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合肥新強種業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合肥市高新區香格里拉廣場公寓803室。

　　法定代表人周建，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王康陽，安徽事茂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安徽省創富種業有限公司，住所地合肥市樊洼路6號種子一條街。

　　法定代表人趙玉廷，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王孝令，安徽安泰達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告合肥新強種業科技有限公司與被告安徽省創富種業有限公司侵犯植物新品種權糾紛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原告委托代理人王康陽、被告委托代理人王孝令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合肥新強種業科技有限公司訴稱，水稻新品種“兩優6326”（皖稻119）于2006年3月1日經農業部授予植物新品種權，品種權人為原告；水稻新品種“宣69S”于2006年7月1日經農業部授予植物新品種權，品種權人為原告和宣城市農業科學研究所（以下簡稱宣城農科所）；水稻新品種“中秈Wh26”于2006年7月1日經農業部授予植物新品種權，品種權人為宣城農科所，宣城農科所許可原告使用該品種并授權原告依法追究他人對該品種的侵權行為。

　　2006年5-9月，被告利用水稻新品種“宣69S”和“中秈Wh26”的繁殖材料作為親本生產“兩優6326”水稻種子，并于2006年底和2007年初以水稻品種“華安501”的名義包裝銷售，數量達15萬公斤。2007年5月，被告再次利用水稻品種“宣69S”和“中秈Wh26”的繁殖材料作為親本生產“兩優6326”水稻種子，生產面積約3000畝左右，產量約120萬斤（至起訴之日，該批種子尚未收獲）。

　　鑒此，原告認為，被告利用受保護品種“宣69S”和“中秈Wh26”的繁殖材料，生產、銷售授權保護品種“兩優6326”種子的行為對原告已經構成侵權，依法應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為維護原告的合法權益，原告特具狀訴至法院，請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一、立即停止對“兩優6326”（皖稻119）、“宣69S”、“中秈Wh26”水稻植物新品種權的侵權行為；二、在國家級新聞媒體上刊登聲明，公開向原告賠禮道歉；三、賠償原告經濟損失人民幣300萬元。訴訟中，原告增加訴訟請求，請求法院判令被告在國家級新聞媒體上刊登聲明，消除因被告侵權行為給其造成的不良影響，并放棄追究被告對“宣69S”、“中秈Wh26”水稻植物新品種的侵權行為。

　　被告安徽省創富種業有限公司辯稱，被告沒有實施 “兩優6326”（皖稻119）水稻種子的生產、銷售行為，被告所生產、經營的水稻種子均為“華安501”品種，原告指控被告侵權的事實不能成立。被告為開發安徽省2005年審定通過的兩系雜交中秈水稻品種“華安501”，曾于2006年1月26日與當時擁有“華安501”開發經營權的安徽華安種業有限責任公司及案外人陸鳳華共同簽訂了《關于“華安501”兩系雜交水稻品種合作開發協議書》，被告于2006年、2007年組織生產并以“華安501”名義包裝銷售的水稻種子，均為該協議書項下的“華安501”種子。生產種子所需的親本“2301S”及“七秀占”，也是由該品種選育單位安徽省農業科學院水稻研究所提供。被告從未生產、銷售過“兩優6326”種子，也沒有實施任何侵犯上述品種權的侵權行為。綜上，原告的訴訟請求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請求法院依法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根據雙方當事人的訴辯理由及庭審舉證、質證意見，本院歸納本案的爭議焦點為：一、“兩優6326”植物新品種權現是否處于有效狀態；二、被告是否以“華安501”的名義生產銷售了“兩優6326”種子；三、被告侵權的賠償數額如何確定。針對上述爭議焦點，本院對證據分析認證如下：

　　一、“兩優6326”植物新品種權現是否處于有效狀態。

　　對此，原告提供證據1、“兩優6326”植物新品種權證書，證明原告為“兩優6326”的品種權人。2、安徽省農作物品種審定證書，證明“兩優6326”獲得安徽省農業委員會審定通過，其親本為“宣69S”和“中秈Wh26”。證據 8、“兩優6326”品種權的年費繳納憑證，證明原告及宣城農科所已經按照法律規定繳納了品種權年費，現品種權處于有效狀態。

　　被告認為“兩優6326”的年費繳納憑證僅可證明原告繳納了2008年3月1日以前的年費及該品種權2008年3月1日以前的效力狀態，并不能證明2008年3月以后的效力狀態。被告對以上其它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均無異議。

　　本院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實施細則》第五十五條的規定，原告在2008年9月1日以前可以補交2008年3月1日至2009年3月1日期間的年費。至本案開庭之日，原告并不會因沒有繳納2008年3月1日至2009年3月1日前的年費而喪失“兩優6326”的品種權，被告也未提供任何證據證明該品種權現已處于無效狀態，故應認定“兩優6326”植物新品種權現處于有效狀態。被告對以上其它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均不持異議，本院依法予以確認。

　　二、被告是否以“華安501”的名義生產銷售了“兩優6326”種子。

　　對此，原告提供了證據6、安徽省合肥市衡正公證處（2007）皖合衡公證字第5405號《公證書》，13、法院保全的被告與案外人陸鳳華、王俊于2006年3月26日簽訂的《雜交稻制種生產合同》，證明被告于2006年底和2007年初以“華安501”名義生產銷售了“兩優6326”種子，價格為每斤16元。14、法院保全的被告與阜寧縣陳良種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陳良公司）于2007年3月13日簽訂的《農作物種子購銷合同》，證明被告從陳良公司收購以“華安501”名義生產的“兩優6326”種子15萬公斤，每公斤10.4元。15、法院保全的被告與江蘇蘇農種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蘇農公司）于2007年3月28日簽訂的《雜交稻制種生產合同》，證明被告委托該公司以“華安501”名義生產“兩優6326”種子1500畝，預計產量22.5萬公斤，收購價格每公斤10.4元，親本由被告提供。16、法院保全的被告與阜寧縣公興農技服務站（以下簡稱公興農技站）于2007年4月28日簽訂的《雜交稻制種生產合同》，證明被告委托該站以“華安501”名義生產“兩優6326”種子500畝，預計產量10萬公斤，收購價格為每公斤10.4元。17、法院保全的被告與阜寧縣東升種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東升公司）于2007年4月25日簽訂的《雜交稻制種生產合同》，證明被告委托該公司以“華安501”名義生產“兩優6326”種子面積1000畝，預計產量150萬公斤，價格為每公斤10.4元。18、2008年9月25日，法院向阜寧縣施莊鎮營港村主任徐萬宏所作的談話筆錄，證明公興農技站接受被告委托后，在該村安排生產“兩優6326”種子670畝，畝產300斤，從農民處的收購價格為每斤4.3元。19、2007年9月26日，法院向鹽城市鹽都區尚莊鎮劉貫村支部書記劉金松所作的談話筆錄，證明公興農技站在接受被告委托后，在該村安排生產“兩優6326”種子300畝。20、《雜交水稻制種特約生產合同》，證明公興農技站委托農民生產“兩優6326”的事實。21、2007年9月25日，法院向阜寧縣陳良鎮陳良村支部書記陳錦所作的談話筆錄，證明東升公司接受被告委托后，在該村安排生產“兩優6326”種子1100畝，畝產約300斤。22、2007年9月25日，法院向阜寧縣陳良鎮新涂村主任周觀武所作的談話筆錄，證明陳良公司接受被告委托后，在該村安排生產“兩優6326”種子1500畝，畝產400斤，收購價格每斤4.5元。23、2007年9月24日，法院向鹽城市鹽都區秦南鎮賀家驛村主任趙加兵所作的談話筆錄，證明蘇農公司在接受被告委托后，在該村安排生產“兩優6326”種子800畝，畝產300斤。24、人民法院在上述制種基地提取種子樣本筆錄，證明法院依法提取被控侵權種子樣本的事實。25、2006年10月26日，被告與案外人王俊、周之芳簽訂的補充協議一份，證明2006年被告委托王俊以“華安501”名義生產的“兩優6326”種子，轉由周之芳實際收購并交付給被告。26、法院于2007年9月25日向周之芳所作的談話筆錄，證明周之芳實際履行了合同，向被告交付了種子。27、人民法院在農業部提取的“兩優6326”備案標準種子登記表。28、水稻種子DNA指紋鑒定報告。29、蘇農公司種子生產備案資料，包括：種子預約生產合同、制種示意圖、種子基地申報表、農作物種子生產許可證申請表、被告創富公司制種委托書、被告與蘇農公司簽訂的制種合同、蘇農公司制種基地基本情況說明等，證明被告委托蘇農公司在鹽城市鹽都區秦南鎮賀家驛村以“華安501”的名義安排生產“兩優6326”種子，并且在當地農業主管部門辦理了種子生產備案手續，蘇農公司在該村的具體制種位置以圖示的方式予以標注，法院提取種子樣本的地方，在該制種示意圖標注范圍。

　　被告對原告以上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不持異議，但認為這些證據不能證明原告的證明目的，法院保全的證據13-17，即五份合同，是關于“華安501”種子的生產、銷售合同，與原告的“兩優6326”種子無關。法院所作的五份談話筆錄，即證據18、19、21、22、23，內容也缺乏證明力，根據種子行業的慣例，受委托生產的主體（即蘇農公司等制種單位）不可能告訴農戶所生產的水稻種子的真實名稱及親本來源，以避免他人非法套購種子，因此，村委會及農戶是不可能知道其實際生產的是“兩優6326”種子。對于法院向周之芳作的談話筆錄，即證據26，僅可證明周之芳與被告之間有“華安501”種子的購銷合同，并不能證明被告與周之芳間存在“兩優6326”種子購銷合同。對證據24、27的真實性、合法性及與本案的關聯性均不持異議。對證據25被告與王俊、周之芳間簽訂的補充協議的真實性沒有異議，但該協議僅可證明被告與王俊、周之芳之間“華安501”的生產購銷關系，與“兩優6326”種子無關。證據20的真實性、合法性無異議但與本案無關。對證據28水稻種子DNA指紋鑒定報告有異議，鑒定報告在形式上應當有明確的鑒定結論，有鑒定人員的親筆簽名，并附有鑒定人員及鑒定單位的資質證書，但這份鑒定報告缺少這方面的形式要件。關于鑒定報告的內容，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行業標準《水稻品種鑒定 DNA指紋方法》（NY/T1433-2007）（以下簡稱《行業標準》，代號為K1、K3、K5的被控侵權種子與標準種子B存在兩個位點不同，應為不同品種，代號為K2、K4、K6的被控侵權種子與標準種子B是一致的，沒有異議。對證據29的真實性、合法性均無異議，但這份證據證明了被告委托蘇農公司生產的不是“兩優6326”種子，而是“華安501”種子。

　　被告為支持其抗辯理由，對該爭議焦點提供了下列證據，1、被告與安徽華安種業有限責任公司、陸鳳華簽訂的《關于華安501兩系雜交水稻品種合作開發協議》，證明被告與“華安501”品種權人安徽華安種業有限責任公司間建立了合作關系，被告生產、經營的是“華安501”品種。2、被告與陸鳳華、王俊于2006年3月26日簽訂的《雜交稻制種生產合同》，證明被告委托陸鳳華、王俊預約生產的種子為“華安501”。3、王俊于2006年4月20日出具的收條，證明2006年陸鳳華、王俊用以生產“華安501”的親本種子，是從該品種的選育單位安徽省農科院水稻研究所提取的。4、被告與蘇農公司于2007年3月28日簽訂的《雜交稻制種生產合同》，證明2007年被告與蘇農公司預約生產的種子為“華安501”。5、江蘇省大豐市植保植檢站出具的《種子、苗木產地檢疫合格證》，證明2007年被告預約蘇農公司生產的種子為“華安501”。6、海南省植保植檢站出具的《植物檢疫證書》，證明2007年被告預約蘇農公司生產的“華安501”的親本種子“2301S”是由蘇農公司在海南自己繁殖的。7、被告與東升公司于2007年4月25日簽訂的《雜交稻制種生產合同》，證明被告與東升公司預約生產的水稻種子是“華安501”。8、公興農技站于2007年5月20日向被告發出的《解除合同通知》，證明被告與該站于2007年4月28日簽訂的合同，因為被告沒有在生產季節向公興農技站提供親本，導致合同沒有實際履行。9、陳良公司于2007年5月15日向被告發出的《聲明》，證明被告與陳良公司簽訂的合同沒有實際履行。10、《安徽省農作物品種審定證書》及證據11、《安徽省農業委員會文件》「皖農種（2005）83號」，證明“華安501”為2005年安徽省通過審定的合法品種，親本為“2301S”。12、被告《農作物種子經營許可證》及證據13《企業法人營業執照》，證明被告具有經營雜交水稻種子的主體資格。14、被告的《主要農作物種子生產許可證》，證明被告的生產經營行為合法。15、蘇農公司的《主要農作物種子生產許可證》，證明被告2007年預約生產的“華安501”種子辦理了生產許可證，生產行為是合法的。

　　原告對被告提供的證據質證意見如下，證據1、2、4、7的真實性、合法性沒有異議，被告與他人簽訂的開發合同、制種合同等所涉種子品種雖聲稱為“華安501”，但不能證明被告實際生產的是“華安501”種子。證據3是一份撕毀后又粘貼在一起的收條，對其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均有異議，收條上僅僅標明收到了“不育系”，不能證明被告從安徽省農科院水稻研究所提取的就是“華安501”親本種子。證據5、6，對其真實性、合法性沒有異議，但檢疫單上標注“華安501”，并不能證明實際檢疫的就是“華安501”種子。對證據8、9的真實性、合法性均有異議，該通知與法院調查的事實不符，這僅僅是公興農技站單方面的行為，不能證明雙方的制種合同沒有實際履行。原告對證據10、11、12、13沒有異議。對證據14、15的真實性、合法性沒有異議，但該證據僅可證明被告是以“華安501”的名義申請生產種子，并不能證明被告實際生產的就是“華安501”種子。

　　本院認為，本院委托中國水稻研究所所做的司法鑒定報告是判斷被告是否以“華安501”名義生產銷售“兩優6326”的關鍵證據。本案在審理過程中，原告提供了證據6、（2007）皖合衡公證字第5405號《公證書》。本院依法在被告處保全了證據13、被告與陸鳳華、王俊于2006年3月26日簽訂的《雜交水稻制種生產合同》，14、被告與陳良公司于2007年3月13日簽訂的《種子購銷合同》，15、被告與蘇農公司簽訂的《雜交稻制種生產合同》，16、被告與公興農技站于2007年4月28日簽訂的《雜交水稻制種生產合同》，17、被告與東升公司于2007年4月25日簽訂的《雜交稻制種生產合同》。根據上述證據，經原告申請，本院前往被告委托的陳良公司等單位的制種基地，并就有關事實調查了制種基地的基層組織負責人，2007年9月25日，本院制作了調查阜寧縣陳良鎮陳良村書記陳錦的談話筆錄（原告證據21），2007年9月25日，本院制作了調查阜寧縣施莊鎮營港村主任徐萬宏的談話筆錄（原告證據18），2007年9月26日，本院制作了調查鹽城市鹽都區尚莊鎮劉貫村書記劉金松的談話筆錄（原告證據19），2007年9月25日，本院制作了調查阜寧縣陳良鎮新涂村主任周觀武的談話筆錄（原告證據22），2007年9月24日，本院制作了調查鹽城市鹽都區秦南鎮賀家驛村村主任趙加兵的談話筆錄（原告證據23），并分別在各基地抽樣保全了被控侵權種子樣本。經原被告一致認可，本院將原告公證保全的樣本種子（原告證據6）以代號K1表示，將法院在阜寧縣陳良鎮陳良村保全的樣本種子以代號K2表示，將法院在阜寧縣施莊鎮營港村保全的樣本種子以代號K3表示，將法院在鹽城市鹽都區尚莊鎮劉貫村保全的樣本種子以代號K4表示，將法院在阜寧縣陳良鎮新涂村保全的樣本種子以代號K5表示，將法院在鹽城市鹽都區秦南鎮賀家驛村保全的樣本種子以代號K6表示，將本院從農業部植物新品種保護辦公室調取的“兩優6326”備案F1代標準種子以代號B表示。為確認K1、K2、K3、K4、K5、K6與B是否存在一致性，經原告申請，本院決定對該專業技術性問題進行司法鑒定。由于目前尚無司法行政機關指定的水稻植物新品種司法鑒定機構，本院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植物新品種權糾紛具體應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第三條第二款的規定，委托具有水稻植物新品種專業檢測技術水平的專業機構中國水稻研究所進行司法鑒定，該所根據我院提供的上述保全的被控侵權樣本種子K1、K2、K3、K4、K5、K6及標準種子B，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行業標準《水稻品種鑒定 DNA指紋方法》（NY/T1433-2007，該標準于2007年9月14日發布，2007年12月1日實施，以下簡稱行業標準），進行DNA指紋鑒定。鑒定結論為，K3在4個標記座位上（RM85、RM232、RM258、RM267）與B的帶型不一致；K1和K5在2個標記座位上（RM232、RM258）與B的帶型不一致；K2、K4和K6在所有24個標記座位上與B的帶型均一致。該鑒定報告有明確的鑒定結論，并由鑒定人員署名，加蓋了鑒定單位的印章，形式合法，內容具有科學性和真實性，本院予以采納。農業部頒布的《行業標準》在適用范圍中指出“本標準規定了水稻（Oryza sativa L.）品種DNA指紋鑒定的實驗方法及判定標準。本標準適用于水稻品種差異性鑒定”，在結論中指出“以多數個體具有的譜帶即主帶作為品種的特征譜帶進行分析：a）檢測到品種間差異的引物對≥2，判定為‘不同品種’； b）檢測到品種間差異的引物對＝1，判定為‘近似品種’； c）檢測到品種間差異的引物對＝0，判定為‘相同品種或極近似品種’；若檢測到品種間差異的引物對≤1必要時可增加其他方法佐證”。因此，根據《行業標準》的適用范圍及結論，結合“K3在4個標記座位上（RM85、RM232、RM258、RM267）與B的帶型不一致；K1和K5在2個標記座位上（RM232、RM258）與B的帶型不一致”、“K2、K4和K6在所有24個標記座位上與B的帶型均一致”的鑒定結論，本院可就K1、K2、K3、K4、K5、K6與B的一致性進行判斷，K1、K3、K5與B間差異的引物對≥2，判定K1、K3、K5與B間是不同品種；K2、K4、K6與B間差異的引物對＝0，判定被控侵權樣本種子K2、K4、K6與“兩優6326”備案標準種子B為相同或極近似品種。據此，被告委托東升公司在阜寧縣陳良鎮陳良村、委托公興農技站在鹽城市鹽都區尚莊鎮劉貫村、委托蘇農公司在鹽城市鹽都區秦南鎮賀家驛村生產的水稻種子，是以“華安501”的名義生產的“兩優6326”種子。被告提供的證據均為證明其實際生產、銷售“華安501”種子的間接證據，該證據不能否認本院調取證據及直接證據鑒定報告的證明力。本院對被告認為“其實際生產、銷售的種子均為‘華安501’”的質證意見不予采納。

　　三、被告侵權的賠償數額如何確定。

　　根據本案爭議焦點二對證據的認定，原告提供的與本爭議焦點有關證據有：證據10、編號為「2006」003、004、005、008號的《雜交水稻制種生產合同》四份，證明原告生產“兩優6326”種子的收購成本為每公斤8元。11、安徽省來安縣公證處出具的「（2008）皖來公證字064號」《公證書》，證明被告2008年在上述基地生產的侵權種子，繼續以“華安501”名義包裝銷售及銷售的價格。12、《皖東豐樂種業有限公司種子質量跟蹤服務卡》和《農資商品質量信譽監督卡》，證明被告2008年包裝銷售的“華安501”種子的銷售價格分別為每斤16元和每斤18元。15、法院保全的被告與蘇農公司簽訂的《雜交稻制種生產合同》，證明被告委托該公司以“華安501”名義生產“兩優6326”1500畝，預計產量22.5萬公斤，收購價格每公斤10.4元，親本由被告提供。16、被告與公興農技站簽訂《雜交水稻制種生產合同》，證明被告委托該站以“華安501”名義生產“兩優6326”種子500畝，預計產量10萬公斤，收購價格為每公斤10.4元。17、被告與東升公司簽訂的《雜交水稻制種生產合同》，證明被告委托該公司以“華安501”名義生產“兩優6326”種子，收購價格為每公斤10.4元。19、法院調查劉金松的筆錄，證明公興農技站在接受委托后在該村生產“兩優6326”種子300畝。21、法院調查陳錦的談話筆錄，證明東升公司接受被告委托后在該村安排生產“兩優6326”種子1100畝，畝產300斤。23、法院調查趙加兵的談話筆錄，證明蘇農公司在接受被告委托后，在鹽城市生產“兩優6326”種子800畝，畝產300斤。29、蘇農公司在鹽城市鹽都區種子管理站的種子生產備案資料，證明被告委托蘇農公司在鹽城市以“華安501”的名義安排“兩優6326”種子生產800畝。

　　被告對原告提供的證據10的真實性、合法性均無異議，認為五份合同的主體為安徽德隆種子公司，合同的內容是關于AY-99種子的制種合同，該證據與本案無關。證據11、12的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均無異議，但該證據僅可證明“華安501”的零售價格，不能證明被告實際銷售給代理商的價格。對原告證據15、16、17的真實性、合法性無異議，但這些證據都是關于“華安501”的購銷合同，與“兩優6326”無關。對證據19，劉金松所在的劉貫村制種300畝，因為質量存在問題后來沒有收購。證據21阜寧縣東升種子公司的種子也沒有實際收購。證據23、29不能證明生產的是“兩優6326”反而證明了生產的是“華安501”。

　　被告提供的與該爭議焦點有關的證據有，證據16、人民法院于2008年3月20日向劉金松作的調查筆錄，證明2007年公興農技站雖然在該村安排了300畝制種基地，但該站最終沒有收購種子。17、法院向東升公司負責人杜以成作的談話筆錄，證明2007年該公司為被告所制的稻種與“兩優6326”是不同的品種，且2007年東升公司為被告安排的制種基地在黃海農場，而不是在阜寧縣陳良鎮陳良村，法院在陳良村保全的被控侵權樣本種子不能代表是東升公司為被告生產的種子。18、法院從東升公司調取的江蘇天普農種業有限公司與滁州市第二種子公司、杜以成簽訂的《水稻雜交種子生產購銷合同》、東升公司與阜寧縣陳良鎮陳良村簽訂的《雜交稻制種生產合同》、署名為李文章的種子收條，證明杜以成的陳述是客觀的，東升公司在陳良村生產的種子是為滁州市第二種子公司生產的，而不是為本案被告生產的，該批種子已由滁州市第二種子公司收取。19、蘇農公司的出庫單和入庫單，證明被告從蘇農公司實際購買的“華安501”總數量為11萬斤，進貨價格為14元每公斤。20、被告與寧國市禾豐農業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禾豐公司）等種子銷售代理商簽訂的品種代理協議，證明被告批發給種子代理商的價格為“水稻按20元/公斤，華安501、皖稻161按22元/公斤”。

　　原告對被告提供的證據16的真實性、合法性沒有異議，但被告的侵權行為實際已經完成，只不過沒有達到獲利目的。證據17杜以成的陳述內容的真實性有異議，東升公司與被告已共同侵權，杜以成作為該公司的負責人，其對有關生產情況的具體陳述不具有客觀性，杜以成明確了為被告生產種子的事實，但又稱法院保全的樣品種子并不在生產基地的范圍，顯然這是杜以成在得知相關事實后，故意逃避法律責任，因此，杜以成關于為被告種子生產區域（黃海農場）的安排及制種數量的陳述是不真實的。證據18的真實性無異議，但不能證明東升公司生產的種子交給了滁州市第二種子公司，在該制種合同中，杜以成僅以擔保人的身份出現，看不出該合同與東升公司有什么關系，且這份證據與杜以成在調查筆錄中所陳述的內容恰恰相反。證據19，由于蘇農公司受被告委托生產“兩優6326”種子已經構成共同侵權，與本案有利害關系，其所出具的出庫單、入庫單的真實性均有異議，也達不到證明其實際交付種子數量和價格的證明目的。證據20有異議，根據原告提供的公證保全的證據，“華安501”的銷售價格每公斤高達32元和38元，因此被告提供的《品種代理協議》中約定的銷售價格是虛假的，該協議僅可證明提貨價格，反映不出真實的結算價格。

　　本院認為，被告委托公興農技站在鹽城市鹽都區尚莊鎮劉貫村安排生產的300畝，由于種子存在質量問題被告沒有收購，該事實已經法院依法調查核實且雙方均不持異議，被告的侵權行為雖已實際實施，但沒有產生侵權后果，且原告庭審中明確放棄追究被告該部分的損失賠償責任，本院對原告該部分的損失不予計算。

　　關于東升公司在阜寧縣陳良鎮陳良村制種的面積、產量，本院保全的被告與東升公司的制種合同約定的制種面積為1000畝，根據本院調查陳錦的談話筆錄，東升公司在陳良村制種約1100畝，今年畝產約300斤。被告向本院提供的江蘇天普農種業有限公司與滁州市第二種子公司及杜以成簽訂的《水稻雜交種子生產購銷合同》，無法判斷東升公司與該合同之間的關聯，被告提供的署名為李文章的收條，無法證明李文章的身份，也無法證明其收到的種子就是東升公司在陳良村生產的種子，更無法證明東升公司在陳良村生產的種子交給了滁州市第二種子公司的事實。杜以成在本院談話筆錄中稱“在黃海農場共為創富公司生產700畝種子，母本由創富公司提供，與‘兩優6326’母本區別不大，比較接近，共交給創富136000斤種子……，價格參照豐樂公司、德隆公司的價格，估計6.5元左右”，僅憑杜以成的陳述而無其他證據相佐證，本院無法辨別該證言的真偽。因此，原告提供證據的證明力明顯大于被告提供的證據的證明力，對被告認為東升公司只在“黃海農場”而非陳良村為其生產種子的意見不予支持。庭審中，雙方對本院調取的東升公司與阜寧縣陳良鎮陳良村簽訂的《雜交稻制種生產合同》的真實性均不持異議，但證明目的不同，由于該證據和原告提供的證據17、21相印證，形成較為完整的證據鎖鏈，進一步明確了制種的確切面積；而該證據難以證明與江蘇天普農種業有限公司與滁州市第二種子公司、杜以成簽訂的《水稻雜交種子生產購銷合同》及李文章的種子收條存在關聯。本院根據該合同約定的生產面積為780畝及陳良村書記陳錦在談話筆錄中陳述的產量每畝300斤確定侵權種子數額，被告庭審中認可其從東升公司收購136000斤，因無其他證據證明且原告否認，對被告認可的種子數量不予采信。

　　關于蘇農公司在鹽城市鹽都區秦南鎮賀家驛村的制種面積及產量，從本院調查當地村委會主任趙加兵的筆錄看，該公司共為被告制種800畝，畝產300斤左右。在本院依法從鹽城市鹽都區種子管理站調取的蘇農公司與鹽城市鹽都區秦南鎮賀家驛村簽訂的《農作物預約生產合同》中，明確載明制種面積為800畝；本院在該站調取的《制種示意圖》中可看出本院保全的樣本種子的地方在秦南鎮賀家驛村（原伯樂村）；本院在該站調取的《2007年鹽都縣（區）種子基地申報表》預計單產一欄中，注明300字樣，以上證據間相互印證，且雙方當事人對上述證據的真實性均不持異議。被告提供的蘇農公司的出庫單、入庫單，因該證據是一份孤立證據，且該公司與被告有利害關系，原告對其真實性持有異議，本院無法確認其真偽。原告提供的證據占明顯優勢，因此，對蘇農公司為被告在秦南鎮賀家驛村制種800畝，畝產300斤的事實予以認定。

　　關于被告的種子銷售價格及成本，原告所提供的「（2008）皖來公證字064號」《公證書》，僅可證明被告銷售種子的事實及市場零售價格，無法證明被告銷售給種子代理商的價格，無法準確確定被告的實際銷售價格。被告提供了其與禾豐公司等代理商的《品種代理協議》，證明“華安501”的提貨價格為每公斤22元，原告雖對該證據的真實性提出異議，但未能就被告代理商銷售該種子的成本與利潤舉證。被告與禾豐公司《品種代理協議》中以手寫體形式添加的文字所反映的銷售價格，比該合同文本中約定的水稻價格高出2元/公斤，根據通常的生活經驗判斷，被告一般不會為了訴訟，事后在證據上增加對其更加不利的文字，因此，對被告與禾豐公司簽訂的《品種代理協議》中約定的銷售價格的真實性予以確認，被告的銷售價格為每公斤22元。對于原告認為該價格僅為提貨價為而非實際結算價的質證意見，因原告未能提供被告銷售種子的實際結算價格，也未提供原告自己同類種子的實際結算價格，本院對原告的該項質證意見不予采信。庭審中原告認可每斤種子的包裝成本為1元，被告未予否認，也未就其在經營中可能需要的其他成本、費用當庭提出并舉證證明，以減輕其賠償責任，本院視為被告放棄該項權利，本院對原告認可的成本予以認定。關于被告從蘇農公司、東升公司的種子收購價格，參照被告與蘇農公司、東升公司間的《雜交稻制種合同》約定的5.2元/斤計算。

　　雙方當事人提供的其他證據與本案無關，本院不予采信。

　　經審理查明，2006年3月1日，農業部授予原告合肥新強種業科技有限責任公司為“兩優6326”（皖稻119）水稻植物新品種的品種權人，品種權號為CNA20040671.X，原告依法繳納了2008年3月1日前的品種權年費，該品種權現處于有效狀態。被告安徽創富種業有限公司是從事雜交水稻等種子生產、經營的企業。2007年3月28日，被告與蘇農公司簽訂了一份《雜交稻制種合同》，約定由蘇農公司為被告生產名稱為皖稻161（華安501）的雜交水稻1500畝，預約單產150公斤，收購價格10.4元/公斤，產量22.5萬公斤； 2007年4月13日蘇農公司與鹽城市鹽都區秦南鎮賀家驛村民委員會簽訂了一份《農作物種子預約生產合同》，約定品種名稱為“6316”，面積800畝，單價8.6元/公斤，正常年景種子每畝產量360斤以上，該合同在鹽城市鹽都區種子管理站登記備案。隨后，蘇農公司在鹽城市鹽都區秦南鎮賀家驛村共安排制種面積800畝，實際畝產約300斤。2007年9月24，本院依法對該村生產的種子進行隨機抽樣保全，在該處保全的種子樣本（即K6）經委托鑒定與原告在農業部備案的“兩優6326”標準種子具有一致性。

　　2007年4月25日，被告與東升公司簽訂了一份《雜交稻制種合同》，約定由東升公司為被告生產名稱為皖稻161（華安501）的雜交水稻1000畝，預約單產150公斤，收購價格10.4元/公斤，產量15萬公斤。2007年5月29日，東升公司與阜寧縣陳良鎮陳良村委會簽訂了一份《雜交稻制種生產合同》，約定在該村陳港五組安排制種780畝，名稱為“23018/H7058”雜交水稻。2007年9月25，本院依法對該村生產的種子進行隨機抽樣保全，在該處保全的種子樣本（即K2）經鑒定與原告在農業部備案的“兩優6326”標準種子具有一致性。被告庭審中抗辯該種子是東升公司在黃海農場為其安排生產的，但未能提供充份證據證明。

　　另查明，被告2007年委托生產的雜交水稻種子，以“華安501”品種名義包裝銷售。銷售給代理商的價格22元/公斤，包裝成本約2元/公斤，被告從蘇農公司的收購價格約10.4元/公斤。

　　本院認為，原告的“兩優6326”植物新品種權依法應得到保護，未經品種權人許可，為商業目的生產、銷售與該授權品種相同的雜交水稻種子的行為即構成侵權。被告未經原告許可，以營利為目的，以“華安501”的名義生產、銷售與授權品種“兩優6326”相同的雜交水稻種子，構成侵權，依法應承擔停止侵權、賠償損失的民事責任。因植物新品種權不涉及權利人的人格利益，原告要求被告賠禮道歉的訴訟請求無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鑒于被告的侵權行為客觀上已給原告的生產經營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響，原告要求被告在國家級新聞媒體上刊登聲明，消除不良影響的訴訟請求，依法應予支持。關于被告應賠償原告經濟損失的數額，按被告的侵權獲利計算。本院根據已查明的被告委托蘇農公司、東升公司實際生產侵權種子的面積及產量、被告銷售侵權種子的價格、收購成本、包裝成本，查明被告的侵權獲利為，「780畝＋800畝」×300斤／畝×「銷售價格11元/斤-包裝成本1元/斤-收購成本5.2元/斤」＝2275200元。被告的其他訴訟請求，無證據證明，本院依法予以駁回。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八條，第一百三十四第一款第（一）項、第（七）項、第（九）項，《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第二條第一款、第六條第一款、第二款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安徽創富種業種業有限公司于本判決生效之日立即停止生產、銷售與原告“兩優6326”植物新品種相同的雜交水稻種子的侵權行為；

　　二、被告安徽創富種業種業有限公司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內在《中國農業報》上刊登聲明，消除給原告合肥新強種業科技有限公司的經營造成的不良影響（聲明內容須經本院審核確定）；

　　三、被告安徽創富種業有限公司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內賠償原告合肥新強種業科技有限公司經濟損失人民幣2275200元；

　　四、駁回原告合肥新強種業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

　　本案案件受理費30800元，由原告負擔10000元，被告負擔20800元，鑒定費4000元由被告負擔。

　　若被告安徽創富種業有限公司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二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

　　審 判 長 羅 鋼

　　審 判 員 朱 治 能

　　審 判 員 王 懷 慶

　　二0O八 年 五 月 六 日

　　書 記 員 陳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