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以欺詐、脅迫、利用他人危險、重大誤解和明顯不公平為可撤銷理由，充分尊重當事人意思，體現意思自治原則。根據《合同法》第54條，當事人有權選擇和決定是否行使撤銷權。法律之所以規定這一點，是因為可撤銷合同往往涉及一方當事人意圖的不真實表達。當事人自愿承擔后果、放棄行使合同解除權或者長期不行使合同解除權的，人民法院應當“起訴不理”，承認合同的效力。因此，合同的解除必須由主張解除權的解除權人來實現。否則，根據《合同法》第59條的否定解釋，可撤銷行為在撤銷前有效。（I）民法認為合同撤銷權的主體是法律重點保護的當事人（如欺詐人、被脅迫人、誤解方等），另一方不享有這項權利。我國合同法上的撤銷權主體不同于其他國家或地區。根據《合同法》第54條的規定，因下列原因導致合同可撤銷的，撤銷權的主體為雙方當事人：A.因重大誤解而訂立的；B在作出結論時，這顯然是不公平的。因下列原因致使合同可撤銷的，其撤銷權的主體為受害方：一方以欺詐、脅迫或者利用他人的危險，使對方違背真實意思而訂立合同。然而，《民法通則》和《合同法》由于重大誤解和明顯的不公平，賦予了合同雙方解除合同的權利，這與確立解除權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馳。因為設立撤銷權的主要立法目的是保護受害方的權利。同時，根據撤銷權是一種形成性權利的特點，撤銷權的設定也應尊重受害方的意愿。受害方為維護其合法權益，可以申請撤銷；您也可以放棄您的權利或利益，而無需申請取消。如果撤銷權也給予另一方，有時顯然會違背受害方的意愿，這等于將其意愿強加給受害方。此外，有時主張撤銷對受害方可能更有害。因此，在完善我國相關民事立法時，對于因重大誤解和明顯不公平而產生的合同解除權，還應規定受害方或意思表示瑕疵方享有合同解除權。具體而言，因重大誤解而訂立的合同，誤解方有權解除；對于訂立合同時明顯不公平的合同，受害方或無利害關系的一方有權解除合同（二）行使解除權。一種觀點認為，根據《民法通則》和《合同法》的規定，合同解除權的行使必須由享有解除權主體資格的人以自己的名義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提出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應當依法立案、審理、判決解除合同；另一種觀點認為，合同撤銷權的行使不一定必須通過訴訟和仲裁。如果撤銷權人主動向另一方當事人表示解除的意思，而另一方當事人不反對，則可以直接發生解除合同的后果。當事人對撤銷合同有爭議的，必須提起訴訟或者仲裁，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作出裁決。由于合同撤銷權在性質上也屬于形成權，根據形成權的特點，撤銷權的行使是撤銷權人未經對方當事人同意的單方面行為。另一方面，《民法通則》和《合同法》規定的“請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撤銷的權利”并不等同于“應當或必須請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撤銷”。前者是一種授權規范，后者是一種強制性規范，“請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撤銷的權利”，并不排除具有撤銷權的人可以直接向對方行使撤銷權并產生撤銷權的效力。兩岸學者對當事人如何行使撤銷權或變更可撤銷合同也存在較大爭議。根據中國學者的觀點，對于牟取暴利的合同，法院可以根據利害關系人的申請撤銷合同或減少支付；利害關系人向法院申請減少給付的，法院不得撤銷。相反，如果利害關系方申請撤銷，法院可自行決定撤銷或減少付款。中國大陸的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合同法應廢除所謂的變更制度，并應采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或地區的現行做法，即對于可撤銷的合同，具有撤銷權的一方只能要求撤銷，而不能要求變更。同時，我們可以借鑒瑞士、意大利民法和英美法系的糾錯制度。我國《合同法》在立法上采納了臺灣學者的觀點，即當事人申請變更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不得撤銷該合同。（三）為了平衡和保護合同雙方的利益，行使撤銷權的期限，為了維護市場交易的安全和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合同法》賦予了當事人撤銷權，但撤銷權的行使不是沒有期限的權利，它有法律規定的行使期限。撤銷權人逾期不行使撤銷權的，其撤銷權消滅，當事人不得再以撤銷理由為由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撤銷合同。應當指出的是，根據《合同法解釋》第8條（I），行使撤銷權的期間是一個排除期和一個固定期，沒有任何中止、中斷或延期的后果。然而，《合同法》與《民法通則》在撤銷權行使的出發點上存在一些差異。根據《合同法》第55條的規定，合同解除權的行使期限為一年，其起止點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解除原因之日起計算。根據《民法意見》第七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當事人請求變更或者撤銷的民事行為成立一年以上的，人民法院不予保護。《合同法》中的這一規定并未將撤銷權行使期間的性質改變為訴訟時效，而是以《合同法》關于合同撤銷原因的廣泛規定為基礎，該規定確定了“欺詐、脅迫和利用他人危險”作為合同取消的原因。這與民法通則中規定的兩種可撤銷行為（重大誤解和明顯不公平）不同。就欺詐而言，在實踐中，由于欺詐而訂立的合同往往非常隱蔽。當行為成立時，受騙方不可能發現另一方的欺詐行為。如果仍以民事行為（簽訂合同）作為排除期的起點，無疑對受騙方不公平。這一規定也違反了民法中的公平原則。因此，《合同法》規定撤銷權的起點從撤銷原因已知或應當已知之日起計算是合理的。《民法意見書》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而《合同法》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其法律效力明顯高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因此，在實踐中應優先考慮合同法的規定。此外，根據《合同法》第五十五條第二款的規定，撤銷權人在知道撤銷原因后，以自己的行為明確表示或者放棄撤銷權的，應當撤銷該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