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商事糾紛的可仲裁事項與一國的社會公共利益密切相關。因此，現有的國際公約和示范法沒有對其作出統一的規定，主要是由各國關于仲裁的立法和司法實踐[1]根據各國的相關仲裁立法和司法實踐確定的，國際商事糾紛的仲裁范圍僅限于具有某些特征的糾紛[2]，而證券交易、反壟斷和知識產權等事項屬于傳統的非仲裁事項，不屬于仲裁范圍。但是,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各國經濟相互依存的程度增加,國際商事糾紛增多。為了盡快解決這些糾紛,促進國際經濟健康發展,各國對仲裁的政策逐步放寬,各國對仲裁的支持也在增加,，最近的一個發展趨勢是，可仲裁性問題脫離了公共政策的概念，[3]因此，國際商事糾紛的可仲裁性范圍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許多傳統的不可仲裁事項可以通過仲裁解決，或者正朝著可仲裁的方向發展。本文擬對此進行探討，并結合國際商事爭議仲裁范圍不斷擴大的趨勢，對我國法律的相關規定作一簡要評述。國際商事糾紛仲裁范圍的立法趨勢

一般來說，各國的仲裁立法大多將可仲裁糾紛限定為商事糾紛，因此非商事糾紛屬于非仲裁糾紛[4]，在可仲裁的商事糾紛方面,首先一些國家的法律規定了比較狹窄的范圍,即涉及證券交易,反壟斷,知識產權,破產糾紛等事項,，長期被排除在仲裁機構管轄范圍之外[5]然而，這種情況自1970年代和1980年代以來發生了變化，即各國國內立法的趨勢是減少對爭議事項可仲裁性的限制，并對當事人提交仲裁的爭議事項的范圍采取更為寬泛的態度，即上述原本不可仲裁的爭議事項已轉化為可仲裁的爭議事項，對于商業活動中產生的爭議，只要雙方之間存在有效的仲裁協議，決不會輕易援引保留條款“爭議不可仲裁”來拒絕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機構的仲裁裁決（I）證券交易爭議涉及范圍廣泛，包括證券交易所與其會員之間的關系，證券交易機構之間、經紀人與客戶之間。這些關系中最重要的是由經紀人和客戶之間的交易引起的糾紛[6]在這方面，美國國會1933年頒布的《聯邦證券法》規定，地區法院對因實施該法而產生的所有糾紛擁有專屬管轄權。由此可見，法律將證券交易糾紛排除在仲裁范圍之外。1934年美國國會頒布的《聯邦證券交易法》與《聯邦證券法》的立場相同，該法規定證券交易糾紛應由法院解決，因此排除了仲裁。這項立法的理由是，考慮到證券投資者與證券經紀人之間談判能力的差異，投資者有權將他們與證券經紀人之間的糾紛提交法院。此外，為了穩定整個美國證券市場并保護投資者，禁止各方通過仲裁協議放棄其司法訴訟權利。然而，美國國會于1925年通過的《聯邦仲裁法》規定，雙方之間的仲裁協議是有效、不可撤銷和可執行的，除非有與根據法律或爭議撤銷所有合同相同的理由，[7]從而確定證券交易的可仲裁性。原因是：一方面，這是美國希望結束長期以來對仲裁的敵對態度和聯邦對仲裁政策的支持的結果；另一方面，它本質上是主觀任意性要求對客觀任意性發展的外在表現。鑒于上述平行和矛盾的法律適用沖突，美國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但最高法院在具體司法實踐中對其法律適用作出了決定。美國最高法院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和立場通過幾個典型的判例發生了變化，即從證券交易糾紛的不可仲裁性，到國際證券交易債權的可仲裁性，國內證券交易債權的不可仲裁性，然后對國際國內證券交易索賠的可仲裁性進行分析。這代表了證券交易糾紛可仲裁性的立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