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05）佛中法民二終字第120號

　　上訴人（原審被告）：廣東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高明分公司，住所地：廣東省佛山市高明區荷城街道滄江路75號。

　　負責人：黃宏元，經理。

　　委托代理人：梁廣堅，該司職員。

　　委托代理人：譚偉平，廣東天倫律師事務所佛山分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何振平，男，漢族，1975年7月13日出生，住廣東省佛山監獄宿舍C2—406房。

　　上訴人廣東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高明分公司（下稱高明移動通信公司）為與被上訴人何振平因服務合同糾紛一案，不服廣東省佛山市高明區人民法院（2004）明民一初字第1002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于2005年2月17日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于同年3月10日公開進行了法庭調查。上訴人高明移動通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梁廣堅、譚偉平，被上訴人何振平到庭參加了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法院經審理查明：何振平在2003年7月26日之前是高明移動通信公司的一名用戶，其用戶號碼是13928508098.何振平于2003年7月26 日將該號碼停止使用。何振平又于2004年7月13日恢復該號碼的使用，雙方在當日簽訂的一份《廣東全球通客戶登記表》中約定“保留集群網”。何振平再次于2004年11月13日停止使用13928508098號碼。2004年11月12日，何振平向原審法院提起訴訟，訴稱：其于2004年7月13日到高明移動通信公司辦理了重新開通手機號碼13928508098的手續，并保留了該號原有的各項服務，其中包括省公安集群網（下稱公安網），高明移動通信公司在未向何振平說明理由的情況下，自開通至今仍收取何振平集群網內通話費31元，致使何振平承擔了額外的話費。經多次要求高明移動通信公司解決上述問題，均未果。故起訴請求判令高明移動通信公司立即停止再向何振平收取不合理的話費，退回7月13日至9月30日已收取的不合理話費31元以及支付何振平因處理上述糾紛所發生的打印、復印費共30元，并承擔本案全部訴訟費。在一審訴訟中，高明移動通信公司抗辯認為何振平恢復使用上述號碼時仍屬于佛山監獄集群網（下稱監獄網）用戶。監獄網、公安網為兩個不同的集群網，監獄網用戶加入公安網需要履行一定的手續，高明移動通信公司曾于2003年8月以張貼的形式通知了監獄網的用戶有關轉入公安網應注意的事項，而何振平未按要求履行相關的轉網手續，故何振平不屬于公安網用戶，其與公安網用戶通話不能享受免費的服務，故其訴訟請求于事實、于法均無據，請求駁回其訴訟請求。

　　另查明：何振平所主張的31元是13928508098號碼在2004年7月至9月與公安網的用戶所發生的收費話費。

　　何振平及證人劉宏武均是佛山監獄干警，證人劉宏武使用的13702956170號碼屬于公安網內的號碼。

　　高明移動通信公司具有對外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能力。

　　原審法院經審理認為：本案爭議焦點是高明移動通信公司是否存在違約行為，而解決高明移動通信公司是否存在違約行為這一問題的基礎是：原監獄網的各用戶從監獄網轉入公安網是否需個人履行一定手續？如需，則高明移動通信公司不存在違約行為。何振平、高明移動通信公司針對此問題相應舉出證人劉宏武證言、證據組五，證人劉宏武證言與證據組五為相反證據，為此法院以下對證人劉宏武證言、高明移動通信公司的證據組五的證明力進行認證。證人劉宏武是佛山監獄一名干警，其身份合乎佛山監獄與高明移動通信公司在《客戶服務協議》（即高明移動通信公司舉的證據組七之一）中約定的“優惠面向的員工”，故其作證主體適格，其證實從監獄網轉入公安網默認轉入而無需履行相關手續。證據組五之一（《通知》一份），該《通知》既然為高明移動通信公司所陳述是在公共場合張貼的，理應蓋有高明移動通信公司的公章，但未蓋有高明移動通信公司的公章，故無法確定該《通知》的內容是否為高明移動通信公司的意志。該《通知》載明：現定于2003年8 月15日至2003年8月20日將原佛山監獄集團網的用戶轉入到省公安網的集團網中；詳情咨詢集團客戶經理鐘艷香；落款日期為2003年8月15日。反觀高明移動通信公司舉出的證據組七之一（《客戶服務協議》一份），該協議載明，高明移動通信公司與佛山監獄于2004年5月10日簽署協議，協議約定于 2004年5月10日起將監獄網用戶轉為公安網用戶，高明移動通信公司為佛山監獄配備專職客戶經理負責佛山監獄的業務，客戶經理為冼俏瑩。對比證據組五之一與證據組七之一的證據，顯然上述兩份證據所顯示從監獄網轉入公安網的時間相互矛盾、負責辦理該事項的人員相互矛盾。證據組五之二（鐘艷香出具的一份書面證明），從其證明內容來看應歸類于證人證言，按照法律規定，證人應當出庭作證，接受當事人的質詢，但高明移動通信公司未申請鐘艷香出庭作證，且鐘艷香是高明移動通信公司的一名雇員，其與高明移動通信公司存在利害關系，故該證據的形式不合法，且證明的可信度低。證據組五之三（佛山監獄出具的一份《證明》），高明移動通信公司欲以該《證明》證實高明移動通信公司在2003年8月中旬在佛山監獄在公共場所張貼了有關轉網的注意事項，顯然高明移動通信公司將該《證明》歸類于書證；而書證是一種在訴訟活動之前或在與訴訟沒有聯系的情況下制作的以獨特的內容來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但該《證明》是在2004年12月3日制作的即在何振平起訴后形成的，也就是說該《證明》是為訴訟而產生的。再者，該《證明》上沒有載明發文機關標識和發文字號，故其亦非國家機關依職權所制作的公文書證。綜上，對高明移動通信公司所舉的證據組五內的三份證據的合法性、關聯性均不予確認，該三份證據不能形成證據鏈，何振平所舉的證人證言的證明力大于高明移動通信公司所舉的證據組五，故確認證人劉宏武證言的證明力，推定原監獄網的各用戶無需個人履行相關轉網手續，而在佛山監獄有關負責人的組織下，由高明移動通信公司概括地轉換為公安網的用戶的事實。高明移動通信公司以證據六證明現尚存監獄網、何振平仍屬于監獄網的用戶。法院認為，移動通信網絡的系統數據作為一種商業秘密在高明移動通信公司掌控之下，監獄網運營狀況如何的數據編輯權限亦在高明移動通信公司掌控之下，法院或其他中立的第三方在民事訴訟中無從以合法的方式探明知悉，故對該證據的證明力不予認證。何振平原為監獄網的用戶，在其恢復使用原號碼時，高明移動通信公司有義務按照約定將何振平的號碼設置為公安網的用戶，但高明移動通信公司違約未履行上述義務，致使何振平的號碼與公安網用戶的號碼通話產生收費話費，故何振平請求高明移動通信公司返還 31元話費，合理、合法，予以支持。何振平于2004年11月已停止使用高明移動通信公司的服務，故現已不存在高明移動通信公司向何振平收取話費的問題。何振平舉出《收據》一份，證明其因本案而遭受30元損失，因該《收據》未載明付款人，故不能證明何振平是否支出了30元這一事實，高明移動通信公司抗辯理由成立，予以采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五十五條第一款、第六十四條、第六十六條、第七十三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一款的規定，判決：一、高明移動通信公司應于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日內一次性返還話費31元給何振平。逾期支付，則按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同期逾期貸款最高利率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二、駁回何振平的其他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212元，由何振平負擔162元，高明移動通信公司負擔50元。

　　上訴人高明移動通信公司不服原審法院上述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稱：一、一審認定高明移動通信公司違約沒有事實依據。1、一審認定高明移動通信公司有義務按照約定將何振平使用的號碼自動轉入公安網，高明移動通信公司違約未履行上述義務沒有事實依據。《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續履行、采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但高明移動通信公司與廣東省佛山監獄簽署的組建監獄網協議（證據二）以及高明移動通信公司與何振平之間都沒有約定高明移動通信公司需要履行該義務，既然沒有約定，不存在違約之說。2、監獄網、公安網分別作為高明移動通信公司提供的一種電信服務產品，客戶欲使用必須與高明移動通信公司建立一種服務合同關系。合同的成立須經過要約、承諾的過程即何振平要申請加入該網，高明移動通信公司接受申請后服務關系才能成立。高明移動通信公司的通知僅是一種要約邀請，未經客戶申請，直接將何振平使用的號碼轉入公安網，顯然也違反了民事活動必須遵循的平等、自愿原則。一審法院認定自動轉網有違上述民商事活動必須遵循的基本法律原則，因而是錯誤的。二、一審法院對高明移動通信公司證據的審核認定存在大量、嚴重錯誤。（一）一審法院以證據五之一和證據七之一反映監獄網用戶申請轉入公安網的時間、負責辦理轉網事項的客戶經理不同否定上述證據錯誤。1、高明移動通信公司一審提交的證據清單中的證明內容和在庭審中已說明，《通知》僅證明2003年8月公安網在高明開始試運行，此時，監獄網用戶可選擇申請轉入公安網或繼續留在監獄網。2、2004年5月10日，高明移動通信公司與廣東省佛山監獄簽署在高明正式組建公安網的協議（證據七之一），該《協議》證明雙方正式簽約的時間和公安網正式運行的時間，并非公安網此時才開始運行，這是兩個并不矛盾的時間點。無論是否監獄網用戶，此時欲加入公安網仍須辦理申請手續。3、鐘艷香是監獄網的客戶經理，公安網開通試運行時由其負責辦理監獄網用戶轉公安網也是其應有之職責。至2004年5月10日正式簽署組建公安網協議時，高明移動通信公司另行指派冼俏瑩作為公安網客戶經理，實屬正常的人員安排。因此，一審法院混淆了公安網在高明開通的時間和雙方正式簽訂組網協議的時間，將雙方正式簽訂組網協議的時間錯誤地理解、認定為公安網在高明開通的時間，以兩者在時間上的不一致否定上述證據顯然是錯誤的。至于兩個集群網的客戶經理的不同在本案則根本不足以成為否定上述證據的理由。（二）一審法院在審核認定證據五時存在錯誤。1、一審僅以《通知》（證據五之一）未加蓋高明移動通信公司公章就否認該通知是高明移動通信公司的意思表示過于簡單和武斷，也沒有法律依據和不符合事實。是否蓋有高明移動通信公司公章并不是判斷該通知是否是高明移動通信公司的意思表示的唯一依據，該通知的特定事項內容、通知的對象為監獄網用戶、聯系人為高明移動通信公司的客戶經理、尤其是廣東省佛山監獄提供的證明（證據五之三），都足以證明該通知只可能是高明移動通信公司的意思表示。2、一審以鐘艷香沒有出庭作證且與高明移動通信公司有利害關系而認定其《證明》（證據五之二）的證據形式不合法是錯誤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定》）規定，與一方當事人有利害關系的證人出具的證言或無正當理由未出庭作證的證人證言只是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但鐘艷香的證言不是孤證，有證據五之一、之二相互佐證，其證詞依法應予采信。3、一審以廣東省佛山監獄提供的《證明》（證據五之三）因出具證明的時間和形式不符合法定要求而否定其合法性和關聯性，這是對書證的錯誤理解而得出的錯誤結論。所謂書證，是指以所記載的文字、符號、圖案等內容來證明案件事實的書面材料。根據書證制作主體可以分為公文書和私文書，公文書又分為公文書證和一般書證。公文書證是國家機關、社會團體根據管理的需要，依職權制作的對外發布的一種公文書，此時公文書證需要有特別的形式要求即發文機關的標示和發文字號。而且，根據《證據規定》第七十七條的規定，公文書證僅是在和其他書證相比時其證明力較大而已，法律并沒有否定公文書中一般書證的證據效力。本案中廣東省佛山監獄提供的《證明》就是一般書證，法律對該《證明》作為一般書證并無特別形式要求即必須載明發文機關標示和發文字號，更沒有對其形成時間作出要求，該《證明》所反映的內容能夠證明案件事實并與其他證據相印證，應具有書證的效力。（三）一審對證據六不予認證，實在牽強。一審在何振平沒有提出反駁證據的前提下，以移動通信網絡數據編輯權限在高明移動通信公司掌控之下、一審法院無法以合法的方式探明知悉為由，對證據六不予認可不能成立。何振平未申請一審法院調查取證，一審法院自己也未調查取證，“無法以合法的方式探明知悉”有何事實依據？事實上，該證據有高明移動通信公司與佛山監獄簽訂的協議和何振平7、8、9三月的交費（10元包月）可以印證。如果一審法院的這種推定成立的話即不認可監獄網的現有狀況，那么，公安網運營狀況的數據編輯權限也在高明移動通信公司掌控之下，公安網的所有情形也可基于上述同樣理由不成立，那么，原告訴求的事實依據和一審判決的事實依據又怎能成立？三、一審法院認定證人劉宏武的證言違反法律規定。一審以劉宏武是佛山監獄干警、公安網用戶，符合作證主體資格，確認其從同事處聽說的內容。一審法院將與一方當事人有利害關系的證人出具的對其有利證言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唯一依據違反法律規定。證人證言是證人就其所感知的事實所作的陳述。證人劉宏武僅是公安網的用戶，不是從佛山監獄網用戶再轉入公安網的用戶，沒有經歷從監獄網轉入公安網的過程，對本案的這一待證事實沒有作證資格。證人劉宏武在法庭陳述的內容僅是從監獄同事聽說來的，是一種傳來證據。傳來證據的源頭無法得到確認的話（是否真的聽說過此事未能證實），不管數量有多大，其真實性均不能認可。而且，證人是何振平的同事，屬于有利害關系，根據法律規定，與一方當事人有利害關系的證人出具的對其有利的證言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因此，一審法院認定證人劉宏武的證言違反法律規定。四、一審判決違反了民事訴訟舉證責任分配和證明標準的規定。在民事訴訟中，除法律明確規定舉證責任倒置外，當事人應對自己提出的主張負有舉證義務。本案中，何振平主張高明移動通信公司違約，卻沒有就自己的主張提供雙方存在約定及高明移動通信公司違反這種約定的證據。根據法律規定，當事人對其主張不能提供證據的，將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即敗訴的后果。根據民事訴訟“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本案中高明移動通信公司的證據真實、合法，能夠形成證據鏈證明監獄網用戶轉入公安網須履行申請手續的事實。何振平的證人證言是孤證，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即使成立，依據民事訴訟“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高明移動通信公司提供的證據的證明力明顯大于何振平提供證據的證明力，因此，應當對高明移動通信公司提供的證據予以確認。五、即使一審認定高明移動通信公司有義務將監獄網用戶自動轉入公安網成立的話，但根據廣東全球通移動電話用戶銷戶申請表第3條約定：從2003年7月26日起，乙方的移動電話通信服務將全部終止……（證據三）。至何振平2004年7月 13日申請銷戶重開期間，13928508098號碼的使用權由高明移動通信公司收回，高明移動通信公司按照監獄網組網協議向何振平提供服務的合同關系已終止。既然何振平與高明移動通信公司之間的服務合同關系已經終止，高明移動通信公司對何振平的義務又從何而來？因此，一審認定高明移動通信公司違約沒有事實依據且不能成立，故上訴請求撤銷一審判決，駁回何振平一審的全部訴訟請求，全部訴訟費由其承擔。

　　上訴人高明移動通信公司在二審期間申請證人麥燕麗出庭作證。

　　被上訴人何振平答辯稱：一、高明移動通信公司認為一審判令其違約沒有事實依據，這顯然否定了其自身承諾。高明移動通信公司與何振平正是遵循平等、自愿和契約自由的原則，經過了要約和承諾的過程。雙方于2004年7月13日簽署了取消預銷戶協議，該協議清楚載明“保留集群網”這一約定，形成了合法的權利義務關系。根據有關法律規定，合同一經簽訂，雙方應按約定履行。但高明移動通信公司在履行合同時違反了雙方約定的內容，收取了本該免費的網內互通話費，違約事實已經形成。二、高明移動通信公司稱原監獄網仍然存在是一廂情愿，與事實不符。監獄網是轄區不足兩平方公里的一個整體單位，其干警職工均在本轄區內工作。高明移動通信公司對何振平加入單位集群網的意圖非常清楚，那就是在同一集群網內溝通，方便工作和生活，節省話費。而反觀雙方在2004年7月13日簽署的取消預銷戶協議中，高明移動通信公司在協議中載明的是“保留集群網”。若事實與高明移動通信公司所說相同，即佛山監獄同時存在監獄網和公安網兩個集群網的話，那么，高明移動通信公司在與何振平約定時，為何既沒有明確告知，也沒有明確注明保留的是哪一個集群網。由此可見，高明移動通信公司在與何振平簽署協議時已經認可了佛山監獄只有一個集群網在運營，即公安網，原監獄網被公安網所取代。再者，高明移動通信公司在一審中出具的證據六（原監獄網名單）也進一步證實了上述事實。在證據六中，共有44個號碼，其中僅有6個開通，其余的都是空號（高明移動通信公司向一審法院遞交證據時的狀態）（可提供證人作證）。其用一份空號連篇，荒謬無比的證據來證明原監獄網仍然存在，這是自欺欺人，毫無意義的。且高明移動通信公司認為何振平的7、8、9三個月的話費發票（10元包月）印證了何振平仍然是原監獄網用戶實在牽強。高明移動通信公司通過郵政儲蓄進行扣費，其技術操作完全由自身掌控，理應視為高明移動通信公司的自身行為，并不代表雙方的約定。且高明移動通信公司不能因為自身權利的放棄而拒絕履行合同義務。所以原監獄網已被公安網取代，佛山監獄只存在著公安網的運營。雙方約定的“保留集群網”實際上就是保留公安網。三、高明移動通信公司舉證雖多，但毫無事實依據。高明移動通信公司在本案中舉出大量對其有利的證據。雖然高明移動通信公司單方掌握著移動網絡運營的全部數據資料，舉證數量多且舉證容易，但卻無證明力可言，且舉出不少虛證假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第六十三條規定，證據必須查證屬實，才能作為認定事實的依據。高明移動通信公司證據五之一（《通知》一份），該《通知》既然認為是在公共場合張貼，理應有高明移動通信公司的公章，但卻未蓋有，無法確定其內容為高明移動通信公司意志。且該《通知》載明：現定于2003年8月15日至2003年8月20日將原監獄網用戶轉入公安網用戶，詳情咨詢客戶經理鐘艷香，落款為2003年8月15日。反觀高明移動通信公司舉出的證據七之一（《客戶服務協議》一份），該《協議》載明，高明移動通信公司與佛山監獄于2004年5月10日簽署協議，協議定于2004年5月10日起將原監獄網用戶轉入公安網用戶。且高明移動通信公司為佛山監獄配備專職客戶經理負責佛山監獄業務，客戶經理為冼俏瑩。對比證據五之一和證據七之一，不難發現，其間存在著轉網時間、負責人員的相互矛盾。同樣由高明移動通信公司出具的兩份證據，反映的卻是兩個不同的事實，可見高明移動通信公司對轉網事項含糊不清，自想當然，這恰恰暴露出事實真相，那就是從監獄網轉入公安網無需辦理相關手續，只是在佛山監獄有關負責人的組織下，由高明移動通信公司概括地轉換為公安網的事實。再觀高明移動通信公司的證據五之二（《證明》一份）。按法律規定，證人應當出庭作證，接受當事人的質詢，但高明移動通信公司未申請其證人鐘艷香出庭作證，而只是提交了一份證詞。且鐘艷香是高明移動通信公司的一名客戶經理，其與高明移動通信公司存在著利害關系。再者，《證明》載明：“張貼地點為佛山監獄辦公樓正門”，此證詞讓人費解，作為國家行政執法機關的佛山監獄，其辦公樓正門竟成了宣傳欄，可以隨意張貼，如此不合常理，證據再多，也不堪一擊。四、高明移動通信公司認為證人劉宏武證言違反法律規定與事實不符，與法無據。證人劉宏武是佛山監獄的一名干警，顯然是何振平的同事，但與何振平并無利害關系。且證人劉宏武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知道法庭作證須承擔法律責任。相反，若不是佛山監獄的干警職工，根本就無法證明從監獄網轉入公安網無需辦理有關手續的事實。而且，高明移動通信公司稱：證人劉宏武僅是公安網的用戶，不是佛山監獄用戶轉入公安網用戶，沒有經歷從監獄網轉入公安網的過程。這反映出高明移動通信公司根本未經調查而主觀猜想。事實恰恰與高明移動通信公司所言相反，證人劉宏武于1999年3月6日開通號碼13702956170且一直使用至今，與廣大的佛山監獄用戶一樣被概括地從監獄網轉入公安網。由此可見，高明移動通信公司對“存在利害關系”以及“證據的特殊來源”等相關法律概念理解不清。其只能通過否定客觀事實來達到推翻證人證言的目的。這顯然違反了實事求是的原則。故此，高明移動通信公司認為證人劉宏武的證言違反法律規定與事實不符，與法無據。五、高明移動通信公司認為一審違反了民事訴訟舉證責任分配規定，也同樣不能成立。何振平在一審的舉證和庭審時已明確舉出了高明移動通信公司違約的相關證據，如“保留集群網”的約定，證人劉宏武的證言，以及收取額外話費的清單。而高明移動通信公司稱何振平沒有就自己的主張進行舉證，這一說法明顯沒有事實根據。綜上所述，一審法院判令高明移動通信公司違約，并承擔違約責任與事實相符，合理，合法。高明移動通信公司的上訴請求沒有事實依據，不能成立，請求二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被上訴人何振平在二審期間提供了證人劉宏武的證人資料及證詞、錄音資料等證據，用以證實其答辯所提。

　　本院經審理查明：本院二審查明的事實與原審法院查明的事實一致，予以認定。

　　本院認為：本案是原監獄網用戶何振平使用13928508098與公安網用戶通話時產生費用而引起的糾紛，因此，本案是服務合同糾紛，爭議的焦點是原監獄網的用戶轉為公安網是否需履行轉網手續，被上訴人何振平對上述通話能否享受公安網的通話優惠。首先，從雙方簽訂的取消預銷戶登記表內容看，其它業務欄注明保留集群網，雖然沒有載明保留的是監獄網還是公安網，但由于何振平申請重新開通的13928508098是屬于監獄網用戶，并且，在此之前何振平在 2003年7月26日暫停使用該號碼時公安網尚未在佛山市高明區開通，因此，按照通常理解，該附注表明重新開通的13928508098保留的是監獄網，而不是公安網。其次，從被上訴人何振平的工作單位廣東省佛山監獄出具的證明內容來分析，該證明雖然如一審判決所述的沒有載明發文機關標識和發文字號，但加蓋了廣東省佛山監獄公章，具備書證的一般特征，訴訟雙方對其真實性亦無異議，其內容可證實高明移動通信公司已在2003年8月中旬在廣東省佛山監獄單位飯堂張貼了關于監獄網用戶轉為公安網相關應注意事項的事實。再結合高明移動通信公司在一審中提交的證據5-1，可以認定原監獄網用戶轉為公安網應履行相關的手續，而不是如被上訴人何振平所述的不需辦理相關手續而概括自動轉網。再次，從高明移動公司與被上訴人何振平所在單位廣東省佛山監獄所簽訂的兩份集團客戶服務協議（一審證據2、證據7-1）內容看，監獄網與公安網是兩個獨立不同的集群網，在開通時間、優惠條件等方面是不同的，在監獄網用戶未發出轉為公安網的要約之前，高明移動通信公司并無義務為監獄網用戶辦理自動轉網手續的義務。至于被上訴人何振平認為無需辦理相關手續即可將監獄網轉為公安網而申請證人劉宏武出庭作證及提交的電話錄音，由于劉宏武是省公安網的用戶，其陳述自動轉網是聽單位同事所講，并沒有從監獄網轉為公安網的親身經歷，故對其出庭作證，本院不予采信；電話錄音內容不能證實無需辦理轉網手續?；谏鲜隼碛?，本院認定原監獄網的用戶轉為公安網需履行相關轉網手續。因被上訴人何振平未履行相關轉網手續，故其用原監獄網用戶的13928508098與公安網用戶通話固然不能享有公安網用戶之間的通話優惠，對其起訴請求，應予駁回。據此，上訴人高明移動通信公司上訴有理，應予以支持，一審判決錯誤，應予糾正。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三）項的規定，判決如下：

　　一、撤銷廣東省佛山市高明區人民法院（2004）明民一初字第1002號民事判決；

　　二、駁回何振平的訴訟請求。

　　一、二審案件受理費各212元，共424元，由何振平負擔。廣東移動通信有限責任公司高明分公司預交的二審案件受理費212元由何振平逕付對方，本院不再作收退。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鄭振康

　　代理審判員 吳行政

　　代理審判員 王 琰

　　二○○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書 記 員 潘星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