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詳見本報昨日A06版)
縱觀此案,給人的感覺更像是將法律拋在一邊,公安、檢察、法院同嫌犯家屬商談后的私了——雖然有對違法警察的法律問責,但只是走走“過場”,3名警察僅僅是丟了官或是背個處分,警察照當,薪水照領,給死者家屬的補償也是由公安局“埋單”。
也許,警察的刑訊逼供確實不是致嫌疑人死亡的主因,但嫌疑人是在被吊銬、沖涼水澡、踩腳趾、橡膠棒毆打等一番“修理”之后很快死亡的,警察的行為很難說不是致嫌犯死亡的誘因。這里,即使嫌疑人真的死于自身疾病,但依照《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訊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規定,這3名警察也應該承擔刑事責任。而“主動投案”和“悔過”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并不能免于刑事責任。
更令人不解和郁悶的是,對嫌疑人死亡調查的專案組是由縣公安局和縣檢察院共同組成的。自家的人涉嫌刑訊逼供,毆打致人死亡,自家人參與調查,這就如同一個人充當了自己案件的法官,在程序上就站不住腳。公安的法醫參與認定人不是公安打死的,即使自己不怕瓜田李下,《刑事訴訟法》還有“與本案當事人有其他關系,可能影響公正處理案件”的回避原則。就這樣,程序的不正義很難讓人相信結果的正義。
而此案似乎是在縣里統一協調下進行的。給死者家屬的23萬元,是當地政府考慮到死者家庭的貧困境況,決定由縣公安局給付的一次性補償。可金額如此之高的補償,又很像是在國家賠償,這就難免讓人猜疑是用“補償”代替“賠償”,堵嫌疑人家屬和民眾的嘴,以免除警察濫用職權,侵犯公民權利的惡劣影響。而對3名警察免于刑責,還有“積極參與了死者的善后事宜,有悔過立功表現”的認定。莫非,這23萬的補償是3名警察出的?他們是花錢抵罪?除了出錢,實在想不出他們在善后事宜中能有什么作為,得到死者家屬的諒解。
略-陽嫌疑人遭警察刑訊逼供后死亡案疑竇叢叢,即使死者家屬認為自家人確實有犯罪行為,且人已經死了,又得到了賠償,不愿意上訴,但此案不應“不告不理”,上級司法機關應積極介入。否則,法律就可能被扭曲,一些人就可能逍遙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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