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的審判工作中遇見這樣一個案例：當事人劉某在某區三和家具廠工作過程中發生工傷事故，經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鑒定為四級傷殘。該廠未給劉某辦理工傷保險，事發后也拒不支付任何工傷賠付費用。另查，該廠雖有價值近百萬的設備，工人數十人，但其工商登記的性質卻為個體工商戶，經營者為鄒某。故劉某以鄒某為被申訴人向勞動仲裁委提請仲裁，要求鄒某支付工傷保險賠償金。劉某在提請仲裁后，調查到鄒某又正在它縣開辦一家具廠，規模更大，即將投產。但該廠工商登記的性質仍為個體，經營者的姓名換成了其丈夫兄弟的名字陳某，且了解到現在的三和家具廠廠房租期還有半年，有停產遷移的跡象。如此，也就是說作為用人單位的三和家具廠，為了逃避有可能的數十萬賠償金，出現了轉移財產的跡象。如果沒有該廠的財產作為賠償的保證，對于劉某權益的保障將是非常不利的，極有可能到時得到的是數十萬的空頭支票”一張。為此，劉某在他人指點下想到了財產保全，只要能對三和家具廠的現有財產進行保全，就不怕被訴人鄒某變更工商登記、轉移財產。但當真正提出財產保全申請的時候卻出現了難題，勞動仲裁委以無權實施保全措施為由將當事人轉到法院，我院立案庭也從為處理過類似保全案件，即便是實施，也確實找不到相關的法律依據，一時不知從何下手。財產保全，是指遇有有關的財產可能被轉移、隱匿、毀滅等情形，從而可能造成對利害關系人權益的損害或可能使裁判機關將來的裁判難以執行或不能執行時，根據當事人申請或依職權，而對有關財產采取保護措施的制度。其意義關鍵就在于維護利害關系人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以及保證裁判在社會實踐中能得到真正的實現。法院審判實務中依據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財產保全包括訴前財產保全和訴訟財產保全兩類。但無論哪一類，都有一個大前提是，保全爭議糾紛的處理單位必須是人民法院，即或是訴前財產保全，法律也規定在保全措施采取后１５日內利害關系人必須起訴，否則解除財產保全。《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第二十八條規定，一方當事人因另一方當事人的行為或者其他原因，可能使裁決不能執行或者難以執行的，可以申請財產保全。當事人申請財產保全的，仲裁委員會應當將當事人的申請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提交人民法院。平等主體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發生的合同糾紛和其他財產權益糾紛，可以仲裁，適用仲裁法的規定。也就是說在商事仲裁領域也有與民事訴訟法類似的關于財產保全的規定，對于利害關系人權益的保障能夠達到同民訴法相似的效果。但是縱觀我國有關勞動爭議案件處理的法律法規，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條例》及其解釋中，卻找不到任何關于勞動爭議仲裁程序中如何適用、能否適用財產保全措施的規定。由此才導致了本文中的當事人劉某出現欲提出財產保全卻申請無門的窘境。首先，本案的情況不符合民事訴訟法關于訴訟中財產保全的規定，此案并未由法院受理，其現尚處于勞動仲裁階段。另外，本案也不可能采取訴前財產保全措施，因為法律明確規定了15日的期限，而處于仲裁階段的案件審結還有一個過程，除非劉某以15日為限不斷重復向法院提出申請，這雖不違法但根本不具備現實操作性。再者，本案的情形也沒有引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第二十八條規定的基礎，因為對于勞動爭議仲裁案件的處理，自有一套專門的規定。在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勞動仲裁程序中是不可能類推適用仲裁法的。綜上，本案中就出現了一個法律適用和當事人權益保護的強烈沖突，也可以說反映出了法律規定和司法實務的一個空白。１９９３年頒布的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條例，作為沿用至今的處理勞動仲裁糾紛的主要法規，制定之初就未予考慮財產保全的問題。當然，九十年代的勞動爭議，一般都不會涉及多大的財產糾紛。而且那時的私營企業較之現在少，發生一些工傷賠付方面的糾紛，如用人單位是國有企業的情況下也能得到較合理的解決，所以保全需求的沖突還不是十分明顯。然而，我國的經濟體制在經歷了十幾年的發展、豐富之后，用人單位的種類也發生了明顯的多樣化。公司法人、企業法人、非法人單位、個體戶等，都成了勞動法規所調整的用人單位，而且數量并不在少數。雖然法律明確規定這些單位都應該為勞動者辦理強制工傷保險，但現實的數據是繳納了相關社會保險的務工者不到總數的一半，特別是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尤甚。一旦發生工傷事故，賠償義務承擔者就不是社會保險基金，而是作為用人單位的企業，企業的所有者、投資者。特別是那些作坊似的小工廠、個體戶，極易發生抽逃資金，轉移財產等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