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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界平訴林善仁借款合同糾紛案

來源: 律霸小編整理 · 2020-10-14 · 222人看過

江西贛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05)贛中民二終字第63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張界平,男,1969年9月生,漢族,江西省南康市人,系南康市浮石鄉政府公務員,住南康市運隆花園。

  委托代理人華善生,江西創業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王康懿,江西創業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林善仁,男,1948年7月生,漢族,福建福州市人,系福建省運隆房地產開發公司南康分公司總經理,現住南康市運隆花園。

  委托代理人張寧,福建寬達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張界平因借款合同糾紛一案,不服崇義縣人民法院(2004)崇民一初字第273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審理了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認定:原告張界平系南康市浮石鄉公職人員,于2001年5月至2003年8月請長假,在福建省運隆房地產開發公司南康市分公司上班,聘為管理人員。被告林善仁系福建省運隆房地產開發公司南康市分公司負責人。2003年5月底,被告林善仁因分公司資金周轉暫時困難,委托原告張界平幫助借款。被告林善仁于 2003年6月2日到石城辦事,直至7號才回到南康。6月3日,原告張界平找到在贛州市商業銀行工作的朋友張某借錢,經協商后,張某同意借款30萬元,利息1萬元。期限10天歸還,同時要求以原告張界平的名義立具借據并提供擔保人證明和財產作抵押。原告張界平及時電話告知在石城辦事的被告林善仁,被告林善仁表示同意。借款手續辦妥后,債權人張某將30萬元人民幣匯入運隆房地產開發公司的帳上。被告林善仁返回南康市后應原告的要求,向原告出具了一張向盧京借款30萬元的借條。此后,被告林善仁會同原告張界平、分公司出納林惠江于同年7月14日到贛州,將所借款本金30萬元連同利息及違約金歸還。還款后,張某退回借據、擔保書、房產證交給林惠江收存。2004年2月份,原告張界平到林惠江處拿回自己立具的向張某借款的借條。

  2003年8月,原告張界平回原單位上班,福建省運隆公司南康分公司在同年12月作出正式解聘通知。原告張界平在受聘期間訂購南康分公司運隆花園別墅一棟,價款為人民幣31.8萬元,訂購時只交了預付款2萬元。尚欠購房款29.8萬元。分公司多次電話或口頭通知催收購房款。2004年2月20日,分公司向原告發出催收購房款通知書,要求原告在2月28日前交清拖欠的購房款。

  2004年2月26日,原告張界平持被告林善仁2003年6月2日立具的“借盧京現金30萬元”借條向南康市人民法院起訴,借條上附有第三人盧京寫的聲明,表示由原告張界平享有該欠條款項的權利。訴訟過程中,被告林善仁以原告詐騙為由向南康市公安局報案,南康市公安局以原告張界平涉嫌詐騙于2004年3 月19日決定立案偵查,同時對張界平采取拘留措施。在拘留期間,南康市公安局對原告張界平進行多次提審,原告張界平交待了其所持有的被告借據與在贛州市商業銀行張某處借30萬元是同一回事的供述。但由于南康市人民檢察院未批準逮捕,南康市人民法院恢復庭審。經南康市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報請贛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指定其他縣法院受理,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04年11月23日作出裁定,指定崇義縣人民法院審理此案。

  原審法院認為,原告張界平持有被告2003年6月2日立具的“借盧京現金30萬元”的借條,與被告林善仁委托原告在贛州市商業銀行張某處所借人民幣30萬元,應同屬一回事。從原告所持借條內容分析,原告用自己的錢借給被告,卻以第三人盧京的名義作債權人,而盧京又不在現場。這種使用他人真實姓名代替隱瞞自己姓名的“隱情”行為,不符合一般民間借貸的常理。庭審過程中,原告對此的解釋和陳述不能令人相信。被告則堅決否認欠原告的款,同時辯稱該借款與向贛州市張某借30萬元屬同一回事。對此,原告張界平就必須提供充分的證據來證明借款事實存在和與贛州市張某處借款不同一回事的真實性,而原告既未提供相關證據證實該筆借款事實與發生的詳細過程,又不能提供確鑿的證據來證明其資金的合法來源并作出符合邏輯的合理解釋。在借條約定歸還期限屆滿后,作為債權人在債務人超期還款達半年之久的時間里,并無證據證明原告向被告追償此借款,況且原告張界平尚欠被告所在的分公司購房款29.8萬元。期間,分公司多次電話或口頭通知原告繳交拖欠的購房款,原告也從未向分公司或相關人員反映此借款之事,按一般常理,作為對債權債務的沖抵亦可以明確反映。根據民事訴訟相關證據規則規定,主張權利的一方當事人,必須提供足以證明事實真象的證據來佐證自己的主張。綜上所述,原告對自己的主張,不能充分舉證,屬證據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林善仁提供的相關證據,證人證言及陳述該借條事實與已歸還的委托原告張界平在贛州市商業銀行張某處借款30萬元的事實相吻合,與原告在公安機關所作的口供內容相一致。經審判委員會討論,原審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百三十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之規定,判決駁回原告張界平的訴訟請求。

  上訴人張界平上訴稱:1、上訴人作為被上訴人公司的副總經理,因工作關系及催收借款主張權利的方便,所以才以“盧京”名義借款30萬元給被上訴人,一審法院認為上訴人使用他人姓名出具借條的隱情行為不符合一般民間借貸常理的觀點是錯誤的。2、一審法院單憑認為該民間借貸行為不符一般常理就認為與贛州市商業銀行張某的借款是同一回事,屬認定事實錯誤,兩筆債權的債權人并不相同。3、一審法院在舉證責任分配上違反了證據規則。一審法院僅憑被上訴人的堅決否認和辯稱就將舉證責任分配到上訴人,違反了證據規則的規定。而且一審法院要求上訴人提供資金合法來源,超出了人民法院的審查范圍。4、公安機關的筆錄因程序違法,不能作為證據使用。

  被上訴人林善仁答辯稱:1、以“盧京”名義出具的借條落款時間2003年6月3日,而從2003年6月2日之后的7天時間被上訴人都不在南康和贛州,這些事實在原審法院也已經查清。2、原審法院在運用證據規則并沒有錯誤。上訴人不是借條上的債權人,應當負有責任舉證。3、公安機關的調查并沒有違法,公安機關的筆錄能夠作為證據使用。

  二審經審理查明的事實與原審認定的無異。

  圍繞案件雙方當事人爭議的焦點,本院作如下的分析認定:對公安機關偵查程序的審訊筆錄和調取的證據材料如何認定的問題。在公安機關對上訴人所作的審訊筆錄中,前5次上訴人一直認為以“盧京”名義出具的借條中的30萬元與向贛州市商業銀行張某借的30萬元不是同一筆錢,是上訴人另外借給被上訴人的。而在第 6、7、8次審訊筆錄中又承認了上述兩筆款是同一筆款。在這個問題上,上訴人在羈押期間直接承認或否認借張某的30萬元與以“盧京”名義出借的30萬元為同一筆錢的供述不能作為本案的定案依據。但是,上訴人對借款的經過和所出借款項來源的陳述,可以與公安機關調查取證的材料和另一方當事人的陳述和提交的證據相互印證,以決定對其它證據是否采信。公安機關所作的筆錄只要來源不違法,就可以與其它相關證據綜合使用。

  關于上訴人所主張的30萬元款項來源的問題。上訴人在公安偵查階段向公安機關陳述其出借的30萬元款項中包含妻子鐘麗萍向妻弟鐘衛華借款5萬元(公安偵查卷P3),而鐘麗萍則陳述所借鐘衛平的5萬元用于了房屋裝修,并沒有拿給上訴人張界平(公安偵查卷P130),兩者之間的陳述相互矛盾。上訴人在一審開庭中陳述30萬元借款中包含于都貢江大橋工程退標后返還的10萬元保證金,上訴人認為這10萬元是工程中標后被上訴人支付給他的勞務費,而被上訴人對此予以否認。根據公安機關的調查取證和證人所作的陳述,這10萬元保證金是被上訴人拿出5萬元和南康市工商銀行員工盧保東幫被上訴人借到的5萬元所組成,工程的標書等材料也不是上訴人所制作,上訴人當時是作為被上訴人公司的管理人員一起陪同被上訴人到于都參加招標工作。在中標后因招標方的原因被上訴人一方退出工程招標,這10萬元保證金作為被上訴人支付給上訴人作為勞務費的說法也不符合常理。上訴人在公安偵查階段陳述曾向其弟張建平及其兄張衛平分別借款3萬元(公安偵查卷P22),而公安機關對張建平和張衛平調查取證時,張建平、張衛平所陳述借款的金額與經過都與上訴人的陳述不相一致。

  關于上訴人的借條因何以“盧京”的名義出具的問題。上訴人在這個問題上的解釋是因擔心被上訴人是自己的老板,怕到時不好追償。而上訴人在一、二審中都陳述借給被上訴人的30萬元是多次借款累積而成,借款的方式有時會寫借條,有時不寫借條,寫了借條的都是以上訴人本人的名義出借的。而上訴人所陳述多次借款的時間也是在上訴人擔任被上訴人公司副經理期間,同樣也具有上訴人所顧慮的情形,而上訴人都是以自己名義出借,而沒有以他人名義出借,所以上訴人前后的兩種說法也自相矛盾。盧京2004年2月25日在30萬元的借條上作出聲明,聲明該30萬元是張界平的,其本人放棄向林善仁催收該款的權利,由張界平享有該欠條款項的權利。而公安機關于2004年3月20日和3月24日向盧京所作的調查筆錄顯示,盧京陳述對張界平是否借錢給林善仁的事情不清楚,他以為借條在張界平處,這筆錢應該就是張界平的,既然張界平要他作出這個聲明,他就在借條上作出上述聲明,但他出具這個聲明的真實意思就是證明這筆錢不是他本人的,并沒有其它什么意思。所以盧京的聲明也不能證實上訴人曾經借款30萬元給被上訴人的事實。

  關于原審法院在運用證據規則方面是否存在不當的問題。本案中上訴人具狀起訴的依據是以“盧京”名義出具的借條。在借條載明的權利人盧京并沒有主張權利,而是由其他人來主張借條上的權利,這種情形下,主張權利人應有充分的證據和合理的解釋來說明該筆債權的真實性。被上訴人陳述以“盧京”名義出具30萬元的借條與向贛州市商業銀行張某借款30萬元是同一筆款項,因上訴人出差在外地,委托上訴人到贛州張某處借款30萬元,由被上訴人另外向上訴人出具30萬元的借條。被上訴人的陳述與公安偵查卷中的證人證言能夠相吻合,也與上訴人在公安機關承認兩筆30萬元的借款為同一款項的具體陳述相一致。在上訴人不能對30萬元借款的資金來源和借條上債權人非其本人的問題上提供充分證據和作出合理解釋的情形下,原審法院運用證據規則由上訴人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要求,運用并無不當。

  本院認為:本案的訟爭焦點是被上訴人出具的向盧京借款30萬元的借條與被上訴人委托上訴人在贛州市商業銀行張某處借款30萬元是否為同一筆款項。上訴人用他人名義的借條向被上訴人主張債權,在被上訴人予以否認以及辯稱該借條與向贛州市商業銀行張某借的30萬元是同一筆款項的情形下,上訴人有義務提供充分的證據和作出合理的解釋說明存在另外一筆以盧京名義而實際為上訴人借給被上訴人的30萬元。上訴人主張盧京名義的借條所出借的30萬元是上訴人借給被上訴人的,而盧京對該借條的解釋只是說明這筆30萬元并非其本人所借,至于是否為上訴人借給被上訴人的情況則不清楚。上訴人既然不是借條上的債權人,就有舉證責任證明該筆借款的經過、借款的來源以及“隱情”的理由。在公安機關介入調查之后,上訴人就該筆借款作過多次供述。在上訴人認為該筆30萬元借款是其借給被上訴人的前面5次供述后,公安機關對相關人員所作的調查取證均與上訴人關于借款的經過和借款來源的供述不相一致。而在上訴人承認以盧京名義的借條實際上與被上訴人委托上訴人到贛州市商業銀行張某處所借的30萬元是同一筆借款的第6、7、8次供述中,上訴人所陳述的事情經過,與被上訴人的陳述以及公安機關的調查取證都能夠相吻合。在上訴人僅有一張盧京名義的借條,并無證人和其它的證據加以證實存在另外一筆30萬元借款真實性的情況下,該張借條不足以證明上訴人的訴訟主張,應由負有舉證責任的上訴人承擔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綜上所述,原判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準確,處理并無不當,依法應予維持。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7295元,由上訴人張界平承擔。實際支出費用1500元,由被上訴人林善仁承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陳新生

  審 判 員 劉國平

  審 判 員 吉慶華

  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書 記 員 夏涵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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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川律師,男,1988年10月出生,華東政法大學法學專業畢業。 從2015年12月至今,執業于廣東邦昊律師事務所,加入邦昊律師團隊之前,曾在北京市金杜(廣州)律師事務所公司證券組工作,主要執業領域為證券(境內上市)、重組與改制、債券發行、公司收購與兼并、公司私募融資、新三板掛牌等。 萬川律師曾參與了數十家大中型中國境內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及外商投資企業的重組、改制、私募融資、境內公開發行股票并上市、新三板掛牌項目,具體涉及到物流倉儲、商業特許經營、百貨零售業、房地產、制造業、供應鏈、醫藥及能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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