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04）滬一中民三（商）再終字第6號

　　抗訴機關上海市人民檢察院。

　　原審上訴人管烽，*，*族，*年*月*日生，住本市*區*街*弄*號*室。

　　原審上訴人上海富日實業有限公司，住所地本市浦東新區浦東南路1085號1205室。

　　法定代表人管烽，執行董事。

　　兩原審上訴人的委托代理人黃磊，上海市銘源律師事務所律師；管小林，上海富日實業有限公司職工。

　　原審被上訴人黃子瑜，*，*族，*年*月*日生，住本市*區*路*弄*號*室。

　　委托代理人韓龍飛

　　管烽、上海富日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富日公司）與黃子瑜股東權轉讓糾紛一案，本院于2003年10月21日作出（2003）滬一中民三（商）終字第 282號民事判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2004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同年6月15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指令本院對本案進行再審。本院于同年10月21日作出（2004）滬一中經抗字第5號民事裁定，對本案進行再審。本院依法另行組成合議庭，于2004年12月1日公開開庭進行了再審審理。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指派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檢察員顧偉利出庭支持抗訴。原審上訴人管烽、富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黃磊、管小林，原審被上訴人黃子瑜的委托代理人韓龍飛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一審法院查明，1996年11月7日，黃子瑜與管烽共同出資設立了富日公司，注冊資本為人民幣100萬元，其中黃子瑜出資40萬元，占公司股份的 40％，管烽出資60萬元，占公司股份的60％。2001年8月7日，富日公司通過股東會決議，決定將2000年度稅后可分配利潤人民幣270萬元，按原投資比例轉增資本金。同日，黃子瑜與管烽簽署《公司章程修正案》，規定原公司章程第三章第十條“公司的注冊資本為100萬元，其中管烽出資60萬元，占注冊資本的60％；黃子瑜出資40萬元，占注冊資本的40％”，修改為“公司的注冊資本為人民幣370萬元，其中管烽出資222萬元，占注冊資本的60％；黃子瑜出資148萬元，占注冊資本的40％”，原公司章程第三章第十一條“股東各方以下列方式出資：管烽貨幣資金60萬元，黃子瑜貨幣資金40萬元”，修改為“管烽貨幣資金60萬元，轉增未分配利潤162萬元；黃子瑜貨幣資金40萬元，轉增未分配利潤108萬元。”2002年4月30日，富日公司通過股東會決議，載明：黃子瑜向富日公司股東會及管烽提出四項請求：1、辭去富日公司副總經理職務。2、退出股東會并放棄行使股東的權利。3、黃子瑜將原持有的富日公司的40％股權轉讓給管烽。4、黃子瑜同時也不再承擔和享有富日公司相關的債務和債權。依照富日公司的章程規定，管烽代表股東會同意黃子瑜的請求，并將從富日公司帳上支付人民幣40萬元整，相關稅金由黃子瑜承擔，由管烽代扣。此后，黃子瑜因要求管烽給付股權轉讓款人民幣148萬元及要求富日公司支付應得利潤人民幣980，377元未果，涉訟請求判令管烽返還被其挪用和占有的公司全部款項人民幣355萬余元。

　　原一審法院另查明，截至2002年4月30日，富日公司的盈余公積金為人民幣482，133.28元，未分配利潤為人民幣3，476，383.48元，凈利潤為人民幣2，883，461.79元。

　　原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黃子瑜與管烽之間的股權轉讓成立，管烽應按約支付股權轉讓款148萬元。雖然股東會決議上有管烽將從富日公司帳上支付黃子瑜40萬元的內容，但未明確該款性質，屬約定不明。富日公司在同意黃子瑜退出公司的情況下，不按規定支付股權轉讓前黃子瑜應得的利潤，應承擔民事責任。富日公司要求按公司2002年年底的未分配利潤（59萬元）來計算黃子瑜的應得利潤，實際是要求黃子瑜承擔退出富日公司以后的公司經營虧損，顯然有失公平。由于黃子瑜已退出富日公司，故管烽如何支配公司的資金，與黃子瑜無關。據此，原一審法院于2003年6月6日作出（2003）浦民二（商）初字第43號民事判決：（一）、管烽應于判決生效之日起10日內給付黃子瑜股權轉讓款人民幣148萬元；（二）、富日公司應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10內給付黃子瑜利潤款人民幣 980，377元；（三）、黃子瑜其余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費22，311元，由管烽、富日公司共同負擔。

　　管烽和富日公司不服該判決，上訴稱，雖然黃子瑜的投資款為148萬元，但2002年4月股東會決議明確管烽以40萬元的價格收購黃子瑜轉讓的40％股權，屬雙方合意；黃子瑜雖擁有公司盈余分配請求權，但該項權利的實現有待股東會審議批準公司的利潤分配方案后才可行使。況且，原判作為利潤依據的損益表僅是會計報表，不能作為股東分配公司盈余的依據等。

　　本院原二審在原一審查明的事實基礎上，另查明，2001年8月8日富日公司驗資報告載明：“可轉增的未分配利潤為2，732，088.59元，截至該日，股東已將未分配利潤中的270萬元轉增資本”。富日公司在將2000年度稅后可分配利潤270萬元轉增資本金后，辦理了工商登記手續，注冊資本為370萬元。黃子瑜訴請的應得利潤980，377元，是以富日公司于2002年5月9日損益表記載的截至2002年4月30日的凈利潤2，883，461.79 元，扣除10％法定公積金和5％法定公益金后，再按黃的40％持股比例計算所得。二審期間，管烽和富日公司不愿提供有關財務資料和利潤計算方法，也不愿審計。

　　本院原二審認為，富日公司股東會決議明確同意黃子瑜將40％的股權轉讓給管烽，而2001年8月7日《公司章程修正案》確定黃子瑜40％的股權比例為 148萬元，故管烽受讓40％股權應支付股權轉讓款148萬元。2002年4月股東會決議中“管烽將從富日公司帳上支付黃子瑜40萬元”的內容，僅明確了支付方式，并不能反映40萬元即為40％股權收購價的雙方意思表示。公司利潤分配方案確應經股東會決議，但是，富日公司及其兩個股東一直為此發生紛爭，直至涉訟，股東會也未履行審議利潤分配的職責。而且，黃子瑜將其股權全部轉讓給管烽后，公司實際有管烽一人掌控，因此該利潤分配權益無法通過正常的股東會程序得到實現。黃子瑜通過司法途徑尋求救濟，要求富日公司直接支付利潤的請求，應予支持。至于黃子瑜應得利潤的數額依據是公司的損益表，并按公司法有關規定扣除法定公積金和法定公益金后，再按其持股比例計算所得。故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十五條之規定，推定黃子瑜應得利潤為 980，377元的主張成立。據此，駁回管峰、富日公司的上訴，維持原判。

　　管烽、富日公司不服二審判決，向檢察機關提出申訴。上海市人民檢察院以滬檢民行抗字（2004）9號民事抗訴書對該案提出抗訴。

　　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抗訴認為，本院（2003）滬一中民三（商）終字第282號民事判決認定系爭股東會決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合法有效，并無不當。但以現公司股東會未履行審議利潤分配方案職責和公司實際由管烽一人掌控，黃子瑜的利潤分配權益只能通過司法救濟為由，判決支持黃主張的利潤款98萬余元，缺乏事實依據，理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三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股東以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公司以其全部資產對公司的債務承擔責任”。公司在自身經營活動中對外發生的債權債務，由公司獨自享有權利和承擔有限責任，無需公司股東在繳足出資額的前提下為公司對外承擔債務。因此，黃子瑜向富日公司股東會提出并經股東會同意的“不再承擔和享有與富日公司相關的債務和債權”的意思表示，即證明自簽約之日起黃子瑜與富日公司之間的債權債務已不復存在。原審中，黃子瑜亦未主張及舉證其在簽約時與公司之間另存有其他的債權債務。據此，黃子瑜已放棄對公司的股東利潤分配權。終審判決在認定黃子瑜與管烽協商轉讓40％股權時對轉讓價格約定不明的情況下支持黃的主張，又無視黃子瑜與富日公司之間有關債權債務處理的約定，判令富日公司支付黃子瑜利潤款98 萬余元，顯屬不當。

　　管烽在本案再審審理中提出，雖然黃子瑜的投資款為148萬元，但在2002年4月30日的股東會決議中已明確40萬元為全部股權轉讓款而非部分。

　　富日公司提出，分配利潤應經股東會批準而不應由法院判決認定，公司不分配利潤并未違反公司法的規定及公司章程的約定；利潤分配權是股東基于其股東地位和資格所享有，公司在黃子瑜轉讓股權時并無利潤分配方案，故黃子瑜的利潤分配權隨其股權一同轉讓，況且黃子瑜從未主張該項權利。此外，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于 2003年6月12日以滬高法（2003）216號文《關于審理涉及公司訴訟案件若干問題的處理意見》中明確：“股東起訴公司要求分配利潤的，應視情況分別處理；對于已有分配方案的，可以根據股東出資的情況予以判決；對于是否分配及分配比例公司未作決議的，法院不宜直接裁判”。因此，黃子瑜提出98萬余元的利潤款沒有依據。

　　黃子瑜辯稱，富日公司在上訴時承認黃子瑜有利潤分配權但應根據公司章程的規定進行，這與抗訴機關認為黃子瑜放棄利潤分配的意見已經不同；而且不能因為管烽不予分配利潤而損害黃子瑜的利益；上述股東會決議中的“債權債務”是指公司在對外經營活動中的債權債務與黃子瑜無關，即不因此而影響黃子瑜的利益；前述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的意見對本案沒有溯及力，況且公司章程的相關條文的規定已經明確了“分配方案”的數額就是98萬余元。

　　經再審查明，原一、二審判決認定的事實無誤，本院予以確認。

　　本院再審認為，黃子瑜與管烽訂立的股東會決議，明確了管烽同意受讓黃在富日公司所持有的股權，故該決議又系雙方當事人之間的股權轉讓協議。股東會決議載明了轉讓股權的份額為40％，根據經工商登記的富日公司兩方股東的持股比例，黃子瑜40％的股權比例為人民幣148萬元，可以推定黃子瑜出讓40％的股權應為人民幣148萬元，由此，管烽應當按約支付受讓40％股權的轉讓款148萬元。至于股東會決議中“管烽將從富日公司帳上支付黃子瑜40萬元”的內容，并不能反映40萬元即為40％股權的全部轉讓價款的意思表示。因此，原審判決認定管烽應返還黃子瑜148萬元人民幣的股權轉讓款，并無不妥，應予維持。

　　根據我國現行公司法律制度規定，股東按照出資比例分取紅利，而股利分配的決定權、形成權為股東會和董事會的法定職權之一。在本案中，股東會決議已經明確了黃子瑜的富日公司股東身份延續至2002年4月30日止。黃子瑜在原審中就其依據40％的股權應得富日公司至2002年4月30日止的利潤款 980，377元，提出了訴訟請求并提供富日公司2002年5月、12月的損益表、資產負債表及增值稅納稅申報表、內資企業所得稅季度申報表等書證，證明自己在離開富日公司時，公司賬上尚有凈利潤288萬余元；管烽及富日公司對上述所舉證據的真實性沒有異議。正是因為富日公司同意黃子瑜擁有公司利潤分配權但對盈余數額的計算提出異議，原二審就黃子瑜訴請利潤款98萬余元所依據的公司損益表，向各方當事人核實證據。富日公司對上述利潤款的數額表示異議之時，提出要求按公司年度財務報表計算，但不愿提供有關財務資料和利潤計算方法，也不愿審計。至此，黃子瑜轉讓股權前的盈余分配權實際不能通過公司股東會履行審議股利分配方案等途徑得以實現。原審在確認黃子瑜訴請的應得利潤的計算方法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相關規定的情況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十五條之規定，推定黃子瑜關于應得公司利潤款98萬余元的主張成立，并無不當。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于2003年6月12日滬高法（2003）216號一文，發布于本案原一審判決之后、二審判決之前。該文對股東起訴公司要求分配利潤的，也提出應視情況分別處理。因此，抗訴機關的抗訴理由不充分，本院難以支持。綜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第一百八十四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維持本院（2003）滬一中民三（商）終字第282號民事判決。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徐翠萍

　　審 判 員 ?周慶興

　　代理審判員 ?尤家培

　　二○○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書 記 員 ?馮 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