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起特殊侵權案件談舉證責任倒置

案例一：2003年5月6日晚，王某外出打酒，第二天早晨，其家人發現王某死在家門前的橋下。王某火化后兩個多月，其妻訴至法院，認為，王某打酒必經門前的那座橋，此橋歸鄉政府管理，但年久失修，護欄損壞，故鄉政府應對王某的死亡承擔賠償責任。王妻提供了該橋護欄損壞的照片，以及橋的另一頭某小店出具的證明事發前晚上王某來打酒的書面證詞。法院受理后，有人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

案例二：據2004年8月5日江蘇法制報報道，2004年5月13日晚，錢女士與另外三名同事來到某酒店聚餐，錢女士喝了半瓶啤酒后去洗手間方便，沒過多久，三人聽到洗手間方向“咚”的一聲巨響，循聲找去，發現錢女士已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店內人員立即將其送至醫院，但一星期后還是不治身亡。錢母訴至法院，認為，造成女兒悲劇的原因是因為當時酒店內沒有任何的防范措施或者警示標記，所以酒店應承擔賠償責任。酒店認為，他們在事發后及時將錢女士送至醫院，表明其已經履行了安全保障義務，錢女士發生這次事故是因為有高血壓等病史，因此酒店不應當承擔賠償責任。法院認為，按照民事訴訟“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對于被告酒樓的服務行為與錢女士的死亡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系，原告負有舉證責任。但原告所提供的證據并不能證明錢女士是因被告酒樓地磚滑而跌傷致死的，亦未在法定舉證期限內向法院申請對被告酒樓地磚防滑性能進行鑒定。根據醫院病史記載，錢女士生前患有高血壓，在出事之前，曾喝下過半瓶左右的啤酒，故對其當日摔倒的原因，有多種可能性存在。由于原告方的原因，錢女士遺體已被火化，以致錢女士最終死亡的真正原因難以通過法醫鑒定予以查明。最終，法院判決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1）

上述兩則案例均涉及特殊侵權行為中的舉證責任。所謂舉證責任倒置，指的是基于法律規定，將通常情形下本應由提出主張的一方當事人（一般是原告）承擔的舉證責任依據某種事實轉由他方當事人（一般是被告）承擔，如果該方當事人不能就此舉證證明，則推定原告的主張成立的一種舉證責任分配制度。舉證責任倒置在《民訴法實施意見》、《民法通則》中有明確的規定，《證據規定》以及最高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都有相關詳盡的解釋。盡管如此，審判實踐中，對于舉證責任倒置，仍然存在認識上的誤區，在具體適用過程中，常常出現同類案件不同觀點，乃至出現不同的裁決。正確理解并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尤為重要。這里筆者就此談一些粗淺的看法。

一、舉證責任倒置的原因及其價值：

原因：舉證責任倒置，是相對于正置而言的。所謂舉證責任正置，指的是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證明規則。之所以要進行舉證責任倒置，筆者認為，主要是針對特殊侵權行為條件下，受害人相對于侵權行為人，遠離訴訟證據，易發生舉證困難或舉證不能情形，在這種情況下要求受害人提供證據，勢必使其陷于極端不利的訴訟地位，無異于讓其敗訴。另一方面，一般侵權案件，證明積極事實比證明消極事實要容易許多，但特殊侵權案件因為具有一定的技術性，如醫療糾紛、專利侵權等，或基于管理責任，在是否存在主觀過錯以及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的證明上，加害人距證據較近，或者這些證據本來就掌握在加害人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在舉證能力上較受害人有相當大的優勢，在這種情況下，讓加害人證明“無”比讓受害人舉證證明“有”往往更容易一些。

價值：1、舉證責任倒置能夠實現對受害人、加害人利益的平衡。 在特殊侵權案件的雙方當事人中，其地位本來并沒有什么強弱之分，強弱，嚴格來說也不是一個法律概念。盡管如此，此類訴訟的被告在證據的占有上對原告來說確實存在強弱之分，如醫療糾紛案件中，醫院對醫療病歷的占有、環境污染案件中，廠方對各類數據資料的占有等等，法律在特殊侵權糾紛案件中的一個重要價值，就在于設立舉證責任倒置制度來救濟在這類案件中處于弱勢（舉證弱勢）的一方，通過舉證責任倒置，減輕受害人的舉證責任，增加加害人的舉證責任，從而使受害人有較多的機會獲得賠償，實現對受害人、加害人利益的平衡。 2、舉證責任倒置通過形式公平實現實質公平，通過形式正義實現實質正義。對于特殊侵權案件，通過舉證責任倒置，加強侵權行為人的舉證責任，能夠督促行為人加強自我監督，盡可能地避免不法侵害行為的發生，從而為人們提供一個相對安全的生活與工作環境，使司法審判從形式上的公平走向實質上的公平。如果適用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證據規則，則會因為受害人舉不出加害人掌握的，證明其有過錯或侵權行為與損害的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的證據而敗訴，這無形中等于是放任加害人的肆意侵權行為，縱容醫療事故、環境污染、缺陷產品致損等各種嚴重社會問題的出現，長此以往，受害人的安全和利益得不到保障。在特殊侵權案件中，適用舉證責任倒置，正是通過形式正義，實現實質正義的社會價值。

二、舉證責任倒置的法定性及其表現：

1、舉證責任倒置的法定性：

（1）舉證責任倒置由法律規定，一般情況下，法官不得自由裁量。舉證責任倒置究竟是法官自由裁量的產物，還是由法律所確定的證明責任分配制度？有人認為舉證責任倒置屬于法官自由裁量范疇。其原因有二：一是舉證責任分配是由民事訴訟法和民事實體法共同決定的，民事訴訟法確立指引性分配規范，引導司法者尋找相應的實體法規范，通過對實體法規范的分析來最終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然而，實體法律再規范，再周密，也難以窮盡社會現實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有良知的法官不能以無法律規定為由拒絕裁判，而是像立法者那樣，為當事人創設一種準據法，正如英國上訴法院院長丹寧勛爵所言，法官此際應“做國會本來會做的事，想到他們本來要想到的情況” （2）。第二個原因是《證據規定》第七條規定：“在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他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這就是說，舉證責任倒置仍然屬于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范圍。正如有的學者所描述的，“舉證責任倒置”是指法官在具體的訴訟中改變了法定的證明責任分配，通過行使自由裁量權以“造法”的方式確定新的證明責任分配標準。 （3）

盡管如此，筆者認為我們并不能將舉證責任倒置視為法官自由裁量的產物。法官對個案舉證責任分配進行自由裁量，是與法律的滯后性和立法者認識能力 的局限性密不可分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法官不得拒絕裁判原則指導下不得已而為之的行為。“舉證責任分配之所在，乃勝訴敗訴之所在”，允許法官自由裁量，根據舉證能力的強弱，而不是依據法律規定決定舉證責任倒置還是不倒置，實際上就是將訴訟的勝負完全交給法官決定，法官的權威或許足以彰顯，但法治的公信力卻得不到保障，尤其是不同裁判者的自由裁量往往會出現不同的裁決結果，法治的統一性難以體現，法治的權威受到削弱。因此筆者認為對于舉證責任倒置，還是應當由實體法律規范加以明確規定。對此，我國《民法通則》及《證據規定》，對哪些特殊侵權案件應當適用舉證責任倒置都作了明確的規定。所以筆者認為，舉證責任倒置是一項法定的證明責任分配制度，而自由裁量才是這一制度下的例外法則。

（2）倒置的舉證責任必須適用，法官不得自由裁量選擇適用或不適用，亦不因當事人提出不提出而決定適用或不適用。前已述及，舉證責任倒置作為一項制度，正常情況下，并非法官自由裁量的產物，而是依賴于法律的強行性規定，因此在具體適用上也應當具有強行性，即對于應當倒置的舉證責任，法官不得自由裁量，決定適用或不適用，也不得以當事人是否提出，而決定適用或不適用，法官沒有自由裁量的空間，一旦涉及法定的特殊侵權案件，就必須適用法律的此種強行性規定。

2、舉證責任倒置法定性的具體表現：

（1）行為的法定性：舉證責任倒置的法定性，在我國民事訴訟法與實體中都有體現。《民訴法實施意見》第七十四條規定“在訴訟中，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但在下列侵權訴訟中，對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被告否認的，由被告負責舉證：A、因產品制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侵權訴訟；B、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C、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D、建筑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E、飼養動物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F、有關法律規定由被告承擔舉證責的。”不僅如此，由于 舉證責任的分配兼跨民法與民事訴訟法兩大領域，所以《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二條至一百二十七條以及《證據規定》第四條也對哪些侵權行為適用舉證責任倒置作了規定。關于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既出現在訴訟法中，又出現在實體法中，這充分說明了舉證責任倒置的法定性，有效地避免了舉證責任由法官自由裁量可能帶來的混亂。

（2）事由的法定性：舉證責任倒置不僅僅是指特定侵權行為的證明責任依據法律的規定發生特定分配，而且還意味著反對一方所證明的事由在法律上亦必須作出嚴格的限定，即在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下，反對的一方究竟應該反證證明什么，仍然必須要由法律規定。（4）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

三、適用舉證責任倒置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1、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并不免除受害人舉證責任。受害人仍應對其它法律要件提供證據。舉證責任倒置，并沒有倒置構成侵權行為的全部要件，僅僅是主觀過錯或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由侵權行為人承擔，對于沒有倒置的法律要件，受害人仍然負有舉證責任。

2、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并不排斥受害人就倒置的事由提供相應的有利于受害人的證據。實際上，許多受害人即使知道證明責任不在自己一方，也常常會因勝訴的誘惑而努力加以反證，對此法官不能因為舉證責任倒置，而拒絕受害人就此提供證據。

3、舉證責任倒置發生的時機。在舉證責任正置的情況下，受害人承擔對全部要件的舉證責任，因此無所謂就哪一要件先舉證，哪一要件后舉證，尤其是關于各要件的證據往往融合在一起，舉證時沒有明確的先后之分，至少這種先后順序沒有受到當事人或裁判者的重視。從合理的角度來說，一般侵權行為，其四要件舉證的先后，筆者認為，一個合乎情理的舉證順序應當是：侵權 行為、損害結果、因果關系、主觀過錯。理由是：只有行為人實施一定的侵權行為才有可能出現損害后果，當確有后果發生時，才考慮兩者之間是否有因果關系，如果確實存在因果關系，才考慮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存在過錯。在舉證責任倒置的情況下，其舉證的先后關系也應當符合上述順序。我們不能因為舉證責任倒置，而忽略舉證順序的邏輯性，以舉證責任倒置為由，首先要求加害人提供是否存在主觀過錯或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的證據，否則有悖邏輯，違背合理性，人為地增加了加害人的舉證難度，或者使加害人的舉證行為因為受害人舉證不能（例如，不存在損害結果卻要求加害人先證明是否存在主觀過錯）而成為徒勞。

4、合理確定舉證責任倒置的舉證期限。我們在分析比較民事訴訟答辯期限與行政訴訟答辯期限時會發現，行政訴訟答辯期限短于民事訴訟的答辯期限，前者十天，后者十五天，之所以如此，是從證據占有能力的強弱上來規定的。行政訴訟由被告舉證（普遍認為這也是舉證責任倒置），由于被告在訴前就應當占有并保管好證據，否則其行政行為缺乏依據，所以在給予答辯期限時行政訴訟要比民事訴訟少五天。此規定，對民事訴訟中的舉證責任倒置也應當有所啟示。從占有證據信息的能力來看，凡是倒置的舉證責任，加害人較受害人容易收集證據，甚至這些證據加害人本來就應當保管好。比方說，醫療糾紛案件，無論是否發生醫療糾紛，院方都有義務保管好病歷檔案，以便在醫療事故發生時，得以說明其無過錯或不存在因果關系。因此，舉證責任倒置的侵權案件，在給予加害人舉證期限時，應適當短于受害人的舉證期限，以體現法律的合理、公平。

根據以上論述，對文章開始提及的第一則案例，從舉證責任倒置的法定性來看，原告應當對侵權行為、損害事實、因果關系提供證據，然后由被告對不存在主觀過錯提供證據。也就是說，原告應當首先證明其夫從護欄損壞的橋上摔下的事實，而且是因為從橋上摔下死亡的，如果能夠證明，才由被告證明其已對該橋已盡到管理責任，比方說護欄 的損壞不是其造成的，而是原告之夫人為破壞或是第三人所為亦或自然災害等等造成的，總之要證明與被告無關且已盡到管理責任（如果早已損壞卻不維修，亦說明沒有盡到管理責任），才能免責。因為原告并未對應由其證明的事項提供證據，現單從護欄損壞以及其夫死在橋下這兩節事實并不能說明原告已經盡到證明責任，故被告的舉證時機并不成熟，在此情況下，被告無須對其是否存在過錯舉證。案例二，從侵權角度分析，其案情與案例一有相似之處，都是證據規定第四條第一款第四項調整的范圍，本案在進行舉證責任的分配時，蘇州市平江區法院不單單從同情、照顧弱者出發，而是依據舉證責任責任的法定性，合理分配舉證責任。其中，原告所要證明的包括被告存在侵權行為、損害結果、行為與結果存在因果關系三個方面。也就是說原告首先要證明錢女士確是因地滑而摔倒（而非突發中風、走路過急等原因摔倒），并且因摔倒而受傷最終導致死亡（而非心臟病突發等原因導致死亡）。如果原告方能夠證明是因地滑而摔倒（對此事實的證明可通過目擊證人、質量鑒定地面不符合防滑標準或者通過法醫鑒定證明損傷與滑倒有關）并且因摔倒而死亡，則被告才應當證明地滑的原因并非被告責任（如梅雨季節，濕度大，致地面潮濕，且已經采取了防范措施，做了警示標志等等），以證明其無過錯才能免責。由于原告不能證明摔倒發生的原因且不能證明損傷及死亡的原因，所以應當承擔敗訴的結果，故蘇州市平江區人民法院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是正確的。

參考文獻：

（1）詳見2004年8月5日《江蘇法制報》第一版。

（2）李國光主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頁。

（3）參見（日）村上博己：《證明責任的研究》（新版），有斐閣1986年版，第44頁，轉引自陳剛：《證明責任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247頁。

（4） 王利明：《舉證責任倒置研究》， 中國民商法律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