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的特點和成因

一、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的基本特點

(一)成訟時間上的集中性

一方面，由于農作物的種植與收獲受自然規律的制約和影響，90%以上的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當事人往往選擇在農閑季節提起訴訟，因此往往集中在每年的秋收后和春播前。相對于其他方式承包的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農村土地承包糾紛在成訴的季節性尤為明顯。另一方面，從農村土地承包制度的歷史發展進程看，國家政策一直起到主導作用，相關立法只是將執政黨的意識上升為國家意識，使政策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因此，國家農村土地政策做出重大調整前后，也是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集中發生的時期。如國家出臺“一免兩補”土地政策后，發包方起訴承包方要求解除合同和承包方起訴發包方要求繼續履行合同的大批糾紛訴至法院。

(二)訴訟主體上的群體性

作為農業大省，xx省農業人口總數為1191萬，農業人口比例高達45.8%。但相當一部分農業人口在一系列惠農政策出臺前，因經營土地成本高、收益低而外出謀生。國家從收取“兩金一費”即公積金、公益金和管理費，調整為統一征收農業稅，再調整為免征農業稅，糧食直補、良種補貼并實行糧食收購最低保護價后，農民經營土地的成本減少，收益顯著提高。大批外出務工的農民紛紛要求回鄉務農。部分糾紛中，發包方違約明顯，承包方證據充分，勝訴率高，承包方往往選擇共同訴訟。還有很多案件，起訴時僅僅是個別村民提起訴訟，但涉及問題卻牽扯到其他村民或全體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群體利益，相當一批農戶持觀望態度。一個案件處理不當，往往引起連鎖反應，波及整個村莊甚至鄉鎮。另外，受傳統法律文化影響，農戶們往往愿意憑借人多勢眾，甚至集體上訪，贏得法院更多的理解和社會輿論的支持。

(三)糾紛類型上的多樣性

長期以來，我國的農村經濟發展模式較為單一，但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漸完善和新農村建設的不斷深入，農村經濟發展呈現出多元、快速發展態勢，農村土地承包也隨之在承包主體、承包方式和權利義務內容方面體現出多樣性。

二、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的成因

(一)合同簽訂不規范

1.合同主體資格混亂。根據《農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三條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法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集體經濟組織或村民委員會發包;已經分別屬于村內兩個以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內各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小組發包。”但是在發包過程中，有些村委會和村民小組的職責分工并不明確，有的村委會和村民小組將同一塊地分別承包給不同的村民，還有的村民小組將土地發包后，村委會收回村民小組已發包土地，重新對外發包或租賃，引發糾紛。

2.合同簽訂程序不規范。根據《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條規定，土地承包方案應當依法經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村民會議三分之二以上成員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但是在實踐中，村、組違反法律規定的民主議定程序進行違規發包的情況屢屢發生，圍繞承包合同效力產生的糾紛大量出現。有些村干部甚至在發包時搞暗箱操作，擅自以低價將土地發包給親朋好友。有些村委會任意制訂土地承包方案，以“優惠條件”將土地發包給非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引起了村民強烈不滿。

3.合同約定內容不完善。有的沒有簽訂書面合同，只有口頭協議，一旦發生分歧，極易引發糾紛。有的雖簽有書面合同，但條款不完善、不具體，有些條款甚至違反法律規定。如土地面積無約定或約定不清，甚至有的連土地的四至都未約定，僅明確了地塊名稱。由于約定不明，雙方又各執一詞，事實和責任難以認定。有的合同沒有關于違約責任的約定，缺乏確保履行合同的制約機制，為當事人隨意違約提供了條件，出現了隨意縮短承包期、收回承包地和提高承包費，隨意調整承包地，多留機動地不尊重農民的經營自主權，強迫種植、強迫流轉承包地等。

(二)合同履行不誠信

1.發包方違約。主要包括兩種情況，一是發包方非法變更、解除合同。根據《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條和第二十七條的規定，家庭承包的，在承包期內，非發生法律規定的事由，并經過法定程序，發包方不得收回和調整承包地。“這是該法賦予農民長期、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的核心內容。”但現實生活中，有些發包方為謀取利益，在不符合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擅自解除土地承包合同，收回農業用地用于營利性開發建設。二是發包方干涉承包方依法享有的生產經營自主權。

2.承包方違約。主要包括承包方對土地進行破壞性、掠奪性經營，擅自改變土地的農業用途，拒絕交納土地承包費等情況。根據《農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條的規定，承包方有維持土地的農業用途、不得用于非農建設的義務。土地管理法對于農業用地轉為建設用地規定了嚴格的轉用審批程序和征地、用地批準程序。在審判實踐中，一些承包人未履行法律規定的審批手續，在承包地上建設永久性建筑，甚至容許他人在承包的土地內修建墳墓牟取利益。有的承包方在承包地上建筑、取土等，造成土地荒漠化，嚴重破壞耕種條件，使農用地難以恢復耕種。還有的承包方以各種理由逾期、拒絕交納承包費，構成違約。

(三)土地承包管理不規范

1.沒有土地清冊或記載不詳。現實中，很多村委會沒有建立土地清冊，或者用手寫財務帳簿的方式代替清冊，其中不少帳簿有改動，無法確定記載事項。有的村委會建立了土地清冊，但是清冊記載不詳，承包經營的戶主有的記載為原承包人，有的記載為受流轉人;對各戶承包土地的面積、邊界記載不清，面積多為概數，諸如“道南邊”、“沙坑北邊”、“東房東邊”等劃分邊界的字樣十分常見。對于流轉方式及變更理由基本無記載，關于流轉土地的坐落、質量等級，流轉土地的用途、流轉期限沒有記載的現象更是十分普遍。承包人之間發生爭議時，村委會拿不出有力依據來證明土地使用權范圍及流轉詳情，當事人只能通過向法院起訴確認自己的權利，導致很多不必要的糾紛產生。

2.機動地管理不當。村集體在劃分土地時一般都會保留一些機動地不做分配，將其租賃給農戶經營，租期5至10年不等，且一般事先收取部分或全部租賃費。由于近年來國家減免農業稅，農民負擔大幅度減輕，一部分租賃戶不愿意再承擔原租賃費，甚至要求退還已預交的租賃費，雙方發生糾紛。有些村集體為了收取租賃費用，預留機動地超過國家規定的標準，未受益的農戶發現當前種地效益好的形勢，要求重新分配機動地，但原來的承包大戶不愿意退出，產生糾紛。

(四)土地使用權流轉不規范

1.轉包轉讓型。稅費改革前，有的農戶覺得種地收益不高，便將自己的土地轉給他人承包，其稅費也相應由接受者承擔。但這種農戶間自發性的土地流轉多是采用口頭協議，沒有書面協議來明確雙方的權利義務，或書面協議內容不具體，簽訂協議后往往也不通知集體經濟組織，更無法得到主管部門的備案。稅費改革后，原承包戶要求現承包戶退還其土地時，雙方往往各執一詞，引起糾紛。

2.代耕代種型。以前不少農民放棄耕種，外出務工經商，不承擔村里和國家的稅費，村干部為了能完成國家稅收任務，讓其他農戶代耕代種。代耕代種農戶履行了繳費義務，且稅改時這些耕地面積又納入了代耕代種戶的計稅面積，現在原承包戶回村，找代耕戶或村集體索要自己的承包地，發生糾紛。

3.重新發包引發糾紛。前一段時期農民耕種收入較低，有些農戶棄耕拋荒，外出務工，土地長時間沒有人耕種。有些農戶甚至明確表示放棄承包，將土地交回，村集體據此收回承包地，并發包給其他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但上述情況又不屬于《農村土地承包法》關于承包期內發包人收回承包地的法定情形。稅費改革后，種地收益增加，原來放棄承包經營權的農戶回村要求繼續承包，與新承包人和村集體發生糾紛。

(五)土地征用補償不合理、不規范

城鎮化、工業化和公路建設需要征用大量農村集體土地，但因，征用土地上我國現行征地制度存在很多弊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并不能分享到農地增值的收益，被征地農民往往也得不到妥善安置和合理的經濟補償，這就弱化了土地對于農民的社會保障功能。農民失地后又失業，生活缺乏保障，引發了大量的群體糾紛和上訪。另外，由于法律規定籠統，加之利益驅動，農村基層組織在發放、使用、分配征地補償費用的過程中極不規范，隨意性大，特別是因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分配產生的糾紛大量產生。

(六)農業政策的變化

近年來，我國農業政策在不斷向惠農支農的方向調整。1982年開始，中央連續五年以1號文件對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進行保障。1991年12月7日，國務院出臺《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以行政法規的形式明確了農民應負擔的費用和勞務的范圍，減輕農民負擔。2004年，中央1號文件明確指出，著重讓農民減負增收，通過“一免兩補”大大減輕了農民負擔，提高了農民承包土地的積極性。2005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作出《會關于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的決定》。國家陸續出臺的一系列扶持糧食生產，促進農民增收的政策和措施，使得土地的現實收益和預期收益大大提高，農民承包土地的熱情被重新點燃。許多在城鎮打工的農民陸續返回農村承包土地，許多被棄耕的土地開始有人爭相耕種，廣大農民紛紛主張自己的土地承包權益，導致大量糾紛產生。

(七)人多地少的現實

人多地少是我國的基本國情，大多數地方人均耕地原本就少，加之城鎮化、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基礎建設需要征用大量土地，致使人地關系“雪上加霜”，再加上土地補償或土地置換不到位，從而導致人地矛盾十分突出。土地作為農民基本的保障和收入來源，在農民心目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涉及土地的糾紛也越來越多。

(八)立法不足

1.立法的滯后與過分概括。目前，審理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的法律依據主要是《農村土地承包法》，但該法作為農村土地承包的特別法是在2002年出臺。此前，此類案件審理的重要依據是國家政策、相關單項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出臺的《關于審理農業承包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而截止2000年底，全國已有98%左右的村組完成了第二輪土地承包工作。另外，2004年農村稅費改革后，關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取得、流轉、變更等新型糾紛大量產生，但因涉及政策和法律的銜接，各地對很多問題莫衷一是、做法不一。直到200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關于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上述混亂狀況才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緩解。從我們掌握的情況看，土地二輪承包和因農村稅費改革引發的糾紛，占近五年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的70%以上。另外，《農村土地承包法》的內容比較原則,在實務中缺乏可操作性，法院對該法理解也不一致，不能得出一個令人信服的判決結果，無形中導致了土地承包糾紛案件數量的增加。

2.立法對現實考慮的不足。《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土地承包以戶為單位，土地承包30年不變。但如國按照“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基本原則執行，就會出現“一地多人用，多地一人種”，“亡者有土，生者無地”等現象。該法雖然規定用機動地對新增人口進行調整，但又規定，機動地超過5%的不再增加機動地，因此很多村集體現在已無機動地可調整，許多新形成的農戶不可避免地面臨著無地可種的現實。而《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條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有權依法承包由本集體經濟組織發包的農村土地。任何組織和個人均不得剝奪和非法限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承包土地的權利”，這又間接增加了村集體在承包農戶間進行土地調劑的難度。

3.土地承包經營權保障不力。理論界雖然一直將土地承包經營權定義為一種用益物權，但在《物權法》出臺前，相關法律一直沒有對此明確，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物權權能無從發揮，從權利的取得、處分、變更及救濟途徑等方面更接近于普通債權。這種混有債權性質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無法像真正物權那樣有必要的方法和程序可以對抗來自發包人和其他行政組織的干預”。雖然《農業法》和《農村土地承包法》賦予了土地承包經營權一些接近于物權的保護方法，但在上述法律和相關司法解釋中仍更多地體現了合同法的相關內容，弱化了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絕對性，導致現實中承包地被擅自收回、隨意侵犯的現象大量存在。

(九)法律意識不強

農民文化水平偏低，長期生活在熟人社會中，道德、習慣、人情對行為的引導作用大，遷就、忍耐、私了長期作為糾紛化解的主要途經，法律知識缺乏現實需求，風險責任和權利保護意識淡薄，基本法律概念不清，缺乏簽訂合同的技巧，不愿履行備案報批程序，隨意涂改證書等現象時有發生。在承包經營土地時進行掠奪性經營，破壞土地耕作層或造成土地鹽漬化，任意改變土地農業用途，不按約定交納承包費。一些鄉村干部的法律意識也比較淡薄，對耕地搞強制發包，對合同隨意變更，對簽訂的合同想變就變，使承包方的合法經營權落空，產生大量糾紛。

(十)糾紛調處機制不健全

根據《農村土地承包法》的規定，土地承包糾紛可以選擇協商、調解、仲裁、訴訟四種方式解決。如果協商、調解、仲裁等訴外解決爭議機制順暢，可以有效地減少訴訟，迅速化解糾紛，防止矛盾擴大。但是協商和非訴調解都要求雙方自愿，且結果不具有強制力，而仲裁則存在機構設置不健全，仲裁效力不明確的問題。至今仍有許多地區沒有成立仲裁機構，即使成立仲裁機構也沒有開展仲裁業務，導致大量土地承包糾紛當事人不得不選擇訴訟，增加了當事人和人民法院的負擔。而法院審理案件要受相應程序法的限制，審理周期較長，容易延誤農時，使農村土地承包合同糾紛和農民權益得不到及時處理和保護，引發農戶集體上訪，農戶維權的成本也隨之提高，形成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