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上市公司破產重整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法[2012]261號)(以下簡稱《紀要》)經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民事行政審判專業委員會第141次會議討論通過，已于2012年10月29日印發。該會議紀要對于指導全國法院正確審理上市公司破產重整案件具有重要意義。筆者擬對《紀要》的制定背景、基本原則和精神、主要內容等進行介紹，以期對該《紀要》的正確理解和適用有所裨益。

一、《紀要》的起草背景和經過

破產重整是優化配置社會資源、挽救危困企業、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法律制度，是企業破產法的一大制度創新。自2007年6月1日企業破產法施行以來，重整案件的審理已經成為人民法院商事審判工作的重要領域。據統計，截至2012年9月1日，全國法院共受理上市公司破產重整案件35件。這些上市公司通過重整程序避免了破產清算，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人民法院也通過上市公司破產重整案件的審理，積累了一定的司法經驗。

由于上市公司破產重整案件的審理不僅涉及企業破產法、證券法、公司法等法律的適用，還涉及司法程序與行政程序的銜接，有必要進一步明確該類案件的審理原則，細化有關程序和實體規定，更好地規范相關主體的權利義務，以充分保護債權人、廣大投資者和上市公司的合法權益，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為此，早在企業破產法施行之初，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就與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證監會)上市部、法律部組成聯合課題組，就上市公司破產重整案件的審理進行專題調研。經對調研成果廣泛征求意見和多次修改，2012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與證監會聯合召開了審理上市公司破產重整案件工作座談會。與會代表經過認真討論，就審理上市公司破產重整案件的若干重要問題取得了共識，形成該《紀要》。

二、《紀要》的基本精神

企業破產法實施5年多來，人民法院在審理上市公司破產重整案件方面進行了初步探索和實踐，但是總體來說尚缺乏成熟的上市公司破產重整審判經驗。在形成《紀要》的過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始終注意堅持以下原則：一是遵循法律規定原則。上市公司破產重整案件本質上屬于企業破產案件，所涉問題都應遵照企業破產法的相關規定，同時其中又涉及公司法、證券法等的相關規定，它們是制定《紀要》的基本法律依據。二是總結成功的司法經驗。在進行專題調研的過程中，我們搜集了大量的國內外上市公司破產重整的案例進行充分剖析研究，并廣泛征求各人民法院、管理人、證券交易所及證券監管機構的意見和建議，形成了一些較為成熟、認識比較統一、實踐證明效果較好的司法經驗。對于那些爭議較大的問題，則未納入《紀要》的內容。三是法院與證券監管機構分工配合。上市公司破產重整是司法程序，應該在人民法院的主導下進行。但因為上市公司的特殊性，其重整過程又離不開證券監管機構的監管。《紀要》不但明確了法院的職責，亦規定了涉及行政監管時應啟動的程序，確保在上市公司破產重整案件中，法院與行政監管部門能夠各司其職、各盡其責。

鑒于上市公司重整案件涉及的法律關系復雜，利益主體眾多，社會影響較大，囿于篇幅和條件，《紀要》對于一些問題未做規定。對于審判實踐中發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有關法院要加強調查研究，及時總結審判經驗，為將來企業破產法司法解釋的制定提供借鑒和參考。

三、《紀要》的主要內容

《紀要》規定了八個方面的內容，包括上市公司破產重整案件的審理原則、上市公司破產重整案件的管轄、申請和審查、信息保密和披露、重整計劃草案的制定及關于上市公司重整計劃草案的會商機制等問題，進一步細化了上市公司破產重整案件審理的有關程序和實體規定。以下就其中所涉的主要問題進行說明。

上市公司破產重整案件的審理原則

上市公司涉及面廣，一旦破產清算，將產生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對社會影響較大。同時，在現階段，上市公司的“殼資源”也在社會上具有相當強的吸引力。因此，利用企業破產法中規定的重整程序著力挽救處于困境中的上市公司應是企業避免破產、獲得新生積極尋求的途徑。但企業破產法中并沒有關于上市公司破產重整的專門性規定，很多問題還沒有明確的規范依據。這種情況下就要求人民法院將依法公正審理作為審理上市公司破產重整案件的首要原則。堅持依法公正審理原則首先要求上市公司破產重整案件必須依照法定程序進行，不能出現沒有程序保障的真空狀態，即使在法律難以進行細密規范的操作進程中，也要恪守正當的程序理念。其次，在審理上市公司破產重整案件涉及眾多參與主體的實體權利時，要特別注意貫徹依法公正審理原則。一方面要確保各種性質的債權人享有其原來對上市公司責任財產的清償順序，并且按照比例公平地獲得不低于上市公司即時破產清算獲得的清償。另一方面也應當兼顧上市公司以及出資人利益，盡力挽救已經達到破產界限的上市公司，避免破產清算。此外，針對社會上存在的一些因為上市公司的規模和影響而“破不得”、“不能破”的認識，《紀要》進一步明確，上市公司重整不成的，即上市公司重整計劃草案未獲批準或重整計劃執行不能的，人民法院應當及時宣告上市公司破產清算。以期樹立正確的導向，避免資本市場對可能重整的上市公司進行惡意炒作。

另外，上市公司進入破產重整程序后，因涉及債權人、上市公司、出資人、企業職工等相關當事人的利益，各方矛盾比較集中和突出，如果處理不當，極易引發群體性、突發性事件，影響社會穩定。人民法院審理上市公司破產重整案件，一定要堅持維護社會穩定原則，充分發揮地方政府的風險預警、部門聯動、資金保障等協調機制的作用，積極配合政府做好上市公司破產重整中的維穩工作，并根據上市公司的特點，加強與證券監管機構的溝通協調。

上市公司重整案件的申請、審查和受理

上市公司破產重整案件與一般的民商事案件不同，在是否受理的審查中涉及很多內容，尤其是公司的股票在證券交易所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其破產重整還必然涉及證券監管機構監管的有關問題。因此，《紀要》一方面明確了申請人向法院申請上市公司破產重整時應當提交的除企業破產法第八條規定的材料以外的特殊材料，包括上市公司具有重整可行性的報告、上市公司住所地省級人民政府向證券監督管理部門的通報情況以及證券監督管理部門的意見、上市公司住所地人民政府出具的維穩預案等。另一方面，《紀要》又對法院在審查上市公司重整申請時應當召開聽證會的情形以及召開聽證會時應當注意的有關問題予以明確，目的在于依法穩妥地裁定是否受理對上市公司破產重整的申請。此外，在目前的市場環境下，上市公司破產重整案件較為敏感，不僅涉及企業職工和二級市場眾多投資者的利益安排，還涉及與地方政府和證券監管機構的溝通協調，因此，在以往受理的30多家上市公司破產重整案件中，均要求擬受理上市公司破產重整申請的法院在裁定受理上市公司破產重整申請前，應當將相關材料逐級報送最高人民法院審查。這一做法也在《紀要》中加以明確。

上市公司重整計劃草案的制定

企業破產法第八十一條將債務人的經營方案列為重整計劃草案的第一項內容。債務人的經營方案主要是對公司重整的具體措施進行規定，而公司的重整措施是公司為擺脫危機而新生的具體手段，直接關系到債務人企業的生死，在重整程序中至為重要。但是，企業破產法并未對經營方案具體應當包括哪些內容加以明確，而國外的相關立法中大多都對重整措施進行了詳細的規定。企業破產法在當初立法時主要是考慮到重整措施在實踐中是豐富多樣的，如果采取列舉式的方法加以規定，可能會抑制重整參與人的創造力，不利于調動當事人的積極性。但是，從目前進入重整程序的上市公司的案例來看，一些進入破產重整的上市公司的重整計劃草案中的經營方案規定的非常簡單，甚至僅是幾百字的概括陳述，不足以提供關于該上市公司重整具體措施的有效信息。這就給債權人會議通過重整計劃草案帶來了盲目性，同時也給后續的法院批準重整計劃草案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紀要》強調上市公司的重整計劃草案中的經營方案應當盡量細化，需包括債務人的經營管理方案、融資方案、資產與業務重組方案等上市公司重整具體措施的內容。此外，有關經營方案涉及并購重組等行政許可審批事項的，為便于后續的證券監管機構的審批，上市公司或管理人應當聘請經證券監管機構核準的財務顧問機構、律師事務所以及具有證券期貨業務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資產評估機構等證券服務機構，按照證券監管機構的有關要求及格式編制相關材料，并作為重整計劃草案及其經營方案的必備文件。

上市公司重整計劃的會商機制

1.《紀要》引入會商機制的原因。

《紀要》之所以規定關于上市公司重整計劃草案的會商機制，是為了解決上市公司破產重整中涉及的司法程序與行政程序的銜接問題。法院審查上市公司重整計劃草案時，除審查制作重整計劃草案的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規定外，重點審查重整計劃草案是否使處于同一順位的債權人獲得公平對待的清償、是否每一個反對重整計劃草案的債權人在重整計劃草案中至少可以獲得其在清算程序中可以獲得的清償。對出資人組的權益調整方案進行審查時，要看涉及權益調整的出資人是否表決通過了該重整計劃草案，該權益調整是否公平公正。對于證券監管機構的審查，因我國目前沒有專門針對重整程序中的上市公司發行新股、定向增發等的條件做出特殊規定，故證券監管機構仍然是按照現行證券法、公司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對重組方、對擬投入的資產、對股東權益調整方式、對程序方面是否存在違反法律規定的情形等進行審查。表面看來，法院和證監部門的審查各有側重、互相配合，但實際上卻存在司法程序與行政程序的銜接問題。根據企業破產法的規定，重整計劃草案自各表決組通過之日起10日內，或未通過重整計劃草案的表決組拒絕再次表決或者再次表決仍未通過重整計劃草案的，債務人或者管理人可以申請人民法院批準重整計劃草案。法院裁定批準重整計劃后，債務人應當按照重整計劃規定的內容全面履行。如果在履行過程中，涉及股權調整或重大資產交易等事項不能得到批準時，就會使重整計劃草案得不到實際執行。按照企業破產法的相關規定，債務人不執行或不能執行重整計劃的，經債務人或管理人申請，人民法院應當裁定終止重整計劃的執行，這樣就實際造成了行政權否定司法權的尷尬局面。對于證券監管機構而言，如果上市公司先行獲得證券監管機構的行政許可，而法院并未通過相關的重整計劃草案，則又會使該行政許可事項沒有執行的可能。因此，當上市公司采取的重整措施涉及股權讓與、定向增發、資產交易、減資等事項時，重整計劃不但涉及法院的正常批準或強制批準，還涉及證券監管機構的行政審批問題。兩者如何協調?是法院批準重整計劃草案在先還是證券監管機構做出行政許可在先就成為實踐中亟待解決的問題。對于這一問題，《紀要》明確，當重整計劃草案涉及證券監管機構行政許可事項時，啟動最高人民法院與證監會的會商機制。

2.啟動會商機制實踐中需要把握的問題。

對于會商機制的理解，實踐中需要重點把握以下幾個問題：首先，會商的主體是最高人民法院與證監會。當重整計劃草案涉及證券監管機構行政許可事項的，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應當通過最高人民法院，啟動與證監會的會商機制，即由最高人民法院將有關材料函送證監會進行研究。其次，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應當參考證監會對會商事項的意見，作出是否批準重整計劃草案的裁定。證監會在接到會商案件材料后，安排并購重組專家咨詢委員會對會商案件進行研究。并購重組專家咨詢委員會應當按照與并購重組審核委員會相同的審核標準，對提起會商的行政許可事項進行研究并出具專家咨詢意見。專家咨詢意見可以分為肯定意見、否定意見、附條件肯定意見。對于上述專家咨詢意見，人民法院在作出是否批準重整計劃草案的裁定前，應予充分考慮。對于專家咨詢意見明確為否定意見的，管理人可向人民法院撤回提請批準的申請并對重整計劃草案的相關事項依法調整后再行提請會商。再次，專家咨詢意見不能代替行政許可決定。人民法院裁定批準重整計劃后，重整計劃內容涉及證券監管機構并購重組行政許可事項的，上市公司應當按照相關規定履行行政許可核準程序。并購重組申請事項獲得證券監管機構行政許可后，應當在重整計劃的執行期限內實施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