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務勞動補償制度適用條件過于苛刻
《婚姻法》第40條規定:“夫妻書面約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歸各自所有,一方因撫養子女,照顧老人,協助另一方工作支付出較多的義務的,離婚時有權向另一方請求補償,另一方應予以補償。”立法的目的:第一,承認家務勞動或協助工作的價值,第二,彌補分別財產制度存在的實際上的不平等。但是,家務勞動補償制度是以“夫妻書面約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財產歸各自所有”為前提。由于民族、歷史的原因,受傳統觀念的影響,目前在我國夫妻約定實行分別財產制的數量仍然很少,據調查,城市居民中僅有2.7%,農村居民中僅有1.1%的夫妻有采取分別財產制的愿望。這使家務勞動補償制度的適用范圍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家務勞動的價值難以體現。
(二)經濟幫助制度適用的規定過于抽象
《婚姻法》第42條規定:“離婚時,如一方生活困難,另一方應當從其住房等個人財產中給予適當幫助。”婚姻法的規定相當原則,什么情況下需要幫助、怎么幫助、幫助到什么程度,實踐中難以操作,致使經濟幫助實際不到位等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并未解決無房居住者的住房困難,金錢幫助的數額也偏低,難以真正解決當事人的困難。經濟幫助的方式和數額除取決于當事人的經濟狀況外,也取決于審判者的社會性別意識和公正尺度。實踐中不可避免地因離婚產生“貧困女性化”等與公平原則相悖的社會現象:2001年至2004湖南津市市人民法院審結的離婚案件中,經判決或調解當事人離婚的案件共590件,其中271件案件當事人一方收入與生活水平明顯下降,占當事人離婚案件的45.9%。經濟幫助制度沒有達到解決婚姻當事人因離婚而陷入生活困難的目的。
(三)離婚損害賠償制度存在重大缺陷
《婚姻法》第46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三)實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司法實踐中的問題是,第一,當事人離婚時提出損害賠償的案件在法院受理的離婚案件中所占比重很低;第二,即便當事人提出了賠償請求,最終獲得法院支持的比例也很低。調查顯示,在哈爾濱市隨機抽取的100件二審離婚案件中,盡管有24件提出損害賠償,但因舉證等問題,無一例獲得賠償。廈門市某區的398件一審案件中只有4例提出損害賠償,其中,僅有1例獲得賠償。從請求權行使主體看,以女性為多,廈門4例均為女方。要求賠償的理由除婚姻法規定的4種法定理由外,還有一方通奸等其他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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