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措施實施的“適當性”
保障措施實施的目的在于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的提高而非限制國際市場的競爭,因此,保障措施應被限制在“防止或補救嚴重損害并幫助有關企業進行調整的必要限制內”。鑒于數量限制對自由貿易造成的扭曲較大,協議還特別規定,如實施數量限制(配額),配額通常不應使進口量低于有代表性的最近3年的年平均進口量,除非提出明確的理由,說明有必要達到不同的水平以防止或補救嚴重損害。
問題是成員方是否應證明其擬采取的保障措施或配額水平的“適度性”。在韓國奶制品保障措施案中,當事方之間就此項舉證責任存在分歧。最后專家小組裁定:根據第5條第1款規定,進口成員方有義務使其保障措施在必要限度內,因此進口成員方應論證其擬采取保障措施的“適度性”。但上訴機構推翻了這一結論,認為專家小組對第5條第1款作出擴大解釋,協議只要求成員對配額水平低于最近3年平均水平的措施的合理性作出解釋,只要采取的配額水平高于這一限度,成員就沒有義務去論證其合理性。上訴機構的這一結論等于是將進口成員方從繁重的舉證責任中解脫出來,這對廣大發展中成員的應訴尤其具有重要意義。
保障措施實施應“無歧視性”
采取保障措施應該對產品的所有出口國一視同仁,不能有選擇性地針對其中一兩個國家,換言之,保障措施應遵循無歧視待遇原則。由于歷史局限性,《GATT1994》第19條沒有明確規定保障措施的實施應遵循無歧視性原則或禁止選擇性實施保障措施。
為解決這一問題,協議第2條第2款明確規定:“對一種產品的保障措施,應不論其進口來源,加以實施”。同時第5條第2款(a)項特別規定:如果進口方采取配額的方式,配額在產品供應國之間的分配必須反映每個供應商過去的市場份額。
1.歧視性的“配額調劑”。協議并未徹底禁止選擇性實施保障措施,在第5條第2款(b)項中就規定了一種例外:“配額調劑”,這種方法允許配額的分配可以不充分反映以往的市場份額,換言之,對某些供應商的打擊比其他供應商要大。協議同時為配額調劑的實施規定了四項限制條件。乍看起來,這些條件足夠嚴格,似乎能大大限制使用“配額調劑”的范圍。然而這些條件中含糊措詞的不確定性(如第一項中關于“百分比例”的具體標準,第三項“公平合理”原則的理解)為進口成員任意實施選擇性保障措施留下了不少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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