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實生活中，會有一些人通過某種手段獲得了巨額財產，或者說獲得了憑自己絕對賺不到的大量財產，那么又會有國家機關對此事進行調查，甚至立案。那么，沒有明確的證據證明這些巨額財產的來源，這樣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立案標準有哪些？

一、認定

1、非法所得的數額

國家工作人員的合法收入是計算非法所得的基礎。國家工作人員的合法收入，應當包括國家工作人員的工資、獎金、國家發放的各種補貼、本人的其他勞動收入、親友的饋贈和依法繼承的財產。非法所得數額應以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或者支出與其合法收入的差額部分計算。計算非法所得時，應將合法收入部分扣除，只計算差額部分。如果行為人能夠說明財產的來源是合法的，并經查證屬實的，應作為本人的合法收入;如果行為人不能說明財產的來源是合法的，則應減去其合法收入的差額部分，即視為非法所得，其行為構成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

2、與貪污罪受賄罪的界限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與貪污罪和受賄罪有著密切的聯系，很多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就是沒有被查明證實的貪污罪和受賄罪。但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作為一個獨立的罪名有著自己的犯罪構成。首先，貪污罪和受賄罪的犯罪主體的范圍要比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大一些，除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還包括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其他經手管理公共財產的人員和其他依法從事公務的人員。在犯罪的客觀方面，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只要求行為人擁有超過合法收入的巨額財產，而且行為人不能說明、司法機關又不能查明其來源的即可。也就是說，行為人擁有的來源不明的巨額財產既可能是來自于貪污、受賄，也可能是來自于走私、販毒、盜竊、詐騙等等行為，這些都不影響構成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

3、與無罪推定原則相悖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與無罪推定原則明顯的相悖，這就是兩個不同的立法觀念但是卻同時出現在中國的法律體系中。無罪推定原則的主旨是：對法院未被判決的任何人都是無罪的，都不得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早在1764年，意大利的法學家貝卡利亞就在其代表作《論犯罪與刑罰》中說：“在法官判決之前一個人是不能被稱為犯罪的，只要還不能斷定他已經侵犯了給予他公共保護的契約，社會是不能取消對他的公共保護的。”就從這里可以看出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是從有罪推定的角度上來說的，把一個無罪的公民放在一個被法律審查的地位上，公民的人權和人格受到了嚴重的破壞。因此，在這里我僅以一個學者的身份對這條法律條文提出質疑，希望司法部還有社會大眾能夠多方位的思考。

二、立案標準

刑法第395條第一款規定：“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或者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的，可以責令說明來源。本人不能說明其來源是合法的，差額部分以非法所得論，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財產的差額部分予以追繳。”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的有關規定，涉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數額在30萬元以上的，應予立案。

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1999.9.9 高檢發釋字[1999]2號)一、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九)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案(第395條第1款)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或者支出明顯超出合法收入，差額巨大，而本人又不能說明其來源是合法的行為。涉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數額在30萬元以上的，應予立案。

完善建議(一)充分認識該罪的本質，重新確定罪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從法理上來說，本質上就是一個兜底性的刑法條款，其實體法價值在于為了嚴密法網、堵塞漏洞，使犯罪分子受到應有懲罰，因而對其這一價值定位的正確認識十分重要，這一認識，足以解決該罪名存廢、刑罰輕重之爭。當然，對于立法者的初衷我們也不能忽視，國家工作人員非法獲取的巨額財產顯然是可罰的，我們不應容忍公職人員利用國家權力去謀取私利，損害公職人員的職務廉潔性，降低公眾對公權力的信任，懲罰顯然必要。而為了能夠使更大多數人理性地接受對此罪的處罰方法，本罪名應當修改為非法所得罪。應當承認，當初在確定罪名時，將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條第一款的罪名確定為“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是不妥的，它誤導了民眾，影響了實踐。原立法的側重點，在于國家工作人員必須對自己所擁有的超過合法收入的財產，或者明顯與合法收入不符的支出進行來源說明，只要不能說明其來源是合法的，對“差額部分”就依法推定為“非法所得”，達到數額標準就應定罪處理。為什么說明了不合法、但并非犯罪所得的來源的情況也要定罪呢?這是因為國家工作人員任何非法斂財的行為都嚴重違反了職務的廉潔性，如果數額巨大就應當治罪，這與一般違法行為(如走私、非法經營)超過了一定數額就需動用刑法懲治的道理是一樣的。而能夠避免理解偏差，又能準確描述此罪罪狀的，最佳罪名應是“非法所得罪”。它既符合立法基本價值取向，用語精煉，反映出立法者對此行為的否定性評價，又能夠全面概括本罪的本質特征，確實具有可取之處。

(二)充分考慮反腐敗的實際與人權保障的協調現代刑法所強調的，既是打擊犯罪的合目的性，同時更要注重人權保護。盡管反對公權力的腐敗已經成為國際共識，但以何種正當手段反腐敗、怎樣既保證政治清廉又能夠維護基本人權，也是刑事立法與刑事司法重點關注的問題。從無罪推定的原則出發，對于普通的刑事犯罪應當是“疑罪從無”，而本罪卻在一定程度上將證明自己無罪的責任轉移到被告人身上，采取的是“疑罪從有”。這本身就反映了立法者懲治腐敗的決心，表明對此行為的嚴厲態度。從罪刑相適應的角度分析，行為人應當承擔的刑事責任和應受刑罰處罰是與其犯罪行為和人身危險性相均衡的。本罪中，行為人巨額財產的獲得可能是通過非法途徑，也可能通過合法途徑，其處罰的前提和基礎是持有這些財產并不能做出圓滿解釋，且無證據證明行為人實施了貪污受賄等犯罪行為，因此，對這一犯罪行為給予相對貪污賄賂犯罪較輕的責任評價總體是適當的。同時，法律也規定了將這種推定作為一種可辯駁的事實，即允許當事人提出相反證據作出辯解。這里需要強調的，則是在立法和刑事司法的總體價值取向上，要實現打擊腐敗犯罪與保障人權的均衡，那就是無論在任何時候，針對民眾反腐肅貪的激越之情，立法與司法機關都要保持理性與冷靜，既要以雷霆手段嚴厲打擊貪腐犯罪，又要遵循罪刑法定與刑法謙抑原則，在立法與司法中充分尊重人權，避免執法隨意性，更不能任意推定。

(三)既要成為反腐利器，又不能成為推卸責任、消極執法的借口在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問題的爭議中，除了對該罪名設置的正當性、法定刑輕重方面外，人們還注意到，在具體司法實踐的個案中，來源不明的財產數量，往往總是遠遠大于已經查明的貪污受賄數額，一些案件查明的貪污受賄數額甚至不及來源不明數額的百分之一。為此，有人質疑：究竟是司法機關“無能”，還是腐敗分子太“狡猾”?更有人質疑：是不是司法機關為了推卸自己查處腐敗不力的責任，才要呼吁提高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法定刑，以降低自己的證明標準，為自己的工作懈怠洗清責任、為自己的反腐不力也撐起一把“保護傘”呢?的確，針對大量個案查實數不及不明數的現象，立法機關與司法機關都應當進行深入的反思：腐敗現象的發生，存在著制度上、體制上、管理上的問題;查處腐敗不力，也存在著查處力度、查處方式、查處效果上的問題，這些責任，不能夠都讓被查處者來“買單”。我們可以設置一個最高的法定刑，將巨額財產來源不明者判處死刑，但這種以推定的形式處死腐敗者是否正當?是否是為了掩蓋政府的無能而“殺人滅口”?因此，立法與司法上需要解決的，更主要的是如何加大工作力度，努力有所突破，盡量減少“來源不明的”絕對數量和相對比例，爭取多查清一些問題，決不能坐等法律的修改，眼看著腐敗分子逃脫;更不能降低反腐敗工作的要求，用“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為自己打馬虎眼。

(四)完善配套措施，嚴密法網，實現“嚴而不厲”亞里士多德認為：“法律可以被定義為不受主觀愿望影響的理性。”[14]解決現有問題的根本出路是，盡快制定有關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的法律，在法律層面形成完整系統的財產申報制度;將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設計成為純粹的不作為犯，另以拒不申報、虛假申報行為作為追究刑事責任的基礎，即建構拒不申報、虛假申報財產罪。在此可以借鑒香港地區《防止賄賂條例》第10條“擁有無法解釋之財產罪”的規定，[15]即明確規定無論是現任的還是卸任的政府雇員，只要有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就可能受到法律的懲罰。只有如此完善，才真正有利于反腐敗斗爭長期、有效、切實地開展下去。在本罪的主體方面，應當借鑒《刑法修正案(七)》新增設的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將國家工作人員、離職國家工作人員、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其他關系密切人一并納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主體范圍。現有該罪的犯罪主體范圍過窄，限制了其立法的輻射威懾能力。另外，從該罪的法定刑看，量刑結構不盡合理，除最高刑仍然偏低外，缺乏附加刑，僅僅追繳犯罪分子的非法所得而不附加罰金刑，容易放縱犯罪分子，不利于實現刑法的一般預防與特殊預防相結合的功能。鑒于本罪也是與財產有關的圖利型犯罪，處罰應當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及人民生活水平相照應。對于本罪可以根據當地的年人均收入和犯罪人來源不明的巨額財產差額部分的比例來確定法定刑。

我國是有明確的司法解釋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立案標準進行了解釋的，這就解決了部分人對這個罪的一些爭議，因為即使不能解釋巨額財產的來源，但是也不能夠百分之百證明這些巨額財產是非法獲得的，所以我國就對這個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進行了解釋，以更好的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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