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親疏關系法律化

我國現行繼承法對遺產的繼承采法定繼承和遺囑繼承兩種形式。有效的遺囑繼承優于法定繼承，并排除了法定繼承的適用可能。而對于沒有遺囑或遺囑無效部分所涉及的財產，則按照法律規定的順序進行繼承。其中，第一順序繼承人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順序繼承人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喪偶兒媳對公婆、喪偶女婿對岳父母盡了主要贍養義務的，作為第一順序繼承人。立法上此種繼承順序的安排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和民眾道德觀念。

傳統中國家族聚居，矜老恤幼，尊重長輩，在家族之中，關系依血緣親疏遠近而劃分，導致權利義務的巨大差異。晉制《晉律》時，第一次將禮中的“服制”列入律典中，將“準五服以制罪”作為定罪量刑的原則。“五服”，即以喪服為標志表示親屬間血緣親疏及尊卑，共分五等。“準五服以制罪”的原則是：服制愈近，即血緣關系越親，以尊犯卑者，處刑愈輕;相反，處刑愈重。服制愈遠，即血緣關系疏遠者，以尊犯卑，處刑相對加重;以卑犯尊，相對減輕。不僅法律的處罰取決于一個人在倫常關系中所處的位置，由血緣關系、配偶關系以及兩種關系之間的結合而組成的近親，被廣泛并無差別地稱之為親族，日常生活中的權利和地位也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在家族中所處的地位。故將配偶、子女、父母列為第一順序繼承人，實乃傳統法律文化中倫理觀念的現實體現。

有意思的是，第一順序繼承人中，配偶列第一，但何以將子女列于父母之前?筆者認為除考慮被繼承人大多年齡較大、子女健在的幾率高于父母外，另有法律文化上的原因。日本學者滋賀秀三在《中國家族法原理》中指出：“繼承二字浮現出三個關系。第一是繼人的關系(繼嗣)，第二是承擔祭祀(承祀)，第三是繼承財產(承業)這三者決不是各自分開的事態。”顯然，承擔繼嗣、承祀意義上繼承關系的只能是子女，而非父母。在清末民初《大清民律草案》(1911年)制定過程中，曾參照日本、德國民法典，并派員赴全國各省進行民事習慣調查。其繼承篇即分為“繼承”和“承受”兩個概念。直系卑屬或者嗣子為遺產繼承人。沒有這樣的繼承人時，應按照夫或妻;直系尊親;親兄弟;家長;親女的順序，依次成為遺產承受人。如有養子、贅婿等共同生活之人的，得酌情給財產使其承受。其理由為：“夫繼承云者，不惟承接其產業，實則繼承其宗祧，故惟所繼人之直系卑屬為有繼承權。”其他人處置其遺產，與嗣續問題無涉，故不曰繼承而曰承受。

現行繼承法將配偶、子女、父母作為第一順序繼承人，是因為親族中此三類人是被繼承人家族關系最親密的人。在現代社會城市化進程中聚族而居的家族不斷減少，配偶、子女、父母三代人即可組成一個基本獨立之家庭單位。而第二順序繼承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在親等上與被繼承人的家族關系則更為疏遠，在一些情況下也并非組成家庭之必要成員。至于喪偶兒媳和喪偶女婿，傳統中國歷來鼓勵喪偶兒媳、喪偶女婿代行孝道，此類故事在歷史上也往往因為實踐了孝文化而被傳為佳話，成為感動民間人物，受到社會輿論大力表彰，當事人因之得以享受口耳相傳之道德精神上的嘉獎。

家庭贍養功能制度化

傳統社會中，家族是社會保障的避風港，也是防范社會風險的有力后盾。傳統觀念中“養兒防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國家缺乏近現代意義上的社會保障制度。女兒出嫁后加入男方家族集團，無法實現父母的贍養保障，故出嫁彩禮實質上是出嫁女換回的一筆社會保障、養老保險基金，為父母養老所用。兒子因隨父母一同居住生活，故在家族贍養方面往往承擔更大的家庭責任。故直到今天，雖然全社會已經基本確立了男女平等的現代觀念，但“養兒防老”、“父死子繼”的觀念，在一些聚族而居的農村地區仍然存在。

現行繼承法規定：法定繼承中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養子女和有扶養關系的繼子女;父母包括生父母、養父母和有扶養關系的繼父母。對繼子女、繼父母采取的是“有扶養關系”這一實質性要求，體現出在家族中繼承需有實際扶養關系存在為前提。同時，繼承法還規定：“對生活有特殊困難的缺乏勞動能力的繼承人，分配遺產時應當予以照顧。有扶養能力和有扶養條件的繼承人，不盡扶養義務的，分配遺產時應當不分或少分。”該兩條規定在立法上都采用了“應當”二字，體現出立法者的價值取向和道德判斷。對于“生活有特殊困難的缺乏勞動能力的繼承人”，在生活上難以自理和自足，如果遺產分配中未對此類人給予適當的照顧，無疑將風險推向了社會，而由家庭中的遺產來承擔這樣的風險并進行救濟，效果更為直接和明顯。這也顯示了立法者體恤弱者，追求實質公平的良苦用心。對于有扶養能力而不盡扶養義務的繼承人，因其沒有履行家庭贍養的責任，喪失了家庭成員基本的責任意識，形成了不良的社會導向，立法者則從立法層面剝奪和限制了他們接受遺產的權利。

由此可見，無論是傳統法律還是現代繼承法，均承認家庭的贍養功能并試圖將其制度化。在繼承發生時，遺產是直接的家庭贍養基金，是否對被繼承人盡到了贍養義務，也是決定其繼承資格的重要標尺。當然，現代社會普遍建立了社會保障制度和養老保險制度，家庭贍養發揮的多是補充性功能。

私法自治與國家干預的平衡

在傳統同居共財制下，父子之間一開始就只存在一個混合起來的財產，選擇放棄繼承的余地甚至也是不存在的。因為既然沒有固有財產和繼承財產的區別，放棄繼承無異于拋棄了全部財產。因之，這一過程幾乎沒有國家介入的必要。古代有關繼承的申報、申請等制度一概不存在，即便國庫虧空，政府也沒有創設出諸如遺產稅之類的辦法。

家族事務在傳統法律中一般作為內部事務由家長予以處置，涉及到多個家族的矛盾糾紛也多由當地德高望重的族長予以調解。除非涉及嚴重刑事犯罪，國家權力觸角很少延伸到家族內部。家長對子女具有處置權，甚至可以將不孝子女直接向官府“送懲”，官府對此往往不需詳加審問，即可直接按照家長意見予以處罰。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家族權威和家族內部相對自治的權力結構。而根據現代民法精神，私有財產所有權人具有當然、完整的處分權，國家并無必要進行干預。但繼承法第七條對于繼承權的喪失卻作出了如下規定：“繼承人有下列行為之一的，喪失繼承權：

(一)故意殺害被繼承人的;

(二)為爭奪遺產而殺害其他繼承人的;

(三)遺棄被繼承人的，或者虐待被繼承人情節嚴重的;

(四)偽造、篡改或者銷毀遺囑，情節嚴重的。”

繼承人故意殺害被繼承人的，不論是既遂還是未遂，均應確認其喪失繼承權。殺害被繼承人不僅在刑法上是極為嚴重的犯罪行為，在倫理道德上也是為任何社會所不容許的。傳統法律中歷代法典均將殺害尊親屬列為不孝行為置于十惡之罪中。殺害的如是尊親屬，屬于嚴重虧損孝道之行為，甚傷親心，無論是既遂與否，都已經對親屬關系造成了不可原諒、不可彌補的傷害。殺害的如是卑幼，則有悖父慈之基本倫常道德。故國家從立法層面剝奪此種情況下的繼承權能有效發揮繼承法對核心價值觀的預測、指引、評價功能。

繼承人虐待被繼承人情節嚴重的，或者遺棄被繼承人的，如以后確有悔改表現，而且被虐待人、被遺棄人生前又表示寬恕，可不確認其喪失繼承權。虐待遺棄被繼承人也是嚴重損害家族倫理道德的行為，但其嚴重性程度相較于故意殺害被繼承人略輕。故對此情況國家原則上剝奪其繼承權，但又做出了相對變通的規定。不難看出，立法者試圖在私法自治和國家干預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既能尊重被繼承人意見，維護家庭內部和諧，又捍衛社會公共秩序和核心價值觀。因此，在立法中規定了“確有悔改表現”、“而且被虐待人、被遺棄人生前又表示寬恕”兩方面的條件。即不僅要繼承人自身確有悔改表現，還需要被繼承人生前表示寬恕。至于何種情況可視為確有悔改表現，并無統一衡量標準，很大程度上仍取決于被繼承人的心理感受和情感判斷，最終實質上在于其生前是否表示寬恕。此立法旨在敦促有虐待遺棄行為的繼承人能夠痛改前非、及時行孝，同時賦予了被繼承人自主決定是否愿意重新修復被損害的親屬關系之權利，可謂一舉兩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