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執行涉外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權的條件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對被執行人在中外合資、合作經營企業中的投資權益或股權，在征得合資或合作他方的同意和對外經濟貿易主管機關的批準后，可以對凍結的投資權益或股權予以轉讓。”

根據司法解釋，結合司法實踐，筆者認為，執行境外債務人境內投資權益的案件，必須符合以下五個條件：

一是境外債務人必須在國內無其他可供執行的財產。也就是說，作為被執行人的境外債務人在我國境內除了股權外，無任何屬其所有的財產。債務人境外有財產則不在此限。

二是境外債務人投資興辦的合資、合作企業或獨資企業無利潤可分配。如果境外債務人投資興辦的涉外企業有利潤分配或分紅的，則只能執行其投資所得利潤或分紅償還債務，一般不宜以執行其投資權益或股權清償債務。

三是股權轉讓必須征得合資他方或其他股東的同意。從公司法的原理出發，有限責任公司具有“人合”因素，在有限責任公司中，股東之間的相互信任非常重要。中外合資、合作企業中的股權轉讓必須征得國內合資方或其他股東的同意。外商獨資企業必須征得其他外資股東的同意。

四是必須征得對外經濟貿易主管機關的批準同意，這是前置條件。執行股權應當首先征求有關外資管理的主管機構的意見，得到對外經濟貿易主管機關愿意協助法院搞好轉讓股權的確切答復。

五是股權轉讓不得改變企業的外資性質。愿意對法院執行的股權接盤的下家只能是擁有“外資”的外國公司和個人。“內資”不享有接盤的主體資格，否則，它改變了企業的“外資”內涵。也就是說，企業的變更僅涉及股東的變更，強制執行不得變更企業的性質和經營范圍。然而什么是“外資”?目前并沒有一個標準或權威的定義。在我國的立法與司法實踐中可交互采用“設立地標準”和“資本來源地標準”。具體對三種外資企業而言，合營企業、合作企業與獨資企業均不得互相變更，以符合國家的產業政策。確有必要，合營企業與合作企業互相變更，或合營、合作企業變更為獨資企業的，應事先征得相關審批部門的許可。

以上這五個條件必須同時具備，缺一不可。

對外商獨資企業，法律和司法解釋并無明確規定，但同樣可以適用上述五個條件。執行中如果外方投資者是被執行人，在我國國內沒有其他財產可供執行，但在外商獨資企業擁有100%的股權(一人公司)，則只需符合除上述第三個條件外的其余四個條件，法院也可以強制執行。

二、執行涉外有限責任公司股權的執行壁壘

對涉外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權進行有條件的限制執行，國外也基本上是這樣規定的，我國臺灣地區公司法對法院強制執行股權就非常明確，它與我國現行的司法解釋大體一致。我國公司法雖然對此未作規定，但不恰當或不適當地排除司法介入，無視司法權的行為，顯屬執行壁壘。它一般來自行政機關和當事人兩個方面，行政方面是最主要的執行壁壘。

執行的行政壁壘。一是行政法規完全排除了司法的介入。外商投資企業投資者股權變更的相關規定除行政審批外，實行純粹的當事人主義，沒有司法介入的余地。二是協助執行義務非常微弱，甚至變成了審查的權利代言者。認為法院強制投資者轉讓其在中外合資、合作企業中的股權的做法，不僅逾越了法定審批機關的審批環節，而且剝奪了中外合資、合作經營企業合同其他方法定的表決權。由于中外合資、合作經營企業合同和章程是企業成立的基本要素，法院強制轉讓股權，勢必造成原合同、章程關系的終止，如無新的合同、章程立即替代，則會導致合營企業解散。三是給法院執行涉外有限責任公司股權設置法規上的障礙。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協助人民法院執行凍結或強制轉讓股權問題的答復》第三條規定的申請變更登記，應提交原任或新任法定代表人簽署的申請書的做法，對司法執行就是一個障礙。四是法規政策化。特別是涉外規章具有較強的原則性和政策性而沒有具體、明確的掌握標準，只能由制訂規章者進行自主裁量。

執行的當事人壁壘。股權的執行，要取得被執行人的同意是十分困難的。不僅如此，在執行中，被執行人還會人為設置許多障礙。它一般表現為：提出司法管轄權異議或執行的豁免事由，延緩法院執行;憑自己在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地位和人合關系，游說董事會或其他股東拒絕接受法院處理其股權的建議;利用其掌握的高新技術、專有技術要挾企業的其他投資方，造成執行股權“懸空”;利用我國外商投資企業投資者股權變更的政策性限制，拒絕在股權轉讓中履行配合義務(外商獨資企業的一人公司尤為明顯);阻撓股權受讓人取得股東地位，并使企業不享有外資企業的優惠政策;利用其在外商獨資企業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監事身份拒絕在有關股權轉讓的文件上簽字;在股權評估中，不恰當地懷疑評估機構的中介地位和評估的中立性、合法性;跨國公司、地區經濟壟斷集團的股東(被執行人)利用其在國際上的優越地位向我國政府施加壓力并引起國際投資爭端等。

三、執行涉外有限責任公司股權應注意的問題

(一)外資并購問題

雖然涉外有限責任公司股權的執行涉及到外資并購并不如股份有限公司和上市公司那么明顯，但也是法院執行需要面對的。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防止反壟斷和產業政策保護問題;二是外資身份認定和監管問題;三是股權定價與國有資產流失問題;四是購并雙方操作中的法律細節問題。外資并購在股份有限公司和上市公司中是一個焦點問題，有些方面對法院執行有限責任公司股權有借鑒作用。如對投資者國籍的判斷將直接決定其投資是否受到外資準入政策的限制。外商在收購行為中可能通過轉投資、間接收購等行為規避國家有關外資準入的限制等。還有“短期炒作”、“國有資產流失”和“懸空債權”都是非常難以界定和把握的。

(二)執行被執行人在企業的全部股權還是部分股權問題

事實上，司法執行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引發被執行人與其他股東之間的信任危機。故而，法院原則上應當執行被執行人在有限責任公司股權的全部。股權總額明顯超出執行標的的，可分割股權后執行部分股權。

(三)對股權的評估問題

對股權的評估，是司法執行的重要環節。在選擇評估機構時，應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愿。先由雙方當事人自主協商選擇符合資質的評估機構，并由執行法院認可。達不成一致意見時，可參考涉外仲裁的做法，即各方當事人各委托一個評估機構，執行法院指定一個評估機構，讓多家評估機構共同參與評估工作，出具統一的涉案物品價格鑒定結論。評估中還需考慮股權的預期利益等問題。

(四)如何“保護合資他方的優先購買權”問題

外商獨資企業的合資他方除限定其主體資格需為“外資”外，股東的優先購買權是能夠得到保護的。而對中外合資、合作經營企業來說，法律規定，除非外方投資者向中國投資者轉讓其全部股權，企業投資者股權變更不得導致外方投資者的投資比例低于企業注冊資本的25%。股東的優先購買權受到注冊資本比例和外資企業性質的嚴格限制，因而司法解釋規定的“應當保護合資他方的優先購買權”是有條件的、有限制的“優先購買權”。造成其他股東的權益和意愿受到傷害的責任不在法院，而在當事人本身，是股東選擇的合作伙伴之故。

如何解決“優先購買權”與國家產業政策的沖突?股東的優先購買權應當首先服從國家的產業政策。個人與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并不是對立的，而是可以調和的。

(五)行政機關和其他股東的答復期限問題

執行法院具函后，限答復期限多長為宜?從行政的服務性出發，行政機關的答復一般應當在二十個工作日內作出。其他股東的答復一般應當在一個月的合理期限以內，特殊情況下，不能超過兩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