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XX年9月，“三海XXX號”貨輪裝載著雙氧水、筒紙、鬧鐘、機械設備等貨物離開上海港，前往廣東汕頭港。9月X日X時X分，在途徑閩江口七星礁��波嶼之間海域時，因受強臺風(有氣象部門出具的臺風證明)及巨浪襲擊，主機連接帶折斷出現故障，致使船舶無法及時避風。由于風大浪高，受臺風及海浪的猛烈沖擊貨船在大海中劇烈搖擺，持續時間長達一個多小時，隨時都有被大海吞沒的危險。為求得貨物少受損失，更是為了保證人和船貨的安全，船長方*平命令將裝在船頭及艙外的50噸，共2000件塑料桶裝雙氧水及其他貨物及時移入船艙內。船員們匆忙把雙氧水移至裝有筒紙的艙內，因裝有雙氧水的塑料桶經不住強烈的摩擦和滾動而破裂，導致雙氧水外溢，污損筒紙。筒紙損失4萬元。貨輪到達汕頭港，卸貨后，總計經濟損失近5萬元。船長未在汕頭港宣布此次海損為共同海損。事后，筒紙收貨人��被保險人以單獨海損之理向保險公司索賠。保險公司以此次海損為共同海損拒賠。至此，被保險人訴之法庭。開庭之后，原告人、被告人、第三人作了如下陳述。

原告人;被保險人認為船長在貨船到達汕頭碼頭，未在48小時之內宣布此次海損為共同海損，理應按單獨海損處理。我方所接筒紙是向保險公司投保國內貨物運輸綜合保險，貨輪在海上遭受臺風襲擊，導致筒紙污損，保險公司理應賠付。

主要理由可概括為兩個方面：

其一，根據近因原則：“多種原因中持續起決定作用或處支配地位的原因為承保危險，保險人應承擔賠償責任”的規則，本次海損是承保危險��海上暴風襲擊所致，應該給予賠付。眾所周知，所謂近因，不是指最初的原因，也不是最終的原因，而是一種能動而有效的原因：這既指原因和結果之間有直接的聯系，又指原因十分強大有力，以致在一連串事件中，人們從各個階段上可以邏輯地預見下一事件，直到發生意料中的結果;如果有數種原因同時起作用，近因是導致該結果的起決定作用或強有力的原因。根據上述論理，我們通過假設以下兩種情況來對案情加以分析。第一種情況是在離開上海港前，筒紙與雙氧水混裝在一個船艙內。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沒有其他原因，雙氧水也有可能滲漏對筒紙造成污染，因此這種“混裝”是造成筒紙污染的“最具優勢”、“能動而有效”的原因，是近因。所以是被有關的裝載規定所嚴格禁止的，當然這屬于“綜合險”的承保風險，即筒紙若發生污損并非保險責任所致。第二種情況是遵守有關裝載規定：“不得與性質相抵觸的貨物混裝一艙”，“最后裝、最先卸”，即象本案中的筒紙與雙氧水在遭受臺風襲擊前的裝載狀況。按照這種裝載情況，在一般情況下，雙氧水的滲漏是不會對筒紙造成污損的，只有當碰到意外時，滲漏的雙氧水才有可能污染到筒紙。如貨船暴風而劇烈搖晃，使裝有雙氧水的塑料桶相互發生強烈摩擦、沖擊，以致產生滾動，結果使塑料桶破裂或滾進船艙后甩破，造成雙氧水的大量外溢而流進船艙污損筒紙。在這種情況下，“暴風”這種“意外”是造成筒紙污染的“最有效”的原因，因此“暴風”是近因，屬承保風險所致。本案的情況，雖然與第1種情況類似，雙氧水桶與筒紙造成混裝，但造成采取這種“人為的混裝”措施是因受“臺風”影響而不得已作出的;再則，雖然雙氧水進入船艙污損筒紙不是直接由臺風的力量所造成的，而是因雙氧水桶與筒紙混裝后產生的結果，但這里的“混裝”與普通的違章混裝性質大不一樣，“采取這種混裝措施”是在強臺風的逼迫下所采取的不得已的施救措施。因此，臺風才是造成這次筒紙污損的“起決定作用”、“強有力”的原因，是近因。也就是說，筒紙受污損是因其與裝有雙氧水的塑料桶互相混裝所產生的結果，而混裝又是由于受臺風影響而引起的，故臺風是造成該批筒紙發生污損后果的近因，因“臺風”屬“綜合險”之承保風險，所以保險人應對該批筒紙的損失負賠償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