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簡介

2009年5月，蔣某偶然發現丈夫韓某某與李某某存在著曖昧關系，出于對今后生活的考慮，雙方自愿平等協商簽訂了一份夫妻忠誠協議。協議中約定：夫妻應當相互忠誠，潔身自好，若一方在婚姻期間背叛對方與他人發生婚外情，必須支付30萬元補償金給另一方。2013年1月6日，蔣某在家中發現了韓某某與李某某的不軌行為，遂起訴至法院請求離婚，并要求韓某某按照夫妻忠誠協議補償自己30萬元。韓某某表示同意離婚，但認為夫妻忠誠協議不具有法律效力，拒絕補償30萬元。

辦案思路及心得

對于上述案例中夫妻忠誠協議的法律效力，司法實踐中存在兩種不同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婚姻法》第四條規定的夫妻忠實義務是一種法律價值取向，沒有法律約束力，因此雙方簽訂的夫妻忠誠協議沒有法律效力。另一種觀點認為，《婚姻法》規定的夫妻忠誠義務是一種抽象的義務，夫妻忠誠協議是對這種抽象的夫妻忠實義務的具體化，符合婚姻法的原則和精神，并未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也沒有損害他人合法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不存在無效的情形，因此，協議有效，應受法律保護。

筆者認為蔣某和韓某某簽訂的夫妻忠誠協議有效，應當肯定其法律效力。

一、法理基礎：道德義務的法律化 夫妻相互忠實不僅是一種傳統美德，更是夫妻關系存續和家庭和諧的基礎，婚姻法規定夫妻之間有相互忠實的義務，將這一道德義務納入法律規定，使其上升到了法律義務的層面。夫妻忠誠協議 是對《婚姻法》第四條的具體適用，賦予了夫妻忠實義務以具體的內容。本案中，韓某某的出軌行為致使夫妻感情破裂，其行為既違反了夫妻情感忠誠和行為忠誠的道德義務，也違反了夫妻應當互相忠實的法律義務，同時也是對夫妻忠誠協議約定的違反，因此，韓某某應當按照約定補償蔣某30萬元。

二、法律依據：民事法律行為——可訴性 民事法律行為生效必須具備三個要件，即行為人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意思表示真實、不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換句話說，雙方在簽訂夫妻忠誠協議時只要雙方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意思表示真實，協議內容不違背法律、行政法規的禁止性規定，不違反社會公序良俗，夫妻忠誠協議就具有法律效力，從而使夫妻忠誠協議本身具有了可訴性。 另一方面，婚姻法明確規定了夫妻雙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可以對財產進行書面約定，這種約定是受法律充分保護的，對雙方均具有約束力。從法哲學的視角來看，法律賦予了人們權利和自由，規定了婚姻自由，但法律規定的自由并不是絕對的，它是有一定限制的 ，因為在婚姻中這種自由就有可能會觸及到倫理道德的邊緣。夫妻雙方處于對維護穩定婚姻的目的而簽訂的夫妻忠誠協議，是對夫妻自由的一種財產化限制。本案中，蔣某與韓某某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夫妻忠誠協議是在雙方平等、自愿的前提下簽訂的，不存在無效和可變更、可撤銷的情形，因此，夫妻忠誠協議本身具有法律效力。

三、經濟學分析：婚姻的沉沒成本——資源配置 從經濟學的角度講，婚姻就是一種體現成本與收益之間關系的社會現象，只是婚姻中的成本是一種沉沒成本，這種成本無法收回。也許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可能會給人一種世俗和功利的感覺，因為經濟學分析總在進行成本和利益的博弈，但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考慮問題要理性得多。 現實生活中，正因為婚姻中存在沉沒成本，夫妻為追求幸福的婚姻，必然會進行資源重組，這種重組即資源的重新配置，在不使任何一方境況變壞的情況下，不可能再使另一方的處境變好，即達到資源的最優配置——帕累托最優。

本案中，從理性人的角度來講，蔣某與韓某某簽訂的夫妻忠誠協議是一種理性選擇。韓某某的出軌行為，致使雙方感情破裂，給蔣某造成了極大的精神傷害，從一定意義上反映蔣某和韓某某的婚姻并非最優的配置，即未達到帕累托最優。因此，韓某某支付蔣某30萬補償結束雙方的婚姻，對蔣某和韓某某來說成本是最低的。 綜上所述，夫妻忠誠協議是對婚姻法中抽象的夫妻忠誠義務的具體化，賦予夫妻忠實義務具體的內容，具有可訴性，目的是為了維護穩定的婚姻關系，約束夫妻之間的相互忠實，既達到情感忠誠，又達到行為忠誠，完全符合婚姻法的立法宗旨和原則。因此，應當肯定夫妻忠誠協議的法律效力。

裁判結果

法院審理后認為本案中蔣某和韓某某簽訂的夫妻忠誠協議有效，具有法律約束力，韓某某應支付蔣某30萬元補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