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中國家的困難在于它們是“后來者”，在它們到來時，這個世界已經被“先行者”劃分完畢。”

1.競爭調節機制的不完備

上述有關知識產權對美國和其它發達國家產生的影響的問題對發展中國家也同樣重要。更重要的區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知識產權制度因為“失誤”要付出的代價很可能遠比發達國家大，因為大多發達國家都具備完善的競爭調節機制，可以保證任何壟斷權利不會過度影響公共利益。例如在美國和歐盟，這些制度尤其強硬和完善，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卻遠非如此，后者極易受到不良知識產權制度的損害。我們認為，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學習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來改進自己的知識產權制度，使之適于其具體的法律制度和經濟形勢。

2.本土技術能力的欠缺

發展中國家由于不存在人文和技術方面的前提條件，知識產權對其發明的激勵作用微乎其微。知識產權無利于激勵研究和施惠窮人，因為即使研發生產了專利產品，窮人也根本買不起。他們還認為，知識產權限制了發展中國家對科技的模仿學習機會，使外國企業可以通過獲取專利保護將本國企業逐出國內市場，并用進口產品占領國內市場。更有甚者，知識產權增加了基本的醫療和農業投入成本，對貧困人口和農民造成的影響尤其嚴重。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與它們之前的發達國家一樣，本土技術能力的發展已經被證明是經濟增長和貧窮減少的一個關鍵決定因素。這種能力決定了這些國家對外國技術的吸收和應用水平。許多研究已經得出結論，決定技術轉讓成功的最明顯的單項因素就是本土技術能力是否能早日涌現。

(二)知識產權制度對發展中國家產生的不利影響

發展中國家不但會受到來自內部知識產權制度的直接影響，而且會受到發達國家知識產權制度的間接影響。

1.知識產權制度對網絡資源的保護的問題

數字時代對因特網數據資料使用權的限制就在影響著全球。例如：發展中國家的科學家通過因特網有很多機會獲得以往由于資源限制而不能使用印刷媒體得到的資料，但他們擔心，旨在防止普遍盜版行為的編密碼技術(或稱“數字權利管理)會使他們通過因特網使用這些資料比現在通過印刷媒體還難，他們可能會被拒絕使用一些受保護的數據，或者沒有足夠的辦法獲取這些數據。

對于印刷媒介來說，著作權法有有關“公平使用”的條款，而且該媒介的性質也允許多方使用，使用者可以正式從圖書館借閱，也可以從別人那里借讀，還可以在書店瀏覽(買不買都行)。而對于因特網上的資料，由于技術上允許編制密碼或采取其它拒絕別人使用甚至瀏覽的手段，使用者就不得不付出相關的費用。

盡管因特網迄今為止的“本意”是自由使用，但越來越多載有有價值材料的網站卻正在采取收費使用的做法，或以其它的方式限制別人的使用。更有甚者，美國的《數字千年版權法案》(DMCA)和歐洲的《數據庫指令》(DatabaseDirective)的某些條款已遠遠脫離《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的要求，使著作權保護的天平嚴重向數據采集的投資者和創作者傾斜。

2.涉及基本人權的農業與醫療

知識產權制度可以促進有關重大疾病或新型農作物的研究——這些研究對發展中國家十分重要，但卻只有發達國家在搞;但同時也可以阻礙這些研究，因為發達國家的知識產權制度可以通過強力促進主要對其有利的某些類型的研究，

而將知識資源從攸關全球的問題研究上轉移開。按照發達國家的慣例，源自發展中國家的知識或遺傳資源可以在沒有事先安排分享該資源商業化利益的情況下獲取專利。有時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出口就因這種知識產權保護而受到限制。

(三)發展中國家的被動局面

1.被迫提供“保護”

有不少持續性的壓力要求發展中國家根據發達國家的標準，在其政權制度內提高知識產權保護的水平。

烏拉圭回合就《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的談判僅為一個例證。發展中國家之所以接受《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原因不是采取知識產權保護是其當務之急，部分原因是它們認為，包括發達國家減少貿易保護在內的一攬子計劃可以使它們受益?，F在這些發展中國家大多認為分發達國家并未兌現其為放開農業及紡織品市場和減少關稅做出的承諾，而且它們卻要承擔《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帶來的負擔。去年的多哈回合談判就世界貿易組織的新發展達成的協議認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協議應更清晰、更有意義。

2.游戲的“輸家”

發展中國家總體上都是技術的凈進口國，這些技術大部分由發達國家提供，全球絕大多數的專利都屬于發達國家的組織。為評估《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的全球影響，已經建立了計量經濟學的模型(例如，知識產權保護最低標準全球化)。世界銀行的最新評估認為，大多發達國家將是《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的主要受益人，該協議提高了他們專利的價值，其中美國預計年受益額將達到190億美元，而發展中國家和一些發達國家卻是純粹的輸家，其中最大的輸家是韓國(每年將損失150億美元)。

這些數字是在許多有爭議的假定的基礎上產生的，沒有太大的具體意義，但確實可以說，在全球范圍內推行專利制度對專利權所有者將相當有益，這些專利權所有者主要在發達國家，而這種受益是建立在受保護技術和產品的使用者的損失之上的，這些使用者主要在發展中國家。2001年，美國的版稅和(主要與知識產權交易有關的)酬金的凈盈余已從1991年的140億美元增長到220億余美元。世界銀行提供的數字表明，發展中國家1999年由于版稅和許可證費而產生的赤字是75億美元。

(四)發展中國家的應對措施的成功范例

東亞國家或地區。它們使用知識產權的弱化形式以適應其發展階段的特定環境，他們認為取消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可以鼓勵(借助復制和效仿的)技術轉讓和科技學習。

在臺灣和韓國經濟快速成長的關鍵階段——1960年至1980年的轉型階段，雙方都強調效仿和翻版的重要性，視之為發展本土經濟革新能力的重要手段。韓國1961年就通過了專利法，但該法保護范圍并不包括食品、化學藥品和醫藥品，而且專利保護期限只有12年。只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特別是美國依據其《1974年貿易法案》(1974TradeAct)301條款進行起訴后，韓國的專利法才有所修改，盡管還是沒有達到《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的標準。臺灣的情況與此類似。

人們廣泛認為，印度《1970年專利法案》(1970PatentAct)對藥品實行知識產權保護的弱化是印度藥品行業后來快速成長的一個重要因素，印度是低成本非專利藥品和散裝中成藥的生產國和出口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