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在《仲裁法》中確立重新仲裁制度，旨在為仲裁庭提供更正其自身錯誤和裁決瑕疵的機會，減少裁決被撤銷的可能，保證當事人以仲裁方式解決爭議的初衷得以實現。該制度既體現了司法機關在監督仲裁中給予仲裁越來越多司法支持的普遍趨勢，同時也反映了解決爭議時注重效益、注重合理配置和防止社會資源浪費的理念。但是，由于重新仲裁制度在我國《仲裁法》中還屬于一個新制度，因此我國《仲裁法》中的有關規定還很不成熟，對有關問題要么付之闕如，要么規定得過于簡單、模糊。為了進一步充實和完善我國的重新仲裁制度，充分發揮其實效，仲裁立法有必要在現有規定的基礎上對有關問題作進一步的補充和澄清，尤其是關于人民法院裁定重新仲裁的條件以及實施重新仲裁的主體等重要問題。

(一)人民法院裁定重新仲裁的條件

人民法院應在什么情況下裁定重新仲裁，《仲裁法》中并沒有作出回答。從《仲裁法》第61條中關于“人民法院受理撤銷裁決的申請后，認為可以由仲裁庭重新仲裁的，通知仲裁庭在一定期限內重新仲裁”的措辭來看，是否將裁決發回重新仲裁，人民法院擁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權。但是，對于人民法院應如何行使這一裁量權，應依據什么原則和條件來作出裁定，則不甚明確。此外，結合《仲裁法》第58條第2款、第3款和第70條的規定來看，人民法院在實踐中具體操作的難度進一步增強。換言之，如果人民法院在當事人提起的撤銷裁決之訴中，認定裁決存在《仲裁法》第58條第1款和第3款或《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款中規定的情形之一，卻又同時發現裁決中的錯誤和缺陷可以通過重新仲裁予以改正和補救，是應當直接裁定撤銷裁決還是將裁決發回重新仲裁，人民法院就會陷入兩難選擇的尷尬境地。顯然，這是《仲裁法》今后修改時需要重點解決的一個問題。對此，筆者認為，《仲裁法》中可作如下修改：人民法院審查核實裁決有當事人證明存在的情形之一或認定裁決違背社會公共利益的，可以裁定全部或部分撤銷裁決或將裁決發回重新仲裁。

當然，為了盡量實現當事人以仲裁方式解決爭議的初衷，也為了節省當事人解決爭議的成本，《仲裁法》中還應進一步明確：人民法院不應行使其全部或部分撤銷裁決的權力，除非它認為將裁決發回重新仲裁是不合適的。因為根據《仲裁法》第9條第2款的規定，裁決被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撤銷或者不予執行，當事人可以就該糾紛重新達成仲裁協議并申請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這意味著裁決一旦被人民法院裁定撤銷，當事人之間的爭議解決程序就要從頭來過：或者根據當事人雙方重新達成的仲裁協議開始一個新的仲裁程序，或者放棄仲裁重新開始一個訴訟程序。無論是哪一種情形，都對當事人不利，都將造成社會資源的嚴重浪費。

根據大多數國家的立法和實踐，法院裁定重新仲裁一般都是基于裁決中的程序性錯誤。而在我國，由于人民法院對國內仲裁裁決還保留著實體審查，因而也可能基于裁決中的實質性錯誤裁定發回重新仲裁。一旦我國法律統一了人民法院對涉外仲裁裁決和國內仲裁裁決的監督標準，取消了對國內仲裁裁決的實體審查，人民法院也就同樣只能基于程序性錯誤而將裁決發回重新仲裁，從而與國際普遍作法實現一致。

總的來看，無論是涉外仲裁裁決還是國內仲裁裁決，只有在通過重新仲裁能使裁決中的錯誤或缺陷得以消除時，裁定重新仲裁才有意義。例如以下情形：申請撤銷裁決的一方當事人沒有得到進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屬于他負責的原因未能陳述意見;仲裁的程序與仲裁規則不符;仲裁員在仲裁該案時有索賄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決的行為，等等。在另外一些情形中，例如當事人在合同中沒有訂立仲裁條款或者事后沒有達成書面仲裁協議;或者申請撤銷裁決的一方當事人沒有得到指定仲裁員的通知;或者仲裁庭的組成與仲裁規則不符;或者裁決的事項不屬于仲裁協議的范圍或仲裁機構無權仲裁，人民法院就不能裁定重新仲裁，而須直接裁定撤銷裁決。因為這些情形均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了仲裁庭的管轄權，仲裁庭在無權或越權或爭議事項不具有可仲裁性的情況下進行仲裁作出的裁決均屬無效，只能予以撤銷。此外，由于裁決違背社會公共利益也屬于一種嚴重違法的情形，無法通過重新仲裁予以更正，因而也只能裁定予以撤銷。

(二)實施重新仲裁的主體

人民法院裁定重新仲裁的案件應交由原裁決該案的仲裁庭處理還是重新組成仲裁庭處理，《仲裁法》未直接作出規定。但是，根據《仲裁法》第61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受理撤銷裁決的申請后，認為可以由仲裁庭重新仲裁的，通知仲裁庭在一定的期限內重新仲裁——不難推斷出重新仲裁案件只能是提交給原仲裁庭而不可能是提交給重新組成的仲裁庭。因為在人民法院根據上述規定裁定重新仲裁之時，新的仲裁庭不可能已經組建成立，此時人民法院如果要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只可能通知本來就存在的原仲裁庭，而不可能通知也無從通知尚未成立的所謂的“新仲裁庭”。

對于《仲裁法》中的這一規定，有學者提出了批評的意見：由于仲裁中十分強調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則，強調當事人對仲裁機構(仲裁庭)的信任，意思自治原則是仲裁的首要原則，既然原仲裁庭在程序工作中出現失誤，而程序中的瑕疵又是當事人在訂立仲裁協議時即默示地表示不予接受的，出現程序工作失誤的仲裁庭便不再受到當事人的信任，再由原仲裁庭重新仲裁有違當事人的心愿。這體現了我國仲裁法對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的一種限制，或者說對當事人的意思尊重不夠。

筆者贊同這種觀點，并認為我國仲裁立法中有必要區分不同的情況，對重新仲裁應由原仲裁庭或新組成的仲裁庭來實施的問題，作出更為詳明的規定。首先，應把由原仲裁庭重新進行仲裁確定為一般原則。因為原仲裁庭的組成方式以及對仲裁員的選擇都是根據雙方當事人的意愿決定的，是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的體現。而且，由于原仲裁庭對案件已經審理過一次，對案情已十分熟悉，因而由原仲裁庭重新仲裁必然更節省當事人的時間和費用。其次，在由原仲裁庭重新進行仲裁時，如果其中某一仲裁員基于某種原因，例如工作日程出現沖突或身體狀況欠佳等，不能履行職責，應當允許依照法定程序更換仲裁員。再次，在由原仲裁庭重新仲裁的基礎上，如果雙方當事人對該原仲裁庭已失去了原有的信任，并達成一致的協議，應當允許雙方當事人重新選擇仲裁員，另行組成仲裁庭，對原仲裁案件進行重新仲裁。復次，如果案件適于交由原仲裁庭重新仲裁，但原仲裁庭拒絕受理，則應重新組建仲裁庭重新仲裁該案，而不能依《仲裁法》第61條中的現行規定輕易撤銷裁決。最后，如果重新仲裁是基于仲裁員在仲裁該案時有索賄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決的行為，亦應重新組建仲裁庭，而不應該也不適于將裁決發回原仲裁庭。總之，將仲裁案件是交由原仲裁庭還是新組成的仲裁庭重新仲裁，既要考慮最大限度地尊重和滿足當事人的愿望，又要考慮仲裁成本的節約，還要考慮是否能徹底消除裁決中的錯誤和缺陷等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