訟費5910元，合計25570元，由隆盛公司負擔 12182元，吉龍公司承擔13388元（被告負擔部分隆盛公司已預交，由被告直付隆盛公司）。

　　宣判后，吉龍公司不服，其上訴理由為：1、隆盛公司作為專業的貨運代理公司，未盡到善良管理人的義務。因此，未能實現吉龍公司委托其代理摩托車散件出口越南的合同目的，經司法審計，共造成了吉龍公司620余萬元的巨額財產損失，吉龍公司因此拒付隆盛公司運費和代理費，并先行于2001年5月9日起訴要求確認不支付運費，要求撤銷被脅迫簽訂的“交付協議”，要求隆盛公司賠償損失等。但已生效的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2003）渝高法民終字第13號民事判決書（以下簡稱渝高法民終字第13號判決）僅支持了吉龍公司的部分賠償請求。2、2001年5月28日，隆盛公司向渝北區法院起訴要求吉龍公司支付運費192萬余元，該院因本案須等待前述吉龍公司索賠一案的判決結果而中止訴訟。本案于2004年恢復訴訟后，吉龍公司主張渝高法民終字第13號判決認定隆盛公司有過錯，則本案應駁回隆盛公司的運費主張，吉龍公司更不應該支付代理費。否則，就會形成隆盛公司因有過錯的代理行為同樣賺吉龍公司的傭金，反過來再用賺取的傭金賠償吉龍公司的損失，于理不通。但一審判決無視雙方對運輸費曾有約定之事實，對雙方在一審中無爭議的每車摩托車散件的運費最高為7800元且共84車之事實也不予認定，在隆盛公司撤回已經庭審質證的約200頁證據后，轉而以雙方有爭議且未生效的“交付協議”作為判定依據，回避吉龍公司已支付本案爭議的運費540645元之事實，對隆盛公司已收取70萬元運費之事實亦認定有誤，從而錯誤認定吉龍公司尚須支付運費1007076元。一審判決既認定錯誤，同時又超出隆盛公司的訴求，判予了其并未主張的代理費，與渝高13號判決產生了沖突。吉龍公司認為應以雙方無爭議的7800元/車計算應付運費總額，則84車運費總額應為655200元，再按渝高13號判決認定的60%的責任支付運費則為393120元，加上原欠的136304元，則應付運費至多為529424元，鑒于吉龍公司已支付540645元予隆盛公司，即吉龍公司已不欠隆盛公司運費。要求二審法院撤銷一審判決，駁回隆盛公司的訴訟請求。

　　隆盛公司辯稱，一審判決部分是正確的，“交付協議”合法有效，吉龍公司在索賠案中要求撤銷未得到法院支持，要求確認不支付運費也未予支持，據此吉龍公司及翁光敏應支付1380264元運輸費；但一審判決沒有支持543154元的等時、倉儲費是錯誤的，該部分費用隆盛公司是為吉龍公司的事務實際發生的，只能舉示白條，應予認定。一審判決對運費要求只支付了60%，是按渝高13號判決責任劃分的，這種劃分是錯誤的，實際上撤銷了“交付協議”，免除了吉龍公司的義務，使吉龍公司實際所得賠償超出了其應得數額，應予改判。隆盛公司在法定期限內提出了上訴，但因資金困難無法繳納訴訟費，已提交了減緩訴訟費申請，要求二審法院改判支持其全部訴訟請求。

　　經審理查明，隆盛公司具有經相關行政部門審核批準的承辦陸運及江海聯運進出口貨物的國際貨運代理業務，包括提貨、倉儲、報關、報驗、短途運輸服務等。吉龍公司從1999年下半年起，即與隆盛公司發生業務往來，由吉龍公司委托隆盛公司將自己的摩托車散件運輸到廣西憑祥，并代辦報關、出境手續后運至越南并以吉龍公司的名義將貨物交付越南客戶。2000年12月，吉龍公司獲悉越南將于2001年1月1日提升摩托車進口關稅，又委托隆盛公司將該公司的摩托車散件運至憑祥，并代辦報關、出境手續，出關后運至越南零公里貨場。隆盛公司接受委托后，于當月出具了有雙方簽字確認的79份出貨明細表，明確貨物到達的目的地為越南零公里貨場，限隆盛公司必須于2000年12月18日、22日、23日、24日、26日、27日、28日將貨物從重慶運至廣西憑祥海關的南山驗貨場。截止2000年12月26日，吉龍公司將出口摩托車散件的全部報關單證在重慶交給了隆盛公司，隆盛公司當日將全部單證帶到了該公司駐廣西南寧辦事處，南寧辦事處又于當晚將前述單證交吉龍公司工作人員帶到憑祥交給了隆盛公司工作人員。隆盛公司組織車輛裝貨后，如期到達了廣西憑祥海關的南山驗貨場。其間，吉龍公司將委托隆盛公司報關出口的貨物中的740臺摩托車發動機，空運至廣州白云機場，然后委托重慶鴻祥運輸有限公司駐廣州辦事處承運至廣西憑祥，重慶鴻祥運輸有限公司駐廣州辦事處接受委托后，于2000年12月30日將740臺發動機運抵憑祥。隆盛公司將貨物運抵憑祥后，于2000年12月27 日、28日、30日用吉龍公司出具的委托書，轉委托中國外運廣西憑祥公司的報關行（以下簡稱憑祥外運報關行）代為報關。因憑祥海關要求，一張銷貨發票項下的貨物必須全部運抵南山貨場后才能報關，如有混裝貨物，必須附裝箱明細表，故憑祥外運報關行接受委托后，對吉龍公司不符合海關報關要求的貨物進行了清理。 2000年12月末，出口到越南的貨物多，民工較少，理貨需要1-2天時間，憑祥外運報關行將吉龍公司混裝的貨物清理完畢后，對7500套貨物分批報了關（其報關單單號分別為080005553號、0800005554號、080005555號、0800005612號、080005613號、 080005617號、080005670號），經海關驗關后予以放行。因吉龍公司將一張銷貨發票項下的部分貨物不在同一時間裝車發運，且在2000年 12月26日才將全部報關單證交給隆盛公司，又因混裝貨物不符合海關報關要求產生重新理貨，造成080005553號報關單記載的貨物到貨時間為2000 年12月23日，報關時間為2000年12月28日，海關驗關后的放行時間為2000年12月29日；080005554號報關單記載的貨物最早到貨時間為2000年12月18日，最遲到貨時間為2000年12月24日，報關時間為2000年12月28日，海關驗關后的放行時間為2000年12月29日； 080005555號報關單記載的貨物的最早到貨時間為2000年12月22日，最遲到貨時間為2000年12月24日，報關時間為2000年12月28 日，海關驗關后的放行時間為2000年12月29日；08005612號報關單記載的貨物的最早到貨時間為2000年12月26日，最遲到貨時間為 2000年12月28日，報關時間為2000年12月30日，海關驗關后的放行時間為2000年12月30日；08005613號報關單記載的貨物的最早到貨時間為2000年12月27日，報關時間為2000年12月30日，海關驗關后的放行時間為2000年12月31日；08005617號報關單記載的貨物的最早到貨時間為2000年12月27日，最遲到貨時間為2000年12月28日，報關時間為2000年12月30日，海關驗關后的放行時間為 2000年12月30日；08005670號報關單記載的貨物的最早到貨時間為2000年12月30日，報關時間為2000年12月30日，海關驗關后的放行時間為2000年12月30日。憑祥外運報關行為吉龍公司辦完報關手續后，隆盛公司辦理了出境手續。因2001年元月1日，越南將提升摩托車進口關稅，2000年12月末，我國出口越南的摩托車廠家均為了搶在越南提高關稅前多出口自己的產品，動用了大量的卡車運貨到憑祥突擊出口。而越南的貨場周轉能力有限，每天大約只能接納60輛貨車，越方每天將貨場的貨物全部運走后，才準予中方運輸車輛入境，因此造成堵車，導致全國各地運貨前去出口越南的七百多輛大貨車，從廣西憑祥友誼前322國道的零公里一直排到了友誼鎮隘口村弄斗屯，長度達8公里，停排時間長達8天。2000年12月31日晚24時，越南封閉海關，隆盛公司承運的吉龍公司的貨物中因此有9000套未能出境。2001年1月1日，越南提升摩托車進口關稅，吉龍公司的越南客戶因無力承擔關稅而拒收吉龍公司的貨物，吉龍公司由此在2001年1月向憑祥海關出具內容分別為“我公司于2000年12月30日通過憑祥外運報關行在憑祥報關出口摩托車散件共 1500套，因發動機供貨緊，沒能及時買到，未能在12月31日前進入越南海關貨場，導致該批貨物滯留在友誼關，越方拒絕收貨。鑒于上述情況，我公司為最大限度減少國家、公司損失，特向憑祥海關申請退運”及“我公司于2000年12月30日通過憑祥外運報關行在憑祥報關出口摩托車散件5500套。因12月 25日后出口量猛增，車輛過多，越南貨場太小，未能在12月31日前（合同期限）進入越南海關貨場，導致該批貨運滯留在友誼關，越南政府今年提高了摩托車散件進口關稅，越南買方通知我司無力承擔關稅，拒絕收貨。鑒于上述情況，我公司為最大限度減少國家、公司的損失，特向憑祥海關申請退運”的退運說明，申請退運7000套貨物。憑祥海關同意后，吉龍公司又委托憑祥外運報關行辦理了該7000套貨運重新進入中國海關的報關手續。該批貨物由于未能出關而由隆盛公司負責倉儲，后為減少損失，隆盛公司同意吉龍公司提走貨物予以處理。對于另外2000套以重慶機械設備進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機設公司）的名義報關和退運的貨物。

　　2001年4月30日，隆盛公司與吉龍公司簽訂《交付協議》，確認：甲方（吉龍公司）于2000年委托乙方（隆盛公司）運輸出口摩托車散件 10500套至越南零公里，乙方保證運輸車輛及時到達憑祥口岸，且代為報關，甲方承諾支付運費、中轉費、報關費、口岸費等1380264元（包括原欠運費 136304元）。但因越南方于2001年1月1日提升關稅，憑祥塞車且海關封關，導致甲方摩托車產品未能出關，上述貨物全部卸在憑祥倉庫，甲方為避免損失擴大，在接收尚未出關的全部貨物后作了另行銷售?，F乙方要求甲方立即支付所欠運費及其他費用，并扣留了甲方出口報送單據，而其中外匯核銷單的有效期僅剩十余天，為避免核銷單報廢給甲方造成更大的巨額損失，經甲、乙雙方協商，雙方同意按下列條款相互交換單證，其余問題待今后進一步確認解決等內容。2001 年4月30日，雙方根據簽訂的《交付協議》，吉龍公司向隆盛公司支付50萬元的支票等。同時，隆盛公司也將15份外匯核銷單、報關單白/黃各8份交付吉龍公司。

　　另查明，隆盛公司于2004年6月23日收到本院開具的預交訴訟收費通知單，在2004年7月1日向本院提交了緩交訴訟費申請。隆盛公司與中國工商銀行渝北區支行票據糾紛一案判決，渝北支行向隆盛公司支付支票金額50萬元，該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本案二審中雙方無爭議的事實如下：1、雙方2001年4月30日簽訂的《交付協議》確認交付的貨物數量為10500套。2、吉龍公司起訴索賠時主張隆盛公司代理的摩托車散件共有9000套未能及時出境，其中吉龍公司未出境的貨物為7000套，另外2000套系以機設公司的名義報關和退運。3、 “交付協議”中約定支付的1380264元運費等費用包含吉龍公司原欠的運輸費136304元；4、隆盛公司在本案一審過程中收到吉龍公司支付的 500000元運費等費用。上述事實，二審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隆盛公司具有從事陸運及江海聯運進出口貨物的國際貨運代理資格。雙方經協商一致所建立的國際貨物運輸代理關系，系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雙方法律關系應適用委托合同的規定調整。造成吉龍公司的貨物未全部出口越南，隆盛公司與吉龍公司均存在一定的過錯，吉龍公司作為摩托車經營單位，知道越南提高關稅后，應盡快組織貨源，由于大量同類企業都想在提高關稅前出口商品，造成憑祥海關堵車極為嚴重，從而影響隆盛公司代理吉龍公司的大部分產品未能出口，且因吉龍公司對該批貨物混裝原因，故吉龍公司應承擔主要責任，隆盛公司作為一家專業的貨運代理公司，在接受委托后，應對堵車等客觀情形有一定的預見，并盡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由于當時組織的貨物已部分出境，說明隆盛公司未盡到善良管理人的義務，造成吉龍公司的合同目的不能完全實現。故隆盛公司對本案亦應承擔一定的責任。

　　二審中，雙方當事人尚存爭議的問題是：1、一審判決認定的運費是否包含代理費；2、吉龍公司于2000年12月26日和2000年12月29日支付給隆盛公司的70萬元是否系本案爭議的運費；3、吉龍公司委托隆盛公司運輸的貨物數量是多少以及吉龍公司應當支付的代理費金額是多少。

　　本院對前述爭議評判如下：根據雙方認可的隆盛公司“帳載應收吉龍公司運費”表，隆盛公司收到前述70萬元款項后，吉龍公司尚欠136304元運費，而“交付協議”中約定的1380264元運費及中轉費、報關費等費用中包含尚欠的136304元運費，說明“交付協議”是對未結運費的摩托車散件的最后結算，因而應以該協議記載的10500套為依據，照此計算吉龍公司支付的70萬元運費系支付10500套以外的貨物所產生的運費，而非吉龍公司支付的 10500套貨物的運費，因而一審判決關于70萬元運費的認定正確。從隆盛公司出具的費用清單及“交付協議”內容，其主張的運費是包含代理費在內的，吉龍公司認為隆盛公司未盡代理人應盡義務則無權索取代理費，缺乏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故此主張本院不予支持。一審判決未認定吉龍公司就本案已支付50萬元，二審中，隆盛公司認可收到吉龍公司的50萬元轉帳支票，該款應從運費、代理費用中扣除。

　　根據“交付協議”，本院據此確認雙方當事人運輸的摩托車散件為10500套，以其生產的運輸等費1243960元計算，每套所產生的運輸費、代理費、報關費、口岸費為118.47元。根據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2003）渝高法民終字第13號判決認定，9000套貨物中其中2000套以機設公司名義報關及退運的貨物應另案處理。吉龍公司的7000套貨物因未及時出境，雙方應按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2003）渝高法民終字第13號判決認定的責任比例承擔相應的責任，即隆盛公司就此7000套有權向吉龍公司收取60%的運費和代理費。依據每套118.47元計算，7000套摩托車散件60%的運費及代理費應為497574元；其余1500套已及時出境，吉龍公司應全額支付運費及代理費，應為177705元；則吉龍公司應付隆盛公司運費及代理費共計 675279元，扣除吉龍公司已支付的50萬元，吉龍公司應向隆盛公司支付運費及代理費總計175279元。另隆盛公司未在本院規定的期限內繳納訴訟費用，對隆盛公司提起的上訴，本院不予審理。同時，隆盛公司對不當訴訟所產生的訴訟費用應自行承擔。原審判決認定吉龍公司委托隆盛公司的貨物數量為 12000套不當，應予糾正。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條、第三百九十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三）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撤銷重慶市渝北區人民法院（2001）渝北法民初字第772號民事判決；

　　二、由上訴人重慶吉龍機械制造有限公司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支付被上訴人重慶隆盛集裝箱國際貨運有限公司運費及代理費共計311583元及利息（利息從2001年8月1日起至款項付清時止，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流動資金貸款利率計付）；

　　三、駁回重慶隆盛集裝箱國際貨運有限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

　　本案一審訴訟費19660元，其他訴訟費5910元，合計25570元，由隆盛公司負擔20456元，吉龍公司承擔5114元；二審訴訟費19660元，其他訴訟費2955元，共計22615元，由隆盛公司承擔15076元，吉龍公司承擔7539元。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胡 蓉

　　審 判 員 謝長福

　　代理審判員 蔡春貴

　　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書 記 員 李培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