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嫁女法定繼承權的合法性與合理性

一、分離：合法性與合理性之間

(一)案例帶跟我們的啟示

案例：羅某生前育有長子甲、長女乙、次女丙、次子丁四個子女。甲在城里居住，乙和丙早已出嫁。生前，因病癱瘓在床的羅某隨丁共同生活。癱瘓在床期間，甲、乙和丙偶爾前來探望。2011年，羅某因病去世，遺體由甲和丁共同安葬。羅某生前在銀行有存款7萬余元，丙起訴要求依法繼承。在訴訟過程中，甲表示由法庭依法處理;乙主動要求將應繼承份額贈與丁，自己放棄繼承權。

丙認為：根據繼承法的規定，繼承權男女平等，其依法享有繼承父母遺產的權利。其在逢年過節時對羅某進行探望，羅某生病住院期間也前來探視，因此履行了應盡的贍養義務，應當享有羅某遺產的繼承權。丁獨占了羅某的生前財產且拒絕協商，因此提起訴訟。

丁認為：雖然法律規定丙享有繼承權，但在羅某生前，丙沒有盡到應盡的贍養義務，逢年過節的拜望走訪和生病住院期間的偶爾探視只是禮尚往來的禮節，不能認定為盡到贍養義務。比如，丙對其干爹干媽在逢年過節和生病住院期間也進行走訪探視，但不能說明丙對其干爹干媽盡到了贍養義務。因此，羅某的生前遺產，根據法律丙應當不分。同時，羅某生前主要是其妻子戊在具體照顧贍養，因為孝心的原因，羅某生前口頭遺囑就明確表示其死后的銀行存款歸丁和戊繼成。此外，從來沒有聽說過嫁出去的姑娘回家分財產的，父母已經給予了丙相應的嫁妝，丙的行為簡直是想錢想瘋了，大逆不道，他們家沒有丙這種人。綜上所述，不同意丙的訴訟請求。

在講求“禮尚往來”和“孝道”的中國，親朋好友之間在逢年過節期間帶上禮物到對方家中“住上幾宿，吃上幾頓”的習俗非常普遍，父母長輩生病住院期間前往看護或是根據家境贈與一定數額的金錢也必不可少。因此，從案例中丙丁的答辯過程來看：丙陳述的側重點在于合法性，即法律賦予了其依法享有繼承父母遺產的權利;至于合理性而言，其在逢年過節和生病住院期間的對羅某的探望則顯得十分薄弱。丁的答辯則緊緊圍繞著合理性進行，丁首先承認了法律賦予丙的遺產繼承資格，隨后圍繞著繼承份額展開反攻，包括了贍養義務、遺囑、習俗、嫁妝和道德五個方面。從雙方陳述和答辯的你來我往之間，我們看到了出嫁女行使法定繼承權的尷尬：合法性十足而合理性匱乏。

(二)審判管理的數據回應

2012年～2013年，C市某基層法院共計審結法定繼承案件592件，其中，判決13件，調解579件，調解率為97.80%。這些調解案件存在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即有父母參與情況下，子女均放棄遺產繼承權;在只有平輩親屬參與的情況下，出嫁女選擇放棄繼承，遺產歸隨父母生活的一方。

數據信息告訴我們，在法定繼承案件中，訴訟主體均知道其依法享有繼承遺產的權利，但不隨父母生活的出嫁女都主動選擇放棄應繼承份額。當然，這并不算說出嫁女家庭富有或者不看重財產的繼承或者兄弟姐妹之間感情有多深或者道德高尚而彼此謙讓，而正是案例中丁的答辯理由引導著她們作出的理性選擇，是一種不違反法律甚至是法律規避。

二、根源：制定法與習慣法的偏差

上文給我們提出了一個法定繼承領域的矛盾問題，即出嫁女繼承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分離的問題。如果我們不以一元化的制定法看待問題，而是采取習慣法和制定法的多元立場進行思考，那么不難發現，矛盾的根源正是源于現有《繼承法》與習慣法的偏差。即出嫁女繼承父母遺產合法但不合理，繼承公婆遺產合理但不合法。

(一)身份定位的偏差

在傳統儀式婚禮中，出嫁女出嫁設有辭別祖宗的儀式，婚禮之后女兒就不再是娘家人，所謂“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同樣，在婆家的迎親儀式中，也有接納兒媳入門的儀式，謂之“嫁入我家門，便是我家人”。在嫁娶儀式中，出嫁女的身份得到了變換。這種變換帶來了兩個結果：一是女兒不是娘家的傳后人;二是婆家人對兒媳改嫁的強烈阻撓。需要說明的是，當前的婚嫁儀式花樣百出，似乎已不符合本文所述內容。但在民族文化心里并沒有變化的前提下，只能說是當下的婚嫁儀式與民族文化發生了脫節，沒有反映出民族文化的要求，而不能以此否認出嫁女被定位為“婆家人”的傳統習俗。

縱觀我國《繼承法》，有關出嫁女享有公婆遺產繼承權的只有《繼承法》第十二條：“喪偶兒媳對公、婆，喪偶女婿對岳父、岳母，盡了主要贍養義務的，作為第一順序繼承人”。從法律條文的規定看，兒媳享有對公婆遺產的繼承資格有兩個條件：一是喪偶;二是盡了主要贍養義務。從悲慘的前提條件和所盡義務的苛刻規定不難看出，該條文表面上看是對喪偶兒媳繼承權的規定，實際上卻是為了確保老年人無人贍養的情況下對兒媳贍養公婆的提倡，用一句時髦的語言來說，出嫁女不過是“公婆”走投無路情況下的“備胎”。出嫁女在婆家的繼承資格只有在被需要時方才被想起的情況，以此為據認為《繼承法》承認了姻親的法定繼承權難以令人信服。與此同時，在父母遺產的繼承上，出嫁女卻和兄弟一樣無差別地時刻被提及。現有《繼承法》對于出嫁女與兄弟同等地對父母享有權利并履行義務，而對出嫁女與丈夫之于公婆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只字不提，反映了制定法在出嫁女繼承權上始終以自然血緣關系為基礎的態度，并在規范上確認了出嫁女終生的“娘家人”身份。

習慣法的“婆家人”身份定位和制定法的“娘家人”身份定位的差異，造成了出嫁女在法定繼承中始終屬于“外人”的身份尷尬。習慣法上，“閨女哪來的繼承權?再說，要是當父母的把家產給閨女，自己心里也不舒服，總感覺是把自己家的產業給了外人了。”《繼承法》中，出嫁女直接被排除在公婆遺產繼承的訴訟主體之外。

(二)權利義務的偏差

我們梳理出嫁女的人生軌跡發現：出嫁女總體上在娘家只享有權利而未履行義務。出嫁女在出嫁前，長時間是需要娘家人撫養、照顧、教育的對象，即使是晚婚出嫁女也不過有幾年獨立生活的經歷而已。在出嫁時，娘家人根據習俗還要為其準備一份嫁妝，并且在講究門當戶對、講排場風光的婚嫁文化中，嫁妝的價值不菲(相對于家庭財富)。在出嫁后，出嫁女除了逢年過節時購買禮物探望娘家父母之外(在禮尚往來的文化中，是需要比照回禮的)，其不再對生父母履行其他義務。而對于婆家來講，出嫁女在生產生活中所創造的價值，作為夫妻共同財產用作贍養公婆之用，甚至在公婆的生活起居上也進行相應的照顧，對公婆盡到兒媳的贍養義務。盡管有人會以婆媳關系向來不好提出質疑，但那只不過是感情上的不和，并不能否認出嫁女在事實上與公婆有著贍養關系。縱觀出嫁女的人生軌跡，可以說，其在娘家主要是享受權利而在婆家則主要是盡義務。

對現有《繼承法》的檢視發現，兒媳對公婆盡到的贍養義務不如丈夫享受權利后應盡的義務，也不如公婆之女不履行義務只享受權利，我們將之歸納為《繼承法》中的“媳不如子”和“媳不如女”現象。

在傳統習俗中，年輕人是講究成家立業的，年輕一代成家之后，方被賦予養家糊口的職責。在夫妻共同財產制度下，對于負擔的家庭責任來講，兒媳和兒子所盡的義務完全是同等的，贍養公婆的義務亦是如此。但是，同等家庭責任的履行卻換來了不一樣的結果，丈夫毫無疑問地當然獲得了公婆的遺產繼承權，而兒媳在好處面前卻是“靠邊站”。同等履行義務而不同等享有權利，反映出現有《繼承法》在男女平等上對“子、媳”平等的忽視，從而造成了法定繼承規范中“兒媳不如兒子”的厚此薄彼。

《繼承法》第十條的規定，第一順位法定繼承人的子女包括生子女、繼子女和養子女。其中，養子女享有繼承權的主要原因在于形成了法律擬制的血親關系，繼子女享有繼承權的關鍵在于形成了扶養關系。縱觀出嫁女的人生，其與公婆大抵也形成了扶養關系以及姻親關系。如果我們將傳統習俗的合理成分考慮進來，出嫁女與公婆之間的姻親關系也可以解讀為習俗擬制的血親關系。將繼子女、養子女和出嫁女與公婆的身份關系進行對比，不難發現，出嫁女在身份關系上絲毫不輸于養子女、繼子女，并且在權利義務履行上優于養子女、繼子女。而現有《繼承法》對于養子女、繼子女的繼承權保護明顯優先于出嫁女。這反映出現有《繼承法》中的“媳不如女”的現象。

習慣法中出嫁女對公婆履行贍養義務的事實和現有《繼承法》對兒媳對公婆履行的贍養義務的忽視，引起出嫁女在法定繼承中權利與義務的分離，權利與義務的不匹配帶來了出嫁女繼承父母遺產“合法但不合理”，繼承公婆財產“合理但不合法”的權利義務尷尬。即使出嫁女鼓足勇氣要求繼承父母遺產，也必然帶來勇氣有余而底氣不足的無奈，并且造成兄弟及親屬對出嫁女的反感排斥，從而在自然血親中“眾叛親離”。“俺要是光琢磨老人撇下的舊房，不讓人笑話呀!養這種閨女有嘛(什么)用?”

(三)繼承模式的偏差

在習慣法里，我們似乎看不到明顯的法定繼承現象，尤其是在出嫁女繼承父母遺產上，但如果我們將父母子女財產的變化放置于整個人生的軌跡中，不難發現，我國有著自己特殊的子女法定繼承制度。

我們現實生活中可以看到，自然血親父母對子女的關照可以歸納為兩件事：一件事是對子女的撫育;另一件事是為子女談婚論嫁操勞。對子女的撫育與傳統的繼承習慣關系不大，在此不作討論，談婚論嫁卻顯現出我國特有的繼承模式。談婚論嫁中，父母為兒子所做的是修房建屋，為女兒所做的則是購置嫁妝。這種習俗至今仍然流行，現在網絡上吐槽的丈母娘要求女婿購買房屋就是這種習俗的延續。父母為兒子修建房屋和為女兒購置嫁妝并完成嫁娶儀式后，因父母年齡較大和對子女的責任完成，大多數就選擇等著安享晚年，積極創造財富的可能性就很小了。所以，在我國的社區中父母為子女操辦完婚禮后叫“上岸”。當我們對這種現象進行反思，不難發現父母所有的財產在子女婚嫁之時就已基本處分完畢。這種難以現有《繼承法》觀念衡量的財產處分方式，筆者認為就是中國傳統的法定繼承模式。有人在對農村家庭財產繼承進行研究后也將我國傳統的婚嫁分家情況視作家庭財產的繼承方式。

上面的敘述讓我們看到傳統的繼承模式的以下特點：一是沒有統一的財產繼承現象，但這并不排除父母對整個遺產的統籌考慮;二是子女對父母的財產繼承發生在子女婚嫁成家立業之時;三是父母的財產處于動態變化之中，沒有一個確定的遺產繼承數額;四是子女婚嫁完畢基本就是父母財產繼承完畢。值得一提的是，兒子繼承的財產主要為不動產房屋，而女兒繼承的嫁妝主要表現為動產。從表面上看，這種財產的繼承體現出男女不平等現象，但我們聯系“養兒防老”的傳統，結合兒女在父母年老時所盡義務的差異，那么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就會是一幅兒女的法定繼承權利義務合理配置的清晰圖景。這種權利義務的合理配置展現了傳統繼承追求的權利義務相一致和實質公平特征。

現有《繼承法》的繼承模式也追求權利義務相一致原則和繼承權的男女平等，但現有繼承法的權利義務相一致和繼承權男女平等是抽象的、理論性的，而非傳統繼承的實踐性和實質性權利義務相一致和繼承權男女平等。在繼承開始時間上，現有《繼承法》以被繼承人死亡作為法定繼承開始的時間節點;在被繼承財產上，被繼承財產于被繼承人死亡時得到固定。這種繼承開始和繼承財產固定的時間點把法定繼承和遺囑繼承明確區分開來，并以遺囑繼承嚴格的程序和書面要求做了更加明顯的劃分，從而排除了父母根據子女的家庭狀況分配遺產的可能，把借助父母威信實現繼承人之間的互助互讓轉移到了法律的倡導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之下。

在傳統的繼承模式中，法定繼承統一的繼承時間和固定的財產，各自繼承人繼承財產的時間主要以婚嫁時間確定而不是以被繼承人死亡確定，各繼承人的繼承份額由被繼承人根據家庭經濟狀況自由決定。因此，兩者相比起來，傳統的繼承模式是一種動態的，而法定的繼承模式是靜態的。

當社會生活習慣未發生巨變時，以靜態的繼承模式取代傳統的繼承模式會導致出嫁女參與“二次繼承”現象，從而侵害到出嫁女之兄弟的財產繼承權。原因在于：父母為出嫁女準備的嫁妝為動產，使用壽命較短，等到父母去世時差不多消耗殆盡。同時，由于婚居習俗的差異，女方出嫁后以隨婆家居住為主，父母準備的嫁妝很容易被解釋為現代法律制度中的贈與，從而嫁妝輕松跳出了遺產的范疇。但是，父母為兄弟婚嫁所置備的是不動產房屋，使用壽命較長，往往能延續到父母去世之后。在父母隨男子居住的習俗里，父母與男子的財產在客觀上往往混同不清。因此，無論父母是否存在贈與的意圖，現代法律觀念都很難為父母為男子修造的房屋的歸屬做出贈與的解釋，不得不按照《繼承法》的規定再次納入法定繼承范圍。這樣，出嫁女如在父母去世后依據《繼承法》行使繼承權，不僅獲得了嫁妝收益，還參與到了兄弟財產的分配之中，事實上造成了對兄弟財產權的侵犯。

父母生前根據自身意愿對自己財產的處理，因為財產樣態的差異和所有權歸屬是否清晰，依據現有《繼承法》則產生了兩個截然不同的后果。這說明現有法律制度超出了當事人的意愿，這與民事領域意思自治的觀念大相徑庭。

綜上我們可以看到，出嫁女對父母的遺產選擇放棄繼承而對公婆遺產的繼承暗中使勁，其實并非法制觀念的淡薄和男女不平等的封建思想。相反，這是在傳統文化熏陶下形成的自覺或不自覺的理性選擇。

三、會通：出嫁女法定繼承權的完善

法定繼承中出嫁女的“有權不要”和“無權卻爭”的異象源自于習慣法和制定法之間的沖突，本質是制定法中的一些法律觀念和法治的理念在中國尤其是在司法和社會管理實踐中出現了水土不服。正如馬克思曾說的：“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那是法學家的幻想。相反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因此，實現出嫁女法定繼承權的合理配置，需要實現以習慣法為代表的社會和以規范為代表的制定法之間的會通。

(一)完善繼承父母財產規定

1.保留出嫁女繼承父母財產的資格

出嫁女享有對父母財產的繼承資格，這不僅是繼承權男女平等中“兒、女”平等的應有內容，也是社會的一種古老習俗。同時，獨生子女政策的存在，保留出嫁女的繼承資格可以避免無主財產的產生。此外，在出嫁女對父母盡了贍養義務的前提下，資格的保留也為實質公平提供了更大的操作空間。因此，出嫁女對父母財產的繼承資格是必須保留的。

2.繼承份額應根據履行義務情況確定

出嫁女在個案中的繼承份額，應當根據出嫁女對父母所盡贍養義務情況確定，并且出嫁女在此過程中負有舉證責任。此外，出嫁女所盡義務不能以存在逢年過節的探視、病時探望照顧進行認定，而應當考慮經濟上的供養、生活上的照顧和精神上的慰藉等綜合參考。

3.經傳票傳喚未到庭視為放棄應繼承份額

出嫁女在訴訟過程中經依法追加并傳票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參加訴訟的，視為自愿放棄應繼承份額。基于婚居制度導致出嫁女對父母所盡贍養義務不一和財產管理成本偏高的考慮，出嫁女經傳喚拒不到庭的，不能保留應繼承份額，這是出嫁女與其兄弟在未到庭情況下的區別處理。

4.嫁妝作為遺產分配中的參考因素

出嫁女的嫁妝容易遁入父母遺產之外，因此，應當將嫁妝作為父母遺產分配的考量因素，理由在繼承模式錯位中已有論述。

(二)有條件地賦予對公婆財產的繼承權

1.設立最低年限

法定繼承雖然解決的是財產的歸屬，但法定繼承的“財產繼承人只能是與被繼承人有一定親屬身份關系的自然人”。因此，身份關系是法定繼承中必不可少的考慮因素，尤其是繼承人身份的穩定必須予以考慮，否則容易造成家庭財產外流弊端。

新中國成立后，在婚姻家庭領域，出嫁女獲得了婚姻自主權，這與傳統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七出三不去”相去甚遠。婚姻自主權帶來的是家庭對出嫁女的人身控制力削減甚至消失。對于娘家人來講，人身控制力的強弱并沒有多少意義，因為自然血親是不可改變的事實。但對于婆家人來講，人身控制力的強弱則有不一樣的意義，婚姻關系的不穩定導致了兒媳隨時不是自己人的可能性選項。因此，設定最低年限有利于保證婆家財產“肥水不流外人田”，可以防止一些居心不良之人借婚姻賺取財物，有利于維護社會主義的婚姻家庭倫理道德。

婚禮只是形式上實現了“娘家人”到“婆家人”身份的變換，實質上的“婆家人”身份需要雙方感情的養成和彼此身份的認同，而感情和身份認同的實現都需要時間來確定。在此，筆者建議參照一些國家認定繼父母子女關系5-10年不等的時間限制，原因在“兒媳與公婆關系與繼父母子女關系大致等同”處有論述，此處不再贅述。同時，鑒于婚姻關系存在所謂的“七年之癢”之說，也就是說，超過七年之后，婚姻關系也因經受了考驗而趨于穩定。

綜上，筆者建議將出嫁女取得公婆遺產繼承權的最低年限設定為7年。

2.履行贍養義務

權利與義務一致是我國社會主義憲法的一個重要原則，也是我國繼承法的一個重要原則。馬克思主義認為，“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權利和義務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不允許任何公民只享受權利而不盡義務。因此，出嫁女享有公婆遺產繼承權，必須以履行對公婆的贍養義務為前提，也是出嫁女享有公婆遺產繼承權的基礎。

實際上，出嫁女與公婆的關系和繼父母子女關系具有大致等同的特征：一方面都是以姻親關系為紐帶;另一方面都需要彼此的扶養來實現感情的培養和身份的認同。筆者認為，現有《繼承法》將享有繼承權的繼子女設定為有扶養關系的繼子女是非常合理的。既然享有繼承權的繼子女必須為有扶養關系的繼子女，那么兒媳也必須與公婆形成扶養關系方能享有權利。

3.按年限分段設定比例

在習俗傳統中，婚姻年限往往等同于對公婆的贍養年限，出嫁女的“婆家人”身份也是隨著婚姻年限的不斷增長而逐步被認可的。因此，婚姻年限可以將“身份認同”和“權利義務相一致”很好的結合起來。此外，為確保身份關系與權利義務關系之間的均衡，婚姻年限不能作為單一考量元素，還需要考慮人類的生老病死規律，特別是要注重參考人類的平均壽命，因此，設定對公婆的贍養年限上限非常有必要。根據目前的晚婚晚育政策和我國人口平均壽命為75歲的實際，假如甲在25歲成婚，一年后生育小孩，及其下一代25歲時婚嫁時，甲已是51歲，距離平均壽命還有24年。因為是平均壽命，所以筆者認為，兒媳對公婆的贍養年限達到或者超過25年的，應當與公婆之子享有同等繼承份額。

4.具體操作程序

第一、確定公婆之子的繼承份額為單位1。無論習慣法還是制定法，公婆之子對公婆都被課以最重的毫無選擇的義務，并有《刑法》加以規制，而兒媳則是有選擇權的。因此，在確定繼承份額上，必須以公婆之子為標準去衡量和確定他人的應繼承份額。

第二、盡贍養義務不滿7年的，不享有繼承資格。

第三、盡贍養義務達到7年的，享有相當于公婆之子應繼承份額的10%。經過“七年之癢”后，排除了借婚姻賺取財物的可能，出嫁女也就真正取得了婆家的“入場券”。之所以定為10%，主要是考慮出嫁女婆家身份的認同感不高以及公婆需要贍養的程度還不高。

第四、超過7年之后的部分，每增加一年應繼承份額增加5%，達到或者超過25年的，與公婆之子享有同等同比例的繼承權。之所以設定為5%，主要是實現最低年限、最高年限和“肥水不留外人田”傳統的銜接。25年后，公婆均已成行將就木之人，“銀婚”的離婚幾率也大大減小，“財產流入外人田”的可能也基本不存在。

下面我們舉一案例做示范：

例如：一出嫁女贍養公婆的年限為10年，其公婆有3個兒子，女兒未盡贍養義務不應當得遺產份額。這種情況下，我們設定公婆遺產數量為X，則出嫁女享有的遺產繼承份額為出嫁女的法定繼承權的設置不是一句“繼承權男女平等”的口號和賦予出嫁女與兄弟平等的法定繼承權就可以實現的。我國傳統文化習俗對于婚姻家庭生活的安排無論如何都是法定繼承制度無法繞開的。正如蘇力教授所說：“在中國的法治追求中，也許最重要的并不是復制西方的法律制度，而是重視中國社會中那些起作用的，也許并不起眼的習慣、慣例，注重經過人們反復博弈而證明有效的制度。否則，正式的法律就會被規避、無效，而且會給社會秩序和文化帶來災難性的破壞”。

法定繼承權的平等不是理論的、抽象的平等，而是實踐的實質的平等。制定法忽視社會生活習俗中的身份、權利義務，把出嫁女的“女兒”和“兒媳”身份簡化為單一的自然血親關系，必然造成出嫁女在繼承中“合法性”與“合理性”的斷裂，從而造成出嫁女在父母遺產繼承上的棄權和在公婆遺產繼承上的暗斗。只有將出嫁女的“女兒”身份與“兒媳”身份統一起來，設定科學的年限和繼承比例制度，制定法才會融入人們的生活之中，才會融入中華傳統文化之中。所謂“法律是人們群體生活中的產物，也是在群體生活中得以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