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wǎng)友提問：股權分置改革中的法律救濟是什么

律師解答：股權分置改革既然是利益關系的重新配置，必然在各種主體之間產(chǎn)生激烈的利益沖突，這當中會涉及到流通股股東尤其是少數(shù)股東合法權益損害的問題。有損害必有救濟，法律既要為股權分置改革提供私力上的救濟途徑，也要提供公力上的救濟途徑，而這在目前的改革過程中基本沒有涉及到。

相關法律知識：首先，從非流通股股東的私力救濟上看，當前的股權分置改革缺乏相應安排。股東權以其行使目的可以分為自益權和共益權。一般認為，自益權是股東僅為自己利益而行使的權利，而共益權是股東為自己的利益的同時兼為公司利益而行使的權利。自益權主要體現(xiàn)為使股東自己受益的權利;共益權則主要體現(xiàn)為公司治理參與權。變更流通股股東與非流通股股東之間的合同關系，或者流通股股東要求非流通股股東返還不當?shù)美瑢嶋H上是流通股股東自益權的保護，而不是共益權的行使。目前股權分置改革通過股東大會來對改革方案進行表決，只能體現(xiàn)流通股股東的共益權的行使而無法全面維護其自益權。因為，從合同關系上看，股權分置是股東之間各自簽訂的合同;募集設立中的高溢價發(fā)行收入也是非流通股股東對每個流通股股東產(chǎn)生的不當?shù)美畟５牵煞橇魍ü晒蓶|與每個流通股股東一一談判來解決股權分置問題無疑會因成本太大而不具有可行性，因此只能選擇股東大會通過股東共益權的行使來體現(xiàn)股東自益權，這樣可以大大縮小改革成本和阻力。在此背景下，為防止股權分置改革利用資本多數(shù)決原則造成“多數(shù)人對少數(shù)人的暴政”，損害流通股股東合法的自益權，引入流通股股東自益權的私力救濟機制就顯得尤為重要。正如耶林指出：為權利而斗爭是權利人對自己的義務，流通股股東為維護自益權的私力救濟也是對自己的義務。這種私力救濟方式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的制度安排：

一是賦予異議流通股股東與非流通股股東單獨就對價支付方案談判的權利，允許不同意股東大會通過的改革方案的流通股股東與非流通股股東另行協(xié)商其對價支付標準;

二是賦予異議股東股份回購請求權，在公司股東大會基于資本多數(shù)表決就股權分置改革方案作出決議后，持異議的少數(shù)股東有權要求公司以公平價格購買其持有的股份。

其次，從非流通股股東的公力救濟上看，當前的股權分置改革也面臨著法律困境。如前所述，目前通過股東大會來表決股權分置改革方案的協(xié)商方式是違背股東權保護法理的，這種不是建立在流通股股東與非流通股股東自愿協(xié)商基礎上的改革很容易侵犯流通股股東的合法權益，如非流通股股東借助其對上市公司控股的強勢地位，有可能欺詐甚至脅迫流通股股東通過改革方案。事實表明已經(jīng)有一些上市公司通過的股權分置改革方案引起了巨大的爭議，被指責為踐踏法律。因此即使某些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方案按照目前的協(xié)商機制獲得通過，也有可能違背公開、公正、公平原則而存在被追訴的風險。而當前我國證券民事訴訟制度極不完善，法院受理證券民事訴訟范圍不僅僅限于因虛假陳述引發(fā)的民事賠償案件，而且有著行政處罰或者法院刑事裁判的前置程序的要求。制定法經(jīng)常支離破碎、考慮不周并且不公正。因此，法官作為社會中的法律和秩序之含義的解釋者，就必須提供那些被忽略的因素，糾正那些不確定性。改革時期最容易忽視程序制度的建設。因為變動使得法與社會的關系難以協(xié)調，這時的法律處理常常不得犧牲對于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和嚴格的程序要件的追求，以便尋找出歷史的突破口。目前的股權分置改革試圖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解決困擾中國證券市場十余年的痼疾，不僅會缺乏實質上的法律正義，而且會缺乏形式上的法律正義。盡快建立非流通股股東尋求公力救濟的法律程序，是確保股權分置改革程序正義從而生產(chǎn)實質正義的有效途徑。英國公司法確立的不公平損害行為救濟規(guī)則值得我們的股權分置改革借鑒。1985年英國公司法第459節(jié)規(guī)定：“公司的股東之一可在本部分項下向法院遞交申請書，申請法院授予令狀，其依據(jù)是公司的事務正在或已經(jīng)被以對全體股東的利益或某一部分股東(包括申請人本身)造成不公平損害的方式進行，或者公司的任何實際的或計劃進行的作為或不作為(包括代表公司進行的作為或不作為)是或可能是同樣有損害性的。”

再次，從對股權改革方案中非流通股股東與流通股股東的契約關系的法律監(jiān)管上看，當前的股權分置改革也存在嚴重缺失。筆者認為，證券交易具有受經(jīng)濟法調整的屬性。經(jīng)濟法為滿足經(jīng)濟性——社會協(xié)調性，要求不僅采取公法的規(guī)制，同時也采用私法方面的規(guī)制，即在一定的意圖(政策目的)下，對市民法的平等關系或對建立這種關系的條件(前提)，進行修改甚至破壞。因此，對股權分置改革方案的法律監(jiān)管，尤其是非流通股股東與流通股股東達成的契約關系的監(jiān)管上，是具備法理上的妥當性的。在目前各個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方案中，非流通股股東在作出對價補償?shù)耐瑫r，也作出了許多承諾。例如，有的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東特別承諾：公司在股權分置改革實施后，若公司經(jīng)營業(yè)績無法達到設定目標，將向流通股股東(現(xiàn)非流通股股東除外)追送股份。有的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東承諾股權分置改革完成后一定期間內(nèi)，其股份減持不超過一定數(shù)量，或者如公司股票價格低于一定價格，其將增持公司股份。這些承諾目的在于誘使流通股股東投票贊成有利于非流通股股東的股權分置改革方案，但它們往往不是非常明確的，一旦日后流通股股東要求非流通股股東履行承諾，容易產(chǎn)生爭議。對于這些承諾，由于涉及到公眾利益，不能簡單地理解成屬于契約法調整的私法自治事項，必須利用公法手段加以監(jiān)管和控制，發(fā)生問題后應當有相應的法律救濟措施。例如，要求證券交易所和中央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對這些股份加以鎖定，限制其買賣，如果發(fā)生提前買賣或違約情況時，可以參考內(nèi)幕交易中歸入權制度加以處理。即，如果賣出產(chǎn)生贏利時，應當沒收這些非法所得;如果賣出為虧損，應當責令其購回;如果違規(guī)買入，應當責令其賣出并沒收非法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