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證詐騙罪辯護詞怎么寫

審判長、審判員：

根據國家法律的有關規定，**嘉律霸師事務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張某的委托，并指派我作為其一審辯護人，出席今天的法庭，為被告人張某進行辯護。

為履行辯護人的職責，出庭前，我認真研讀了了公訴機關的起訴書，認真審閱了公訴機關移送的相關案件材料，依法會見了被告人，針對指控的事實，剛才參加了法庭質證并認真聽取了公訴人發表的公訴詞。現本著協助法庭查明事實，依法維護法律的正確實施，維護被告人正當合法權益的原則，提出以下辯護意見供合議庭參考并與公訴人商榷。

本辯護人認為公訴機關以南市檢刑訴字(2004)50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張某犯有“信用證詐騙罪”罪名不成立，其事實和理由如下：

一、指控事實概要及法律關系

起訴書指控：1994年初，**大地公司以投資南寧市城建為名，決定由被告張某負責融資。同年，被告張某、黃*生與中-行廣西區分行營業部主任余*源商定，利用開立遠期信用證進行融資。同時，與被梁*國、謝*先商謀，以柳沙大地國有農用地抵押，柳沙大地和**鋼鐵兩公司委托被告謝*先個人承包的**公司貴港分公司代理，與被告梁*國任職香港**公司簽訂虛假進口貨物合同并開立信用證。

1994年12月21日至1995年6月28日，被告謝、梁在南寧簽訂11份虛假進口貨物合同，使用偽造的信用證附隨單據，騙開信用證11筆。信用證開出后，香港**公司在港偽造項下單據并通過香港寄單行將單據寄往開證行，開證行再交被告謝審驗。謝在明知沒有貨物進口的情況下，同意付款，造成開證行對外承兌后，**公司在港議付行對信用證貼現。造成中國銀行廣西區分行、**分行墊付本金49,509,564.12萬美元的重大損失。

為證明上列指控事實，公訴機關列舉了經北海、防城港海關查證，上列11筆信用證項下貨物沒有在信用證約定的港口到貨，海關均無該貨物報關記錄。

同時指控，在1995年初，被告張某為達到將信用證貼現款轉入內地公司控制使用的目的，委托被告梁在職的**智利公司代辦在港注冊香港**公司，指示梁以**智得、**兩公司將貼現款匯回內地。

為證明上列事實，公訴機關列舉了香港兩公司于1994年12月31日至1996年4月15日陸續將3,231.6萬美元貼現款匯入柳沙系列企業及**公司貴港分公司賬戶。后由被告柳沙大地、**鋼鐵兩單位用于房地產、修路、歸還信用證墊款有其它債務。

據其如上，公訴機關指控認為，眾被告虛構進口事實，使用虛假信用證附隨單據，騙取信用證，非法獲取資金，數額特別巨大，損失特別嚴重。因此，認為眾被告共同構成信用證詐騙犯罪，被告張某、黃*生系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依托單位犯罪而應追究刑事責任。

在剛才結束的法庭調查以及公訴人發表的公訴詞中，公訴人圍繞上列指控進行了舉證及予以了指控說明。本來，通過上列訴訟活動，似乎法官以及相關人員已經清楚了案中關系，似乎本律師的以上羅列未免大有圖耗庭審寶貴時間之嫌;但事實上，本律師并不這么認為，而且相信合議庭法官以及相關人員聽取了我的全部辯護意見之后也會覺得這種重復很有價值，因為它不僅直接涉及定案的基礎，同時還直接涉及被告單位、自然人的罪與非罪。重復羅列起訴書的目的在于，我們出于對法律公正性的維護義務必須針對起訴以及公訴機關的舉證弄清下列問題。近言之，我們通過公訴機關的之前舉證指控是否明白了下列問題，它就是。

二、關于法律適用

根據公訴機關的起訴，此案涉及了罪名、及法律適用、刑法溯及力以及罪名項下雙重處罰等法律適用問題。就此，本辯護人與公訴人之間存在直接分歧。

首先，本辯護人認為，公訴機關的指控缺乏法律依據.

通過剛才的庭審程序，我們已經清楚地知道，公訴機關在此案指控的犯罪階段是終止于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同時我們也清楚，我國《刑法》及其補充規范對“信用證詐騙罪”罪名的確立以及將單位納入本罪被處罰主體施行雙罰制的時間起始于一九九五年六月三十日頒布并開始實施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犯罪的決定》第十三條的規定。那么，根據我國《刑法》第十二條的規定以及相關司法解釋的指引，根據法無明文不為罪以及罪行法定的基本法律適用原則，由于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之前的刑事法律沒有規定這一罪名以及對此列罪名實行雙罰制，因此，我們認為公訴機關的指控缺乏法律依據。

我們注意到公訴機關以及公訴人已提起了對此事的重視，認為指控罪行的完結跨越了“六月三十日”這一時間界限。那么，如何看待這一問題，將是我要談的下一個方面。

其二、信用證的性質與法律適用問題

根據《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下稱UCP500號)第二條的規定“信用證意指一項約定，不論如何命名或描述，是指一家銀行應申請人的要求和指示或以其自身名義，在與信用證條款相符的前提下，憑規定的單據向受益人或指定人付款或授權另一家銀行付款或授權另一家銀行議”。它的最顯著特點是不可撤銷信用證一經開出的不可撤銷性。這是賴以維系信用證這一國際通行貿易結算工具生存的基礎。從而，清楚的表明，信用證之票據行為始于申請人申請，止于開證行對外開證。從這個意義講，信用證行為沒有跨越開證日期的延續性。

而對于跟單遠期信用證的性質以及與跟單的關系，UCP500號并沒有信用證項下單據的操作規定。相適應的，其第三條A項規定“信用證與可能依據的銷售合同，是相互獨立的兩種交易”。從而說明了信用證的票據行為與其項下跟單的單證行為是各自獨立的法律行為。從而證明了信用證行為不為跟單是否真實所左右。

而對于跟單遠期信用證因信用證項下跟單瑕疵而能夠行使的救濟措施，UCP500號第十三條A款規定“銀行必須合理小心地審核信用證規定的一切單據，以確定是否表面與信用證條款相符合”，第十四條C款規定“如開證行確定單據表面與信用證條款不符，它可以自行確定聯系申請人對不符點進行接受”。依照這些規定，足見信用證的跟單瑕疵并不能改變或影響信用證的即期、即付、不可撤銷的效力。從而進一步說明，信用證行為完結于信用證開出日，不具有時間上的可跨越性。

其三，本案的客觀事實證明，被指控的11票信用證項下跟單順利的通過了開證行的審驗，沒有提出“不符點”或“不符點”已經被開證申請人完全接受。因此，客觀上并沒有因其跟單或承兌而影響它的效力。進而更說明被指控的信用證效力客觀上并沒有產生時間上跨越開證日之后的可能性。

因此，我們不能贊同公訴人關于因信用證行為的時間跨越而適用后續生效法條的觀點，同時，有必要提請合議庭密切注意這一罪名的法律界限。

其四，我們姑且不去理會學術界對該罪名是“行為犯”還是“結果犯”的爭論，單從信用證詐騙罪的本質特征角度看，我們不能否認信用證詐騙罪是從普通詐騙中分離出來的，兼具金融犯罪和財產犯罪的雙重屬性，侵害的客體是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財產的所有權。我們無從否認，信用證詐騙罪的行為人必須和其它犯罪一樣具有明確的犯罪目的。那么，從該罪名的財產犯罪屬性以及一切犯罪的主觀動機而言，信用證詐騙罪的行為人必須具有對公私財物非法占有的主觀目的，客觀上，必須實施了將公私財物非法占有的犯罪行為。因為信用證詐騙罪并未脫離詐騙罪的本質特征，所不同的只在于它是建立在使用信用證而完成的詐騙罪而矣。

從這個角度來看，涉案款項的流向以及被告人實施此列行為的主觀動機則顯得十分重要。

其五，影響本案適用法律的客觀事實

法庭調查及在卷材料之眾被告甚至包括銀行經辦人同一證實，被告企業為指控開證提供了足額的抵押擔保，銀行同意并給予了為此項抵押提供5000萬美元的授信額度。而被告的舉證已經充分證明，不僅這些抵押物真實有效，同時，完整陪同開證行將債務轉賣給**資產管理公司。那么，一個銀行明知，企業提供足額有效抵押保證的行為怎么就被牽來扯去推向了詐騙犯罪的境地呢?這樣的詐騙的是誰?事實上，充其量不過是個以違規方式融資的問題，充其量是一個對資金的短期使用權占有的問題。

從而說明，公訴機關對此案的指控不僅于立法罪名規定不符，同時，亦與立法本意相悖，純屬適用法律欠妥，顯然缺乏法律依據。

三、指控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首先，關于共同犯罪的指控證據不足

就共同犯罪問題，公訴機關指控眾被告商謀以簽訂虛假合同為手段騙取信用證進行融資犯罪活動。而經法庭調查的證據顯示，融資行為是堂堂正正的政府與金融機構的合意行為，開證行是取得了足額抵押的開證行為，企業是提供了足額抵押的委托申請開證行為，況且，根據被告舉證的報關單以及關稅繳交憑證等證實，合同項下的貨物與實俱在。根據客觀證據優于主觀證詞的一般證據原則，做為共同犯罪的基礎行為，公訴機關沒有完整的證據體系支持。

其二、關于指控被告使用偽造的信用證隨附單據證據不足

案經法庭調查，沒有直接證據能夠證明謝*先也罷、相關銀行也罷、與信用證票據產生直接關系的相關票據關系人使用了偽造的單據?控方對如何證明其指控“偽造”的單據是如何通過了開證申請人、買方、境外議付行、開證行的層層審驗沒有提供有力的證據支持。相反的，證據表明，指控的信用證有的曾被開證行多次確認、修改。那么，如果是偽造的隨單會經得款開證行多次更改而不被發覺或制止嗎?

使用虛假單證行為是抽象的行為，是客觀歸罪不能證明的問題，更何況，客觀上沒有證據證明涉案信用證項下的跟單系偽造或變造，因此，無法對其正當使用跟單的行為定為犯罪行為。

其三、指控偽造信用證項下單據證據不足

公訴指控被告使用了偽造的信用證隨附單據，那么，如果真的如此，偽造的附隨單據來源于何處呢?起訴書指控是香港**公司偽造的。那么請問，公訴機關既然在起訴事實部分可以認定認定**公司偽造單、證，何以沒有依法對其進行追究呢?從這個意義上講，是否放縱犯罪是一個問題，更重要的問題恐怕是沒有證據支持這一指控。

縱觀公訴機關整個舉證，你用什么證明**公司實施了偽造行為?憑梁*國反來復去的荒唐說法嗎?是香港**公司承認偽造還是他的哪個董事承認了偽造?都沒有，那么我們再問一問被指控偽造的隨附單據在哪里?卷里的提單、商檢證明還是其它單據?難道這些國際貿易項下的重要單據誰說假就是假的嗎?假證的鑒定在哪里?更何況，此列單據中重要的單據之提單并非賣方提供而是非承運人所不能的東西，又是哪個船運公司人為造了提單?諸如此列，公訴機關沒有確認票下隨附單據確系偽造的證據，在法律上不能認定為偽造、虛假的單據又怎么能進而指控有人使用了它而構成了信用證詐騙罪呢?當然不能。

也許公訴機關不同意我就所謂證據體系的某個環節提出反對而否定全案，不排除會提醒我應當從貿易背景、貼現資金等多方面綜合教量;但我還是不能茍同。

其四、指控信用證項下沒有真實的貿易背景證據也不足

就這個問題，在剛剛結束的庭審調查以及在卷材料中，我們共同看到了被告人之間極其矛盾的供述;在被告**公司的舉證以及被告謝*先的舉證中我們看到了指控沒有貿易背景信用證項下貨物出現了繳付海關關稅的憑證。而尤其是**公司的舉證指引印證了被告關于有貨無貨的重要統一供述，那就是，被告企業經營、出售、調撥了大量的信用證項下貨物(鋼材、三合板和化肥)。部分證據存于被告單位的會計憑證中，為買方取后近兩年經企業數次申請拒不發還，曾讓企業十分不解，今天看來，不是什么案件偵查需要了，應當說是欲對企業或眾被告要以冶罪的需要了。因為，財務憑證直接顯示了關稅繳付憑證，兩個貨物的帳完整的記載了信用證項下貨物的處分渠道及收益流轉。恐怕這就是偵查機關即不發還帳冊，又不對財務狀況提交司法鑒定的原因了。在此，本律師向警方直接調閱被告**公司的帳及財務憑證，以檢驗被指控的信用證項下貨物是否進口，是否被企業所依法經營與處分。

其五、指控將信用證資金在境外直接貼現證據不足

縱觀在卷材料以及庭審調查甚至包括公訴人的法庭舉證，能證明開證直接貼現的材料除了被告包括證人黃-燦的聽說說法，再也沒有其它了。而這些說法中比較確切肯定的只能屬梁*國了。這些說法真實嗎?且不說我們警方調查人員采取了什么時間、采取了什么樣的手段問話，單就一個港商而言，冠以結論向其是與不是符合訊問規范嗎?我們沒有譴責被告梁*國的意思，對他，更多的在當是理解。但在卷材料中公安部卻通過香港經署罪案調查科取得的證據足以說明了問題，那就是**華智中國投資公司的商業登記資料。對此公司，梁不止一次地供述是被告張某委托其公司注冊專門用來貼現信用證轉款的公司，張占95%的股權;而事實上呢?香港警方調取的客觀證據是張某是董事，登記時使用的不是“護照”而是內地“身份證號”，尤為重要的是該公司的股東不是張某擁有95%股份，而是由香港**公司占400萬股的3，999，999股與**加威力發展公司占1股而成為法人股東成立登記的。從這個無法排除的現實中審視梁*國等人的所謂證人證言，我們且不去貶煲他們的信譽品格，我們除了對他們面對我們的偵查機關多一點理解還能有什么呢?事實證明，此案中偵查機關調取的被告供述也好，其它等證人證言也罷，對事實的證明力是值得懷疑的。

就貼現問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無論是指控辦理議付的香港公司帳冊憑證還是議付行的貼現資金流轉憑證沒有一一字。在這種情況下，在證人證言被客觀證據推翻，在其它佐證材料沒有以及如前所列的貼現合法情形沒有排除的前提下，你怎么讓合議庭去支持你的起訴呢?強人所難了。

其六、指控香港**公司轉入被告系列公司的美元就是信用證境外貼現款證據不足

境外公司確實向在中-行開戶的柳沙系列企業匯入過美元，相關企業在中-行開戶中也確有過大筆的美元流轉;但它能證明就是指控信用證的貼現款匯入嗎?持這種觀點武斷了些。從庭審時間的角度考慮，我不去議論它，我提出以下疑問由控方去解釋：

1、用以證明款項性質的香港**公司、**公司的流轉資產財務憑證是否已舉證?

2、境外議付行的貼現資金流轉憑證是否已舉證?

3、開證行與境外議付行對每票信用證貼現資金流轉的銀行憑證是否已舉證?

4、同期內被告系列企業外匯帳戶美元與開證總額多出幾百萬美元怎么解釋?

5、證人黃-燦以及相關企業財務報告證實同期相關企業向銀行的大筆外匯貸款與你指控的信用證貼現款怎么剔除?

庭審事實表明，境外有美元匯入，柳沙相關企業外匯帳戶有美元外匯流轉不能證明就是被告將信用證在境外貼現轉入的款項。近而不能證明眾被告有罪。更何況，外匯資金進入被告系列企業外匯帳戶，其對外匯的處分權并不在企業;而是在銀行。因為銀行要負責開證外匯核銷，因為銀行本身需要外匯流轉以解決自身的問題。這些問題被在卷司法會計鑒定所充分證實，鑒定客觀地證明了開證行使用“特種貸方轉帳傳票”劃轉了企業帳戶的外匯，而“特種貸方轉帳傳票”是勿需開戶人確認的銀行內部獎金劃轉憑證。從這個意義上講，被告外匯帳戶的美元自己使用了多少?又有多少被銀行處置倒是一個值得企業重視的問題。

上列分析說明，公訴機關的多項指控沒有任何完整的證據體系支持。

四、被告企業以及他失效的法定代表人無罪

首先，我完全同意**公司、**公司的辯護人發表的辯護意見，根據法庭調查以及公訴人的舉證，結合本辯護人前面的闡述，沒有證據證明被告單位使用了虛假的信用證跟單，因為法律關系已經明確，被告單位不是信用證票據的當事人。沒有證據證明被告單位騙取了信用證，因為被告為開證行為提供了足額的抵押。

融資行為與信用證詐騙行為不可同日而語，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況且，庭審證據顯示，該項融資活動不僅是地方政府與金融企業為了加速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為了南寧市的經濟發展達成的合議行為，同時是在企業提供了足額抵押前提下，取得了銀行授權信，是在銀行授信額度內，在銀行明知、自愿的前提下所進行的循環開證貿易的合法融資行為。融資取得的資金未被企業非法占有，未被企業人員非法揮霍，而是完全用于了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因此，無論從事實上、證據上還是政策上、法律上都無法將被告企業做為信用證詐騙的刑事犯罪處理。被告企業的地位與行為不符合本罪構成要件，被告企業無罪。

其次，基于企業無罪而說明被告人張某無罪，甚至退步而言，就算企業有罪，被告張某也不一定必然有罪。理由是：

1、張某的任職情況決定了他沒有以企業主要責任人的身份構成此項犯罪。被告人張某一九九三年被聘為**大地公司董事(98年大地變更為金地)，二零零年底任金地董事長。

此案指控的期間，張某既不是柳沙的董事長，也不是柳沙的實際決策人。張某本人在所有涉案企業沒有個人股份，長期以來沒有揮霍過相關企業分文資金。

2、說**大地公司以及后來演變形成的被告**公司的組織、經營結構，不允許也沒有機會讓相關企業的負責人或所謂的什么部門的負責人構成此罪。證據材料向我們昭示了柳沙大地的歷史，他是一個企業;但它不是一個能夠自主經營的企業，該系列企業所從事的是南寧市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對其項目的決策從始至終是政府的管理委員會與企業的決策層雙重領導制。柳沙系列企業內部施行的是資本總量統一控制、調配原則下的總裁負責制。下或相關企業的經營行為、發展決策不是企業可以自主決定的。從這個意義上客觀地講，被告人張某屬于不當家、不做主，無從實施犯罪行為的企業人員。

也許有的人通過材料其它角度將被告黃、張*行比對認為被告張某在柳沙大地的經營中伴演著某種重要的角色，也有人會從材料中看到具有這個操縱能力;但是我們在對一個人到了定罪判刑的時候就不能靠這種感覺行事了，就必須要看具體的行為與據以定罪的證據。此案件無論信用證還是提單隨附單據，無論報關還是抵押，有哪個是張某決定或簽署的?有哪項事務是可以由張某或確實是由張某決定的?都沒有。針對起訴以及在卷材料的所謂策劃說，退步而言，就算張某提出了萬千策劃，就算他提出了某種可以感天動地的的策劃，沒有人拍板、沒有人決定、沒有人實施能成事嗎?更何況本案的融資行為并不違法亦或并不構成犯罪。而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案經查明，被告人張某個人并未揮霍、占有這些資金。從而足見，無論從哪個角度講，張某的身份和行為都不符合《刑法》關于信用證詐騙的構成要件。張某無罪。

綜上所述，本辯護人認為，公訴機關對此案的起訴事實不清、法律關系不明，證據不成體系。證據及事實查明，此案不是一個信用證詐騙的刑事犯罪案件，此案涉及的事務不是用刑事犯罪處理能夠解決的事務。證據不能證明被告單位構成指控罪名，證據更不能證明被告人張某構成信用證詐騙罪。因此，做為執業律師，為了維護法的正確實施以及體現憲法的人權原則，為了維護被告人的正當合法權益以及人身權益，鄭重建議合議庭嚴格罪刑法定原則，根據事實和法律判決指控張某罪名不成立并予以釋放。

以上辯護意見供合議庭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