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工因工外出不明原因受傷是否屬于工傷

職工因工外出受傷是否能認定為工傷需要結合實際情況來判斷，如果職工受傷是因為工作原因導致，一般情況是可以認定為工傷的，但是職工受傷原因不明的，則需要具體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社會保險行政部門認定下列情形為“因工外出期間”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一)職工受用人單位指派或者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場所以外從事與工作職責有關的活動期間;

(二)職工受用人單位指派外出學習或者開會期間;

(三)職工因工作需要的其他外出活動期間。

職工因工外出期間從事與工作或者受用人單位指派外出學習、開會無關的個人活動受到傷害，社會保險行政部門不認定為工傷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案例：

吳某系樂平市**灣農產品公司職工，其工作職責是每天將本公司生產基地的蔬菜用農用車運到本市的一家銷售公司。2013年1月25日，吳某同往常一樣到基地收取蔬菜并運往銷售公司，傍晚時分吳某已運了三車蔬菜，銷售公司要求再運一車，吳某見天色已晚于是向公司匯報，經理指令按銷售公司要求再運一車。吳某只好又去基地裝取蔬菜運往銷售公司，結果途中遭遇不明身份的人襲擊，吳某身中數刀，倒在血泊之中。案發后，公安機關一直未將案件偵破，吳某的受傷損失也一直未有著落。于是吳某向勞動部門提起工傷認定，勞動部門以不能判明吳某受到的傷害與其工作有因果關系為由，作出不予工傷認定決定，吳某遂訴至法院。

【分歧】

第一種意見認為，吳某因公外出受傷，其受傷原因不明，但不能排除系工作原因導致暴力傷害。《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九條第二款規定：“職工或者其近親屬認為是工傷，用人單位不認為是工傷的，由用人單位承擔舉證責任。因用人單位**灣公司不能舉證否定吳某系工作原因受傷，且受傷發生在因公外出期間，應推定屬于《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五)項規定的“因公外出期間，由于工作原因受到傷害或者發生事故下落不明的”情形，應當認定為工傷。

第二種意見認為，吳某因公外出受傷，其受傷原因不明，不能認定系工作原因遭受暴力傷害，不能適用《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五)項的規定，不應當認定為工傷。

【評析】

筆者認同第一種意見，理由如下：

從立法目的看。認定職工是否構成工傷的依據是《社會保險法》和《工傷保險條例》，這兩部法律規范具有社會法的屬性。社會法保護具有鮮明的特征，即保護弱者的權益。《社會保險法》第二條規定：“國家建立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等社會保險制度，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傷、失業、生育等情個況下依法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

《工傷保險條例》第一條規定：“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傷害或者患職業病的職工獲得醫療救治和經濟補償，促進工傷預防和職業康復，分散用人單位的工傷風險，制定本條例。”由于在勞動關系中，職工處于被雇用的地位，用人單位處于雇主的地位，現實生活中，用人單位是管理者，處于強勢地位，職工是被管理者，處于弱勢地位。為了使兩者在法律地位上實現真正的平等的權利保護。因此，從立法的角度看，在有關事實難以查清的情況下，應當向職工方面傾斜。本案吳某受傷原因不明，既不能排除系工作原因受傷，也不能排除系私人原因受傷，此情況下勞動部門在認定工傷時就應向其傾斜，推定吳某系工作原因受傷。

從舉證責任看。工傷認定程序中存在一個舉證責任的分配問題。行政程序中的舉證責任是指法律預先規定在案件事實難以查清的情況下，由行政相對人或者一方行政相對人提供證據予以證明，如果其舉證不能則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的制度。《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九條第二款規定：“職工或者其近親屬認為是工傷，用人單位不認為是工傷的，由用人單位承擔舉證責任。”本案，吳某外出期間發生暴力傷害，因該傷害并不在用人單位的控制范圍之內，用人單位收集證據與職工有同等的困難,適用本條款將舉證責任分配給用人單位**灣公司似乎其不大公平。但從舉證能力和公平的角度進行全面分析，**灣公司收集證據的能力與經濟實力遠遠優于受到傷害的職工吳某，此時按照公平原則，應向處于弱勢的吳某一方傾斜，將舉證責任分配給**灣公司承擔，大龍灣公司不能舉證否認工傷，就應當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

綜上，吳某因公外出不明原因遭受暴力傷害，應當認定為工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