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近來辦理了兩起受害人因交通事故死亡其家屬向法院起訴要求賠償的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該兩起案件有很多的相似之處,被害人均為外地農村戶籍;來上海均已一年以上;有固定的收入并辦理了《上海市臨時居住證》;租房居住;房東為非農業戶口;歸村委會管理;繳納了上海市城鎮保險。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司法解釋,道路交通事故人身傷害事故中農村戶口的受害者及家屬如主張按所在地按城鎮居民標準賠償需需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在城鎮有相對固定的工作和收入;二是在城鎮已連續居住、生活滿一年。近年來,各地法院紛紛出臺相關法規和法律文件明確規定,對已經在城鎮居住、工作、生活且達到一定期限的農村居民,應視為城鎮居民,其人身損害賠償按照城鎮居民的標準對待。這一點也已成為全國多數地方法院的共識,但是在審判實踐中,對農村戶口按城鎮居民標準賠償的標準認定問題爭議卻較大,上述兩案也是如此。雖然經過協調,被害人家屬均獲得了按上海市城鎮居民標準的賠償金,但法官、律師、保險公司對于標準的理解各不相同,由于按農村標準賠償與按城鎮標準賠償的賠償金差額巨大,關系到受害人及其家屬的切身利益,筆者在此選以下幾點略作分析:
關于城鎮的界定:
《高級漢語大詞典》對“城鎮居民”的定義是:在城鎮居住、生活的人。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身損害賠償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所稱的“城鎮居民”援用的是統計上的術語,是指在經國務院批準設市的市建制的城市和經批準的市鎮建制的城鎮區域內居住半年及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城鎮是以非農業人口為主,具有一定規模工商業的居民點。一般而言,縣級及縣級以上機關所在地,或常住人口在2000人以上,其中非農業人口占50%以上的居民點,都是城鎮。
目前,審判實踐中普遍的做法是將縣級機關所在地、鄉鎮人民政府所在地、街道辦事處所轄區域、社區居委會所轄區域界定為城鎮,而將村民委員會所轄區域界定為農村。在筆者辦理上述兩起案件,主審法官就是此種看法。主審法官認為:雖然受害人已辦理了居住證、在居住地居住一年以上且房東的戶籍早在2004年就已轉為非農業戶口,房東所在的村村民也大都轉為非農業戶口,但由于原告出具的證明是由村民委員會而不是居民委員會出具,考慮到受害人的生活換進、租房、消費等生活成本等因素,仍應當按農村標準賠償。保險公司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更提出應按受害人租住房屋所屬土地性質確定按何種標準賠償,如果是國家所有的土地,按城鎮保準賠償,如果是集體所有土地,就應按農村標準賠償。
筆者認為,“城鎮居民”、“農村居民”這兩個概念本身屬于類型概念,隨著我國農村城鎮化的不斷發展,城鄉一體化的不斷推進,進城務工的“農民工”隊伍的迅猛增加,但是這些“農民”大部分戶口未遷至城鎮,實際上已“人戶分離”,在城鎮居住、務工、生活,已融入城鎮,其居住、職業、生活及消費均與城市人口無異,交通事故對其產生的損失已不同于在農村所受損失,遠比農村大很多。如此劃分標準已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就上海市而言,市轄各區均已包含鄉鎮,而鄉鎮所轄既有村民委員會,也有社區居委會,上海各郊區鄉鎮也都有較大規模的工業區,如按上述劃分,將導致同一區域收入、消費水平基本相同的居民適用不同標準,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筆者認為,應明確在城市行政區劃內不管是村民委員會,還是社區居委會,均應界定為城鎮。
關于對在城鎮有相對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在城鎮已連續居住、生活滿一年兩個條件的關系:
從各地法院的指導意見來看,兩個條件必須同時具備,審判實踐中各地法院也是如此理解的。但該規定卻導致在城鎮生活已過退休年齡的老人、在城鎮學習的大學生以及長期在城鎮生活無固定工作和收入的農業戶口群體,不能按城鎮居民標準獲得賠償,這與他們所處的生活、消費環境不相符,顯然不合理。
自2011年7月1日起,上海市將在本市就業的外來從業人員、郊區用人單位從業人員納入城鎮職工社會保險范圍,這進一步完善了社會保險體系,保障外來從業人員及郊區用人單位從業人員公平參保的權利。外地來滬人員與上海本地戶籍人員從事同樣的工作、拿著同樣的報酬、交著同樣的保險,但遭遇到交通事故時,僅僅由于居住條件的不同賠償金額也不同,這無疑與立法精神相違背。各地法院在執行上級法院的規定時,遇到上述情況大部分采用一些變通的辦法,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筆者建議將兩個條件并列起來,因交通事故受到傷害的當事人,屬以下情形之一,均可以按城鎮標準賠償。
1、在城鎮居住一年以上,并在城鎮務工、生活;
2、在城鎮居住一年以上,不以農業收入為生活來源;
3、在城鎮居住一年以上,年齡女在55周歲以上,男60周歲以上及未成年人;
4、在城鎮經商一年以上;
5、戶籍所在地基層組織系村民委員會,但本戶已被征地;
6、外來務工的建筑工人,在一個或多個建筑工地連續務工超過一年;
7、雖然居住在農村,但就職于某單位超過一年,以非農業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
8、雖然居住在農村,但居住地所在社區、居委會、村委會大部分居民已轉為非農業戶籍的。
最高人民法院院的《解釋》提出“城鎮居民”、“農村居民”的概念,改變了單純以戶籍來確定人身損害賠償標準的做法。該《解釋》對“城鎮居民”、“農村居民”的劃分,不僅是順應當前我國人口流動和農村城鎮化發展趨勢的權衡之計,也是將來實現“同命同價”的必經之路。戶籍改革并廢除戶口、破除城鄉二元制已經勢在必行,要切實保障農民起碼的平等權益和地位,這是國家一項莊嚴而又急迫的使命,要打破同命不同價的死亡賠償歧視等種種基于城鄉戶口的歧視,讓共和國旗幟下的國人同命同價,讓戶口僅僅作為一個統計符號,這也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在實踐中予以貫徹的鮮活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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