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案情

周某系重慶市沙坪壩區某磚廠工人,1992年1月2日工作時受傷,造成雙上肢齊臂截肢,之后,該廠與周某達成賠償協議,對周某的傷殘補助金、醫療補助費、困難補助金等一次性共支付15000元。同年12月,重慶市沙坪壩區勞動鑒定委員會鑒定為一級傷殘，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生活不能自理。1995年周某向重慶市沙坪壩區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沙坪壩區某磚廠支付其傷殘賠償費、營養費和安裝及更換普及型肌電假肢的費用。

重慶市沙坪壩區人民法院審理認為：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原告周某因工致殘，有權要求用工單位進行賠償。針對周某傷殘后安裝假肢問題，重慶市沙坪壩區法院在審理中向重慶市假*廠業務員鄒某了解到，周某這種傷殘，有二種假肢可供選擇安裝,一種是沒有任何功能的裝飾性假肢,價格1000元一支;一種是只有兩個自由度,可以握和適當轉動的機電手,此種假肢最低價格19，600元一支,但如要用力還需要臂力,像周某這種雙臂缺失,安了這種假肢也不能恢復勞動能力。重慶市沙坪壩區法院依此并結合四川省假肢廠普及型假肢價格表中上臂雙自由度肌電假手最低價格(每肢19，600元)作出民事判決，一、判磚廠賠償周某安裝普及型假肢的費用39，200元(已付的醫療、傷殘補助等費二萬六千元除外)。二、駁回周某的其它訴訟請求。

一審判決后，原告周某不服，以傷殘費過低為由向原四川省重慶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該院作出民事終審判決認為：周某因工致殘，用工單位按有關文件規定作了處理，但根據其傷殘程度及部位，未能解決雙上肢殘疾應配制普及型器具的費用,不妥，應予支持，其它過高請求不予主張。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周某仍不服法院二審判決向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申訴,該院于1999年1月再審后認為：某磚廠根據有關規定賠償周某傷殘補助費15，000元實屬過低;周某提出安裝進口肌電型假肢問題，因周某系高位截肢(無肩關節)，安裝肌電型假肢無實際意義，且原審已對安裝假肢費用作了處理。遂做出(1999)渝一中民再終字第776號判決，1、撤銷了原民事終審判決第二項(即駁回其他訴訟請求的判決)。2、維持原初審民事判決第一項，(即：由被告重慶市沙坪壩區某磚廠賠償原告周某安裝普及型假肢的費用39200元的判決)。3、重慶市沙坪壩區某磚廠支付周某撫養費、扶助費108691.32元(扣除支付的15000元)。

2004年1月，周某以某磚廠應支付假肢更換費為由向重慶市沙坪壩區人民法院提起新訴訟，其理由是民政部中國假肢矯形技術中等專業學校臨床部、西南醫院假肢矯形器裝配中心出具的證明：周某適合安裝肩離斷肌電控制假肢。費用每支40375元，每5年更換一次。按人均預期壽命70歲計算，需更換8次，共計646，000元。重慶市沙坪壩區法院作出民事判決，判令被申訴人支付周某更換假肢費用560，000元。

重慶市某磚廠不服判決，提起上訴，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審理后認為：1、1995年周某提出要求安裝假肢及傷殘補助費的訴訟時，其訴訟請求中已提出更新折舊費。這一請求與其2004年提出的要求支付假肢更換費的請求相同，這同一請求已在1999年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再審判決中已解決,故周某2004年的起訴為重復起訴,原審法院對此的受理并做出實體判決是錯誤的;2、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已認定：周某安裝肌電型假肢已無必要，并根據重慶假肢廠業務員鄒*國的證言，安裝裝飾性假肢每只僅需1000元，按照重慶市沙坪壩區人民法院1995年判決的假肢費用計算，已包含了周某安裝17次裝飾性假肢費用及相應的維修費。由此，作出民事終審裁定，撤銷重慶市沙坪壩區法院所作的民事判決，駁回周某的起訴。

二、抗訴過程及其結果

周某不服裁定向重慶市沙坪壩區人民檢察院申訴，重慶市沙坪壩區人民檢察院向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建議提請重慶市人民檢察院抗訴，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提請重慶市人民檢察院抗訴，重慶市人民檢察院審查后認為原審裁定適用法律不當，認定事實錯誤，向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抗訴理由是：

申訴人周某2004年起訴要求支付假肢更換費用的訴訟請求不是重復起訴。1995年，周某向重慶市沙坪壩區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時，雖然提出了要求主張假肢更換費的訴訟請求，重慶市沙坪壩區人民法院以支持周某安裝假肢費，駁回周某其它訴訟請求的形式，判決駁回了該訴訟請求。但1999年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的二審判決撤銷重慶市沙坪壩區人民法院判決中的駁回周某其它訴訟請求的形式又撤銷了法院對該項訴訟請求的判決。故法院對該訴訟請求的判決并未生效。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1999年的再審判決只是維持了安裝假肢費的訴請，并未涉及更換假肢費的訴訟請求。也就是說，法院的生效判決對更換假肢費的訴請未置可否，既沒有支持，亦未否定。可見，申訴人周某1995年提出的更換假肢費的訴訟請求并未得到法院的審理和生效判決的裁判，故2004年申訴人周某提出更換假肢費的訴訟請求不符合重復起訴的條件，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而是新的訴訟請求。因此，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民事終審裁定認定周某2004年的起訴是重復起訴屬適用法律錯誤。

2004年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的二審裁定采信證據不當，認定事實錯誤。關于申訴人周某是否適合安裝肌電型假肢的問題，1995年重慶市沙坪壩區人民法院的判決主張的假肢安裝費與重慶市假*廠及四川省假肢廠規定的普及型上臂雙自由度假手的價格一致(即每只19600元)。說明該判決認定的是肌電型假肢費而非裝飾性假肢費。1996年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的二審判決及1999年的再審判決均維持了這項判決。2003年12月底，西南醫院假肢矯形器裝配中心出具的證明及2004年底該重慶市沙坪壩區人民法院對中心技術員的調查筆錄可以證實，周某適合安裝肩離斷假肢，安裝后生活基本可以自理。2004年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的二審裁定沒有采納上述證據，而是以重慶市假*廠一業務員1995年的證詞為據，認定“周某已無安裝肌電型假肢的必要”，裁定錯誤。

根據勞動法的有關規定，用工單位有義務向工傷者提供扶養和救助。申訴人周某工傷，生活不能自理是不爭的事實，用工單位應向其提供扶養和救助。然而，周某經過幾年的訴訟，只獲得10萬余元的賠償，一直未能安裝普及型肌電假肢，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顯然，用工單位沒有完全盡到其應盡的義務。根據上述證據證明，申訴人周某適合安裝肌電型假肢，安裝后生活基本可以自理。眾所周知，任何類型的假肢都有其使用壽命，都需要更換。因此，無論是從維護傷者的合法權益，還是從公平正義的角度，申訴人周某要求安裝肌電型假肢及更換費用的訴請于法于理都應得到支持。

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受理抗訴后，裁定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再審，該院依法另行組成合議庭開庭再審，后經該法院在檢察機關的配合下主持調解，雙方達成調解協議，由重慶市沙坪壩區某磚廠賠償周某假肢更換費等各項賠償費用共計人民幣150000元。

三、評析意見

本案的基本事實是：申訴人周某提出要求安裝假肢，進而要求假肢更換費過去合情合理，現在也于法有據。這一合理合法的訴訟請求之所以經過十余年，五次訴訟沒有得到法院判決的支持，有其歷史的原因，更主要的是由于法院判決對此項訴訟請求處理不當所致。從歷史原因分析，該案的第一次訴訟在1995年，鑒于周某提出申訴中假肢更換的周期在當時無法確定，當時的司法實踐對此類問題的處理原則是：對未來無法確定的問題，應在以后另行起訴。直到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才在《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從法律上明確法院判決應考慮殘疾受害人輔助用具的更換費。因此，1995年至1999年，法院在這三次審理中對于周某提出假肢更換費的訴訟請求沒有進行質證、討論、審理。

從法院前三次判決書分析，法院應在判決書中明確指出當事人可另行起訴，但當時的判決對此的處理不當，一審以駁回其它訴訟請求的形式對假肢更換費的訴訟請求在未經審理的情況進行了處理，二審判決又以撤消一審的其它訴訟請求的形式，使得法院對此項訴訟請求處于沒有法院判決約束的狀況。1999年，法院再審時，仍然沒有對原判決書存在的問題進行糾正，作出正確的處理，只是維持了安裝假肢費的訴訟請求。由此可見，這三次判決從實體上沒有解決周某正當的訴訟請求，從形式上造成法院對此項訴訟請求的漏判。

2004年，當周某獲得了假肢更換年限的依據，并向法院重新提出假肢更換費的訴訟請求時，卻被二審法院以“一事不再理”為由裁定駁回其訴訟請求。這一裁定顯然沒有考慮以前判決形成的歷史原因以及以前判決書存在的問題，而僅僅從周某1995年提出過更換假肢費訴訟請求這一表面現象出發，錯誤地運用“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訴訟原則，裁定駁回周某合法的訴訟請求，剝奪了周某正當的人身權益。

檢察機關2006年受理此案后，認真綜合分析了全案，分析了法院對此案判決形成的歷史原因和判決存在的問題，得出周某提出主張假肢更換費的訴訟請求是合法、正當的，法院以前判決準確的定性是漏判，現在判決仍不予支持不利于對殘疾申訴人周某基本人權的保護，周某的基本權益得不到保障仍會不斷上訪、申訴，影響社會穩定的基本結論。但檢察機關要抗訴就要面臨二個障礙，一是法院1999年的判決雖存在漏判，但現在已過申訴時限。二是周某在1995年最初起訴時確實明確提出假肢更換費的訴訟請求，他2004年的訴訟從表面上是符合民事訴訟“一事不再理”基本原則的。為此，檢察機關在提出抗訴時，一是強調周某要求獲得假肢更換費是合法、正當的。二是針對司法界、學術界對“一事不再理”原則的認識分岐，結合本案提出了自己對此的觀點，認為：從客觀事實上分析，法院以前在事實上并沒有對周某提出的更換假肢費的訴訟請求進行審理，以前的判決對該項訴訟請求沒有法律上的既判力。從形式上分析，由于法院1995年的二審判決撤銷了原1995年一審判決中“駁回周某其它訴訟請求”，1999年再也未對此進行裁判，從而使得周某假肢更換費的訴訟請求沒有受到法院任何判決的約束，可以作為新的訴訟請求進行新的訴訟。檢察機關運用法院判決對訴訟請求有無既判力來詮釋“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訴訟原則，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維護弱勢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實踐上是有益的。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特別規定對于法院漏判的案件,檢察機關可以提出抗訴,這就能有效防止類似本案困境的發生。

此案抗訴后，再審法院在檢察機關的支持下，通過調解成功地解決了此案。使得周某的合法權益得到了維護，解決了歷史遺留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