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長、審判員：

受本案被告人何XX的委托，重慶合融律師事務所依法指派我擔任其辯護人，參與本案的一審訴訟活動。為切實履行職責，維護委托人的合法權益，現根據掌握的事實及相關法律規定，發表辯護意見如下：

根據起訴書提出的指控和向法院舉出的證據，無法證明何XX犯有徇私枉法罪。指控何XX徇私枉法罪不能成立。

一、根據當時的證據材料不足以證明嫌疑人康XX有犯罪事實，因此何XX并不明知康志宏就是有罪的人

1995年11月24日，重慶市石柱縣七星橋處發生一起傷害致人死亡案，致一方參與者馬XX傷勢過重死亡。案發后，時任重慶市石柱縣公安局刑警隊指導員的何XX及隊長江X接警后迅速帶領在家民警前往現場會同先期到達現場的石柱縣南賓派出所民警一同開展調查走訪、現勘等工作，并于當天將劉XX、唐XX抓獲，經審訊，劉XX與唐XX交代康宏志用“鏟鏟”樣兇器刺傷馬XX太陽穴致其死亡的經過。

但是，偵查過程中，除了劉XX、唐XX的口供外，還有證人劉XX、曾XX的證言，以及康XX本人的供述。而以上各證據間不僅不能相互印證，反而還相互矛盾。根據曾XX的證言，嫌疑人是用刀子刺傷馬XX的，拿刀子的人穿的是帶黃色的西裝(見1995年11月24日曾XX的證言第3頁)，這與劉XX、唐XX稱康XX是用“鏟鏟”樣兇器刺傷馬XX的供述有矛盾。另外根據康XX本人的供述，打架當天他穿的是灰藍色拉鏈衣服(見1999年4月12日康XX的供述第5頁)，所以這又與曾XX說刺人者是穿帶黃色西服男子的證言產生矛盾。

由于證明案件事實的各項證據之間存在矛盾，而有著多年辦案經驗的何XX更是清楚，實踐中同案犯在逃，其他參與人多將主要責任推到在逃人員身上，所以更不敢輕易定案。因此，馬XX被害案在當時實際上已成為一個疑案。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所確立的罪疑從無的基本原則，何書祥綜合當時掌握的各方面證據稱現有證據不能確定康XX系殺人兇手是完全正確的。而何XX也因此在主觀上不可能明知康XX就是有罪的人。

我們不能以現在的掌握的證據和業已形成的思維來推斷當時的何書祥就明知康XX是有罪的人。

二、何XX沒有采取非法手段故意包庇康XX

1.何XX通過羅XX等人敦促康XX主動投案爭取寬大處理合情合理合法

根據何XX、羅XX、秦XX等人的陳述，1999年初，羅XX、秦XX、譚XX先后找到何XX為康XX說情，何XX跟羅XX說：“康XX必須回來接受審查，接受處理”(見2011年8月1日何XX供述第4頁)，又跟譚XX說：“首先康XX必須要到案，到案后我才會給他創造一個從寬處理的條件”(見2011年8月1日何XX供述第6頁)。

鼓勵犯罪分子積極投案主動接受偵查機關審查，是我國刑法明文認可的一種行為，如果康XX真能做到主動投案并如實交代自己的罪行，根據法律規定，當然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

從1995年11月案發至1999年四年間，康XX一直外逃，為了讓康XX盡快歸案，何XX通過羅XX等人敦促其主動投案，而康XX如果能夠主動投案并如實交代自己及同案犯的罪行，自然可以依法獲得從寬處罰的機會。

通過法定方式給康XX一個從寬處罰的機會，既不會駁朋友羅XX、秦XX等人的情面，也沒有違反法律的規定，所以，何XX通過羅XX等人敦促康XX主動投案的行為完全合情合理合法。

2.康XX投案后沒有采取強制措施并不是何XX故意所為

首先，何XX在匯報案情時沒有向主管領導隱瞞任何事實。

起訴書中稱：“何XX在明知同案人劉XX已指認康XX行兇殺人的情況下，在向分管刑偵的副局長曾XX、政委張XX匯報案情時，稱現有證據不能確定康志宏系殺人兇手，也未提出對康XX采取強制措施的意見。”這句話的言外之意，何XX在向分管領導匯報時隱瞞了案情。

事實真的如此嗎?難道在康XX投案之前，分管領導不知道劉XX、唐XX的供述內容嗎?據江X、何XX，以及分管領導曾XX、張XX本人的陳述，案發第二天，也就是1995年11月25日，江X、何XX就將先前偵查掌握的證據(主要是劉XX與唐XX的供述)向分管領導進行了匯報。在聽取匯報后，石柱縣公安局局長肖XX，副局長曾XX雍便決定制作協查通報對康XX進行抓捕。

所以，何XX在向分管領導進行匯報時不僅沒有隱瞞事實，反而是以一種對事實負責的態度指出案件的癥結所在。因為，之前劉XX、唐XX的供述，分管領導已經知曉，現在主要是指出現有證據的矛盾之處。有著多年辦案經驗的何XX心中清楚，冤枉一個好人比放縱一個壞人的性質要更為惡劣，所以，才在匯報案情時特別提醒現有證據的不足之處。

其次，何XX并沒有對康XX采取強制措施的權力。

根據公安機關辦案程序，要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一般先由辦案人員寫擬對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的報告，經刑警隊領導簽署意見后，報分管刑偵的副局長審批，才能決定。可見，何XX是沒有權力對康XX采取任何強制措施的。

至于何XX沒有向分管領導提出擬采取強制措施的意見，那也不能完全歸咎于何XX。因為，第一，在當時的何XX看來，康XX就是一個無罪的人，對一個無罪的人自然不能隨意地采取強制措施。第二，辦案人員提出擬采取強制措施的意見并不是法律上規定的必經程序，在分管領導已經基本掌握案情的情況下，完全可以直接決定對嫌疑人采取適當的強制措施。第三，根據當時的辦案環境，石柱縣公安局還沒有法制部門，所有的辦案手續都不正規，所以，何XX沒有給康XX辦理正式的取保候審手續，而讓其寫了份配合辦案的保證書，這只是辦案不規范的問題，并不是何XX要故意包庇康XX。

所以，何XX沒有按照法定程序法定方式對康XX采取法定強制措施，主要是由當時不正規的辦案環境所造成的，何XX本人雖然有一定的過錯，但并不是故意為之。

三、在康XX被放后，對馬XX案的偵查并沒有完全中斷

康XX在保證書寫到：“保證自己在案情沒查清之前不會離開石柱，保證隨傳隨到，保證不想與本案無關的人透漏案情”。這實際上反映何XX雖然認為康XX殺人的證據不足，但還是對康XX不放心。而為了進一步查證案件事實，就在康XX被放的第二天，即1999年4月13日，何XX還安排民警去尋找劉XX、康XX和死者家屬進行調查，因劉XX、唐XX和死者家屬均外出打工，無法進行調查，案件偵查工作才被迫擱淺。1999年10月，何XX又從刑警支隊調走，并于2010年1月1日擔任經偵隊長工作，由于工作調動的客觀原因，何XX更沒有精力去偵破此案。雖然2005年刑偵大隊再次組織警力對馬XX死亡案開展偵查，但仍確定不了具體的行為人，案件再次擱淺。2009年市局刑警總隊政委羅X臨時在石柱縣公安局主持工作期間又組織對該案進一步偵查，仍然確定不了具體行為人，案件無法定性。

2010年7月，何XX調回刑偵大隊人教導員，由于此次加大對康XX的審查力度，康XX才如實供述了致死馬XX的犯罪事實，并與劉XX、譚XX的供述一致，康XX被最終確定為案件的主要犯罪嫌疑人。

綜上所述，何XX既不明知康XX是有罪的人，也沒有在辦案過程中故意包庇康XX，在康XX寫下保證書被放后更沒有完全中斷對馬XX案件的偵查。所以，起訴書中指控的罪名不成立。

辯護人：重慶合融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