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丟失應賠償嗎
檔案丟失應賠償。
徐某與某設計總院勞動爭議案
原告:徐某
被告:某設計總院
一、基本案情
原告原系被告單位職工。1984年1月,原告因涉嫌盜竊罪被公安機關逮捕,同年5月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1984年9月,被告對原告作出開除公職的決定,該決定自1984年2月1日起執行。原告刑滿釋放后,被告告知原告其個人檔案已轉至西城區德外街道辦事處。后原告在找工作時發現德外街道辦事處沒有自己的人事檔案,向被告提出查找檔案的要求,被告多方查找,至今未能找到原告的人事檔案。2007年6月22日,原告向北京市西城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北京市西城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作出不予受理的決定。原告認為被告將其檔案丟失,嚴重影響了原告就業、生活以及享受各項待遇,起訴要求被告為原告補辦人事檔案,要求被告賠償原告損失30萬元。被告辯稱:我單位于1984年2月1日以后將原告的檔案轉到了德外街道辦事處,但現在找不到回執。原告的訴訟請求超過法律規定的最長訴訟時效。原告主張的賠償損失沒有法律依據。不同意原告的訴訟請求。
二、審理結果
一審法院經審理后認為:被告在對原告作出開除公職的決定后,應及時將原告的檔案轉至原告戶口所在地的街道勞動部門。被告雖稱已將原告檔案轉至街道辦事處,因無相應的證據予以佐證。原告在發現檔案下落不明后,一直要求被告查找,未放棄權利,且侵權事實處于持續狀態,故原告的訴訟請求未超過訴訟時效。被告將原告檔案遺失,給原告造成了損害,其應承擔相應的責任。原告要求被告補辦檔案并賠償損失的訴訟請求,符合法律規定,但其要求的數額過高,具體數額由法院酌定。一審法院判決被告為原告補辦檔案,賠償原告損失五萬元。被告不服該判決,上訴至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認為一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研討問題:
檔案丟失或者遲延轉移給勞動者造成損害,侵權人應如何承擔侵權責任?
本案例由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王?輝提供
評析
對“案例”的評析意見(一)
案件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此類案件是否應屬于勞動爭議案件的受案范圍。二是此類案件的訴訟時效應如何掌握。三是此類案件應如何處理。
(一)檔案移轉糾紛是否屬于勞動爭議案件。
檔案轉移糾紛從表面上看,是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之間形成的檔案保管關系,不應屬于勞動爭議案件。但就爭議的主體看,一方是勞動者而另一方是用人單位,他們之間的地位并不平等,不能用一般的民事保管關系處理。從檔案轉移糾紛的性質來看,勞動者與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后,勞動者所在單位應當在一個月內將職工檔案轉交新的工作單位或其戶口所在地的街道勞動組織人事部門,這是用人單位在與勞動者終止勞動關系后必須履行的義務,應視為勞動合同的重要內容之一,受勞動法的調整。這與勞動法的立法宗旨是一致的,同時也符合勞動法適用范圍的規定。從檔案制度與勞動關系的角度來說,現階段檔案與勞動關系仍粘著在一起。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五條規定, 勞動者與用人單位解除或者終止勞動關系后,請求用人單位返還其收取的勞動合同定金、保證金、抵押金、抵押物產生的爭議,或者辦理勞動者的人事檔案、社會保險關系等移轉手續產生的爭議,經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仲裁后,當事人依法起訴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由此可見,檔案轉移糾紛應按勞動爭議案件受理,實行一裁兩審制。
(二)訴訟時效問題
由于用人單位有妥善保管和移轉職工檔案的義務,當丟失檔案的情況發生時,勞動者的權利被侵害的事實處于持續狀態。勞動者要求用人的單位承擔轉檔義務或補辦檔案及相關證明義務的請求并不存在訴訟時效問題。
對于檔案丟失賠償請求的訴訟時效,應適用民事法律訴訟時效的規定,以勞動者知道或應當知道個人檔案丟失之日作為時效的起算點。
(三)檔案轉移糾紛的審理思路
用人單位將勞動者的檔案丟失,給勞動者造成的損害大致包括以下兩個方面:1、再就業損失。假如因為單位不給職工轉移檔案或者將職工檔案遺失,很有可能造成了職工已經找好的單位無法接收、或者職稱無法評定等情況。用人單位的違法行為,侵害了職工再就業的權利,給職工造成了的再就業造成了障礙。2、社會保險損失。根據《北京市失業保險規定》第15條和31規定:“用人單位在與職工終止、解除勞動或工作關系之日起7日內,應將失業人員的名單報職工戶口所在區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備案,自終止、解除勞動或工作關系之日起20日內,持繳納失業保險的有關材料將職工的檔案轉移到職工戶口所在地區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用人單位不按規定繳納失業保險費或不按規定及時為失業人員轉移檔案關系,致使失業人員不能享受失業保險待遇或影響其再就業的,用人單位應當賠償由此給失業人員造成的損失。”由此可見,用人單位將職工檔案遺失,直接的損害后果是職工無法繳納社會保險,很有可能對職工的養老、失業等問題造成損害。
我國《民法通則》第106條規定“公民、法人由于過錯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檔案是公民取得就業資格、繳納社會保險、享受相關待遇應具備的重要憑證,檔案的存在以及其記載的內容對公民的生活有重大的影響。用人單位無論是作為或者是不作為、無論是故意或者是過失,只要存在將職工檔案丟失的情況,且對勞動者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就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如果用人單位能夠為職工補辦檔案,應判決企業為職工補辦檔案。對于賠償數額的確定,應首先考慮職工的損害后果,損害后果的大小應從實際出發予以確定。檔案丟失在一定程度上會造成勞動者就業困難,但也不是絕對的。例如,勞動者在沒有檔案的情況下找到了工作,或者從事個體經營,應減輕用人單位的責任。其次應考慮用人單位的過錯程度,如果檔案系勞動者自行掌握,用人單位自然不用承擔責任。再次,應考慮用人單位的過錯與勞動者損害的因果關系。用人單位將勞動者檔案丟失,并不絕對造成勞動者無法再就業。雖然勞動者無檔案不能辦理失業保險手續,其責任不應完全歸咎于用人單位。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保險體制存在瑕疵,沒有檔案就不給勞動者辦理失業保險手續的做法是缺乏依據的。從社會發展的趨勢看應完善社會保險體制,勞動者的基本生活保障及失業問題應由社會強制保險來解決,審判中不應將屬于社會保險機構的責任全部由用人單位來承擔。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法律的健全和保險體系的完善,沒有檔案的勞動者無法正常參加社會保險的情形是可以避免的。
作為執法者,應當根據勞動法的精神,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從當前社會的實際狀況出發,切實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一、二審法院在綜合考慮上述因素,并結合受訴法院當地經濟發展狀況,確定一次性限額賠償的做法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員已經從早期計劃體制下在一個單位一干就是一輩子的“單位人”向市場自由人轉變,伴隨著人員的流動,個人的人事檔案也相應需要轉移。但有些單位尤其是一些經歷改組、兼并、破產的企業,由于其檔案管理制度不嚴格,檔案管理人員變動頻繁或責任心不強,導致個人人事檔案被丟失或被保管單位遲延轉移的情況屢有發生,以致嚴重影響了被丟失檔案人的合法權益。發生這些情況,被丟失檔案人尋求司法救濟時往往會引發以下法律問題:檔案丟失或遲延轉移應不應該歸人民法院管轄?被丟失檔案人、檔案管理人、丟失或被遲延轉移的檔案之間存在什么性質的法律關系?如果可以司法救濟,那么被丟失檔案人應該通過何種訴訟程序加以解決?其遭受的損失如何界定,又應該如何進行賠償?圍繞這些問題,筆者淺析如下:
一、人事檔案的概念及作用
人事檔案是指人事、組織、勞資等部門在對人員的考核管理活動中所形成的一套記述和反映被考核人員的個人背景、學習工作經歷、德才表現等內容的記載資料,它以個人為單位,由相關人事部門集中保存,具有現實性、動態性、機密性。在我國目前,主要有干部檔案、學生檔案和職工檔案三種。人事檔案是進行招生錄用、勞動就業、調動工作、辦理社會保險、考察晉職等活動的重要依據,同個人的切身利益密切攸關,在個人的學習、工作、生活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正是基于此,一旦人事檔案不慎被管理單位丟失或被管理單位遲延轉移,會給個人帶來很多麻煩和不便,甚至會讓個人蒙受巨大的利益損失,使精神上遭受極大的痛苦。
二、對檔案丟失或被遲延轉移所引發的糾紛能否歸人民法院受理的主要爭辯主張
在司法實踐中,對人事檔案丟失或被遲延轉移引發的糾紛能否由人民法院予以受理,存在不同的理論見解。第一種主張認為,人事檔案丟失或遲延轉移引發的糾紛不應當屬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圍,理由在于:首先,人事檔案的所有權依據《干部檔案工作條例》第二條和《企業職工檔案管理工作規定》第二條,明確規定人事檔案“是國家檔案的重要的組成部分”,也即人事檔案的所有權既不屬于個人,也不屬于單位,而是屬于國家所有。其次,單位和個人之間在檔案管理工作中是一種上、下級管理關系,而不是平等的民事主體之間的關系,因而個人不能以單位為被告提起民事訴訟。第二種主張認為,對此類糾紛,人民法院不宜直接受理,而應當讓個人先到勞動仲裁委員會解決,對仲裁裁決不服,再到人民法院起訴。其理由在于:個人和單位之間發生的此類糾紛系勞動爭議范疇,應當將由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進行仲裁作為法院受理的前置程序。第三種意見則認為,人民法院應當予以受理。這類意見所持理由并不一致,一種理由認為:單位和職工之間形成的是一種檔案保管合同關系,單位將個人的檔案丟失了,就應當承擔違約責任;另一種理由認為,單位將人事檔案丟失,由此侵犯了被丟失檔案人的勞動就業、社會保險、福利待遇等方面的合法的權益,構成了侵權關系,個人可以單位為被告訴請單位承擔侵權責任。
界定法院能否受理,首先要搞清楚以下問題:第一,檔案的所有權人是誰?第二,被丟失檔案人是何種身份,是公務員還是企業單位職工?只有在將以上問題界定清楚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對法院能否受理予以一個相對準確的回答。
那么,誰是人事檔案的所有權人呢?通常認為,既然是個人檔案,那么理所當然的個人就是檔案的所有權人。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有失偏頗的。首先,個人人事檔案的性質具有現實性、動態性、機密性,個人檔案里面包含了很多對被記檔人進行的組織評價或其他不宜公開的資料,具有機密性,原則上不能對被記檔人公開。從檔案形成的過程和目的看,檔案的形成里面包含了很多國家人事組織部門的勞動,是綜合形成的勞動成果,目的不在于使個人擁有檔案,而在于為國家進行有關人事活動提供依據。其次,依據《干部檔案工作條例》第二條和《企業職工檔案管理工作規定》第二條,明確規定人事檔案“是國家檔案的重要的組成部分”,也即人事檔案的所有權是屬于國家所有的。因而,人事檔案的所有人不能認為是被記檔人個人,也不是檔案管理單位,而是國家。被記檔人個人對檔案享有的只是一種利益相關人權益,如果這種權益受到侵害,有權得到賠償。
但在司法實踐中,人事、勞動仲裁部門、法院之間對檔案丟失所致糾紛進行處理的作法可能并不一致。仲裁部門有的對檔案丟失或被遲延轉移予以仲裁的,仲裁后法院也按照人事或勞動爭議加以處理的;有仲裁部門認為不屬于仲裁范圍,不予受理的;有法院認為不屬于法院受理范圍,駁回當事人起訴的;還有當事人直接向法院提起侵權之訴或違約之訴,法院直接受理后予以判決的。種種做法,不一而足。筆者認為,厘清被丟失檔案人是何種身份,對其應選擇何種救濟途徑及有關部門如何處理具有決定性影響。筆者將被丟失檔案人的身份劃分為大致劃為三種:非聘任制公務員(或參照公務員管理的人員)、聘任制公務員(或參照聘任制公務員管理的人員)、企業單位職工。1、非聘任制公務員(或參照公務員管理的人員),基于在職非聘任制公務員和機關之間的上、下級行政管理關系,參考公務員法第十五章“申訴控告”第九十三條“公務員認為機關及其領導人員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可以依法向上級機關或者有關的專門機關提出控告。受理控告的機關應當按照規定及時處理”之規定,筆者認為:在職非聘任制公務員檔案丟失后應當通過行政機關內部程序解決,對丟失的檔案該補辦的應及時補辦,影響其相關福利待遇的要酌情賠償。2、聘任制公務員,檔案丟失或被遲延轉移給個人造成損害的,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侵權之訴。參考公務員法第一百條第三款之規定“聘任制公務員與所在機關之間因履行聘任合同發生爭議的,可以自爭議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向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當事人對仲裁裁決不服的,可以自接到仲裁裁決書之日起十五日內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仲裁裁決生效后,一方當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當事人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執行”之規定,應先通過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仲裁,對仲裁不服的可隨后以“人事爭議”糾紛為案由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3、企業職工,參考勞動法相關規定,可先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對仲裁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勞動爭議民事訴訟。對此,有學者認為,應該將企業職工分為未和檔案管理單位脫離人事關系的職工和已經脫離人事關系的職工,前者使用勞動爭議仲裁再進行勞動爭議訴訟的途徑;后者鑒于已經不再和原單位之間有勞動關系,不應該再通過勞動仲裁程序,而應該直接以檔案管理單位為被告提起侵權之訴。筆者認為,在此問題上,不應將職工的身份再予以細分,原因在于:離職后的職工和原單位之間發生的勞動爭議糾紛并不以當前存在勞動關系為前提,只要曾存在勞動關系,依然屬于勞動爭議的范疇。很明顯的例子如:最高人民法院下發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中在勞動爭議這一大案由下細分了很多更具體的案由,如追索勞動報酬糾紛、養老金糾紛、工傷保險糾紛、醫療保險糾紛等,這些具體糾紛歸到勞動爭議案由下面,并不均以目前存在勞動關系為前提,只要曾經存在勞動關系,就可以以勞動爭議糾紛予以處理。
還有主張認為,個人可基于其與檔案管理單位之間的檔案保管合同關系,以合同違約為由提起合同之訴。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沒有意識到個人并不是其個人檔案的所有權人,其根本不能成為保管合同一方當事人這一事實;檔案的所有人是國家,嚴格說來,是檔案管理單位受國家委托對檔案進行的管理。所以,以合同之訴進行訴訟是不符合當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性質的。
筆者認為,被記檔人個人對檔案享有的只是一種利益相關人權益,如果這種權益受到侵害,當事人向法院提起訴訟時實質是一種侵權之訴,要求的具體訴求大致可以概括為:1、要求被告補辦或及時轉移檔案;2、要求被告賠償因檔案丟失或未及時轉移給原告造成的勞動就業、社會保險、福利待遇等方面的遭受的損失及精神損失等。只是這種侵權之訴在采用具體案由時必須采用對應的勞動爭議或人事爭議案由。以返還原物糾紛(因為檔案不能返還給個人)的案由或其他案由提起訴訟都不合適。
三、原告因人事檔案被丟失或遲延轉移遭受的損失如何賠償
法院受理以原告的起訴后,經審理確定人事檔案確因檔案管理單位過失導致丟失或遲延轉移的,如何確定被告承擔責任的具體方式呢?筆者認為,無論是檔案丟失還是被遲延轉移都可以分為兩部分要求被告承擔具體民事責任:一是對檔案本身承擔責任;另一是對原告因檔案所致損失承擔責任。
(一)對檔案本身承擔的責任方式:
1、在檔案丟失的情況下,針對原告訴求,法院可以采用以下裁判:(1)在合理期限內可以找回的檔案判令被告在規定期限內找回,逾期難以找回的,要判令被告予以補辦;(2)檔案不能找回的,要責令被告予以補辦。但基于檔案已經丟失,實際上存在有些檔案材料是不可能通過補辦得以恢復的,在此情況下只能進而要求賠償損失。
2、在檔案遲延轉移的情況下,可以要求被告在規定期限內予以轉移。
(二)、被告對原告因檔案丟失或遲延轉移所致損失承擔責任的方式。
1、在檔案丟失的情況下,原告要求的損失主要包括以下幾種:(1)無法補辦的檔案材料丟失所致的損失;(2)給原告造成的勞動就業、社會保險、福利待遇等方面的遭受的損失;(3)精神損失;
2、在檔案遲延轉移的情況下,原告要求的損失主要包括:(1)給原告造成的勞動就業、社會保險、福利待遇等方面的遭受的損失;(2)精神損失。
針對以上損失,需要明確以下問題:
第一,原告要求的損失如何界定其賠償范圍,是否包括間接損失?筆者認為,原告要求的損失,遵循全部賠償的原則,不僅對因檔案丟失或遲延轉移已經給原告造成的現實的直接的損失予以賠償,還應當對間接損失中的可得利益損失進行賠償,這類可得利益損失必須是依據相對客觀的標準已經預見或可以預見到、直接因違法行為所喪失的客觀損失。
第二,精神損失能否予以賠償?毋庸諱言,檔案丟失給當事人帶來的不僅是經濟利益的損失,還會使當事人遭受極大的精神痛苦和折磨。但是依據現有法律規定和司法解釋,精神損害賠償的范圍僅限于對人格權、身份權和具有人格象征意義的特定紀念物品的侵權行為所致損害予以精神損害賠償。故在法無明文規定情況下,難以因檔案丟失所致精神痛苦予以精神損害賠償。為此,筆者只能建議和呼吁在以后的立法中予以完善和補充這方面的內容。
第三,原告的損失如何量化?這是整個案件處理過程中難度非常大的一個技術工作。為此,在個案處理中要依據原告個人實際情況、舉證情形、被告認可情況、法院調查情況及社會客觀經濟情況合理確定檔案丟失或遲延轉移給原告造成直接損失、間接損失大小。
以上內容就是相關的回答,當然記錄了我們的成長過程,所以丟失了一般是比較嚴重的,所以是需要賠償的,要看是誰丟失的就由誰賠償,如果不能協商賠償,可以去法院起訴。如果您還有其他法律問題的可以咨詢律霸網相關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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