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2011年3月14日，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遺囑糾紛案。原告李達系家中長子，其在母親去世后將二弟李民和妹妹李榮告上法庭，原因是母親劉華英在去世前立下一份代書遺囑，按照該遺囑內容，二弟李民將繼承母親的全部遺產。李達認為李民提供的母親的代書遺囑不符合法定要件，請求法院對其效力不予認可，并要求按照法定繼承分得母親遺產中的30萬元。

被繼承人劉華英共有子女三人，分別是長子李達、次子李民、女兒李榮，其夫李元順于2003年去世。位于本市東城區先曉胡同的房屋登記在李元順名下，系夫妻共同財產。2008年7月，該房屋遇拆遷，劉華英與北京富恒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簽訂了《北京市住宅房屋拆遷貨幣補償協議》，依據該協議劉華英共獲得拆遷補償款等共計130萬元。

2008年7月22日，劉華英、李民、李榮與北京富恒房地產開發公司、中蓬房屋拆遷公司簽署了一份證明，內容為：“北京市東城區先曉胡同x號北樓xxx室房屋拆遷補償款130萬元中，涉及李元順遺產部分65萬我們將自行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遺產繼承法進行分配。被拆遷人、產權人配偶劉華英分得65萬+16.25萬=81.25萬元整。李達、李民、李榮每人各16.25萬元。由于李達患有腦血栓后遺癥、偏癱，故劉華英、李民、李榮每人再給李達1.25萬元，李達共得20萬元。

2011年1月1日，劉華英因病去世。次子李民拿出一份劉華英所立的代書遺囑，其內容為：“本人與丈夫李元順(已去世)原住地北京市東城區先曉胡同x號北樓xxx室拆遷，獲得拆遷補償款130萬元整，已參照遺產繼承法，同時本著照顧子女生活的原則分配如下：長子李達，次子李民，女兒李榮每人分得20萬元整，余下70萬元整歸本人所有……我自愿在本人去世后將屬于我的財產的剩余部分由次子李民繼承。2008年9月21日。”該遺囑有見證人仲某、許某簽名，其全部簽訂過程留有視頻資料。劉華英名下的浦東發展銀行賬戶內留有存款20萬元，2011年1月10日次子李民提取了上述存款，本息合計為204500元。

對于原告李達的起訴，被告李民和李榮對李達的說法持有不同的看法，表示拆遷辦與母親劉華英確實達成了補償拆遷款130萬元的協議，后因李達強烈要求，兄弟二人無奈與其達成協議，將拆遷款中的20萬元給了李達。所以母親實際得到拆遷款110萬。拆遷款領取后，母親給了李民和李榮每人各20萬元。2008年9月21日，劉華英針對其手中剩余的拆遷款70萬元留了一份遺囑，表示該款項由次子李民繼承，留遺囑的過程進行了錄像，且還有兩個見證人在場。房屋拆遷后母親劉華英一直和李民共同生活。2009年7月左右，李民購房時母親出資40萬元，這些年母親的日常生活和醫療也花去了近10萬元。母親去世時拆遷款尚剩余20余萬元。既然母親有遺囑就應該尊重母親的遺愿，財產應由李民繼承。

【審理過程】

東城法院經公開開庭審理認為，北京市東城區先曉胡同x號北樓xxx號房屋原系李元順、劉華英的夫妻共同財產，故拆遷款中針對房屋本身的補償部分的一半應視為李元順的遺產，其余部分為劉華英所有。根據劉華英、李民、李榮與北京富恒房地產開發公司、中蓬房屋拆遷公司簽署的證明、劉華英的拆遷款存折及李達簽署的拆遷協議可認定，在拆遷時針對李元順的遺產繼承問題已解決，公民可以立遺囑處分個人財產。

李民向法院提交的劉華英的文字遺囑應屬代書遺囑范疇，鑒于該遺囑系李民所打印，故該遺囑不符合代書遺囑的法定要件，法院對其不予認定。李民還向法院提交了視頻資料，該視頻資料顯示劉華英對其個人財產在其去世后的分配問題做出了意思表示，同時有兩位見證人在場見證。法院認為針對上述視頻資料可參照錄音遺囑的相關規定進行認定，鑒于該視頻資料系劉華英的真實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規定，故法院予以認定。綜上，法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三條，第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判決駁回原告李達要求繼承劉華英的拆遷款三十萬元的訴訟請求。

【法官釋法】

遺產是公民死亡時遺留的個人合法財產，依據《繼承法》規定，通過繼承方式取得被繼承人遺產的方式有四種：(1)法定繼承，(2)遺囑繼承，(3)遺贈，(4)遺贈扶養協議。《繼承法》對于上述四種繼承方式的適用順序同時做出了規定：繼承開始后，按照法定繼承辦理;有遺囑的，按照遺囑繼承或者遺贈辦理;有遺贈扶養協議的，按照協議辦理。

遺囑的本質是通過某種手段將被繼承人的思想予以固定。《繼承法》頒布之時能用來固定人的思想的方式比較有限，主要有錄音、紙質文字書寫、他人見證等幾種方式。因遺囑是對被繼承人死亡后的個人事務所做的安排，且被繼承人死亡后其訂立遺囑時的真實意思表示難以通過其他方式探尋，故對于遺囑的形式，《繼承法》采取了審慎的態度，只規定了能最大限度反映被繼承人真實想法的方式。《繼承法》第十七條共規定有五種遺囑形式：(1)公證遺囑：由遺囑人經公證機關辦理;(2)自書遺囑：遺囑人親筆書寫，簽名，注明年、月、日;(3)代書遺囑：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由其中一人代書，注明年、月、日，并由代書人、其他見證人和遺囑人簽名;(4)錄音遺囑：以錄音形式立的遺囑，應當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5)口頭遺囑：遺囑人在危急情況下，可以立口頭遺囑。口頭遺囑應當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危急情況解除后，遺囑人能夠用書面或者錄音形式立遺囑的，所立的口頭遺囑無效。

本案的主要爭議焦點在于原、被告對于母親所做遺囑的效力存在截然不同的觀點。原告認為被告提交的打印遺囑不符合遺囑的法定形式，故應認定為無效。被告則認為，訂立遺囑時既有見證人又進行了全程錄音錄像，母親所立遺囑是真實有效的，應按照遺囑分割遺產。

一、新類型遺囑既要具有遺囑的一般特征又要符合《繼承法》的規定。

對新類型遺囑的認定要兼顧內在本質特征與外在形式的考察。首先要審查新類型遺囑是否具備遺囑的內在本質特征：(1)必須能體現遺囑人的真實意思。遺囑方式應能夠將遺囑人的真實意思如實反映出來是遺囑所應具備的首要特征。(2)能保持遺囑原狀。遺囑的形式應服務于遺囑人的意愿,這是選定遺囑方式必須嚴格遵循的又一準則。為了預防繼承人或其他人偽造、篡改遺囑,使遺囑人的意思表示真實確切,以便日后發生爭執能夠作為證據,遺囑的方式必須盡最大可能保持原狀,不易被篡改。

就新類型遺囑的形式要件而言。因《繼承法》對于遺囑的形式采用列舉的方式加以規定，因此任何新類型遺囑，必須可歸為五種遺囑形式之一，方能產生相應法律效力。

二、打印遺囑符合繼承法對自書遺囑、代書遺囑所作規定的可以發生法律效力。

《繼承法》第十七條對遺囑的書寫形式進行了規定，通過書寫形式訂立的遺囑分為自書遺囑與代書遺囑兩種形式，其中自書遺囑是指“遺囑人親筆書寫”。此處的親筆書寫顯然是指用鋼筆、鉛筆、毛筆等傳統書寫工具在紙等媒介上進行了文字記錄，在個人電腦普及之前，這種傳統意義上的書寫在記錄上占有統治地位。然后近年來，電腦“飛入尋常百姓家”，人們對電腦技術的學習熱情也空前高漲，相較傳統書寫，用電腦書寫不僅更為快捷、復制簡便，而且字跡清晰，不存在字跡模糊難以辨識的問題。上述優點使人們更青睞于用電腦書寫各種文字，這里面也包括了書寫遺囑。

在電腦應用廣泛普及的時代背景下，應當對《繼承法》第十七條中的“書寫”做擴張解釋，即這種書寫即包括傳統意義上的筆墨書寫，也包括電子設備上的書寫，凡是可以證實意思表示真實，內容明確的打印遺囑，可以參考《繼承法》第十七條對自書遺囑、代書遺囑的規定，對其效力加以認定。

對于經電腦書寫并打印的遺囑，認定其效力首先應審查其是否符合書寫遺囑的一般性規定，即是否具有本人簽名，簽名必須由被繼承人用筆在打印遺囑上書寫，如簽名亦為電腦打印則應由被繼承人簽章或手印。在對打印進行初步審查后，尚須對應《繼承法》第十七條之規定進行進一步考察：(1)自書遺囑。對于以電腦打印形式訂立的自書遺囑，必須要考慮當事人的電腦水平，即客觀上當事人是否存在使用電腦書寫遺囑的可能性，同時要參考當事人提交的其他相應證據，以證實該遺囑確系被繼承人書寫。(2)代書遺囑。打印遺囑可由被繼承人以外的人在電腦上書寫并打印。但必須有兩名的無利害關系人加以見證，其中一人完成遺囑的書寫及打印工作。

在本案中，雖然劉華英在打印的遺囑上簽名并按有手印，但通過庭審調查，法官查明該代書遺囑系劉華英的次子李民在電腦上書寫的，李民作為劉華英遺囑確定的遺產繼承人，與遺囑訂立具有直接的利害關系，違背了《繼承法》對代書遺囑形式要件的規定，故該打印遺囑無效。

三、錄像遺囑符合錄音遺囑形式要件的可按錄音遺囑處理。

《繼承法》第十七條規定的五種遺囑形式中并未規定有錄像遺囑，而只規定了錄音遺囑。與錄音遺囑相比，錄像遺囑具有聲音的同時還擁有畫面，不僅可以更全面地反映訂立遺囑時的環境，而且可以直觀的觀察被繼承人的精神狀態、身體狀況，更有利于還原。因此對于錄像遺囑的效力予以一概排除，不利于維護社會秩序的和諧穩定。

對于錄像遺囑的認定，應當比照錄音遺囑的規定，對于符合錄音遺囑形式要件，即錄像中的聲音能完整反應遺囑內容，且具備兩個以上見證人進行見證的錄像遺囑，可以認定為錄音遺囑。由于錄音錄像容易被他人復制、剪接或偽造，對該種遺囑的制作應當嚴格把握。立遺囑人應當自己親自敘述遺囑的全部內容，不得由他人代為轉述。立遺囑時，應當有兩個以上的見證人在場見證。見證人應當把自己的姓名、性別、年齡、職業、工作單位、家庭住址等事項錄制在錄音磁帶或錄像磁帶上，還應當對錄制情況做出說明，見證人也可以在錄音遺囑內容完畢后，再錄制以上事項。

本案中，劉華英訂立代書遺囑時進行了全程攝像，見證人宣讀了遺囑的全部內容，詢問這份遺囑是否是其真實意思表示，劉華英對此予以肯定答復。畫面清晰流暢，劉華英在訂立遺囑全程思維敏捷、意識清醒。雖然劉華英所訂立的代書遺囑因不符合代書遺囑的形式要件而不發生遺囑的法律效力，但其作為一份書證，具有證明力，與錄像遺囑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證據鏈，足以證明該遺囑內容真實有效。法院最終認定該錄像遺囑屬于《繼承法》第十七條所規定的錄音遺囑，李民依據該遺囑繼承劉華英全部財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