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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爭議判決案例

來源: 律霸小編整理 · 2025-05-12 · 544人看過

2012-2013年合肥市法院勞動者權益保護十大典型案件

1、用人單位惡意清算注銷公司難逃工傷責任(王某訴陳某某、何某某清算責任案)

【案情簡介】2004年11月12日,陳某某、何某某共同出資成立合肥市某游艇設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王某在該公司從事機器設備維修與銷售工作。2009年2月15日,王某乘坐**公司所有的客車時發生交通事故,致王某受重傷,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經鑒定傷殘程度為Ⅰ級。后王某因賠償糾紛將**公司訴至法院,但該公司則一方面通過不斷訴訟、行政復議等方式,意圖逃避責任;另一方面,陳某某、何某某在勞動仲裁期間自成清算組對公司進行清算,向工商和稅務部門隱瞞實情辦理注銷登記,且沒有告知王某和仲裁機關公司清算注銷事宜,造成王某的工傷債權未能獲得清償。包河區人民法院依法判決:一、陳某某、何某某于判決生效之日起10日內向王某賠償損失1512503.45元;二、駁回王某的其他訴訟請求。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依據相關法律規定,勞動者因工致殘的,應享受工傷保險待遇。因原**公司已被注銷,其民事主體資格已經消滅,王某起訴要求原**公司股東及清算組成員陳某某、何某某承擔清算責任,符合法律規定,故二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法官點評】公司作為經濟實體之一,參與市場經濟活動,依法享有權利,并承擔相應義務。其必須保護職工的合法權益,依法與職工簽訂勞動合同,參加社會保險,加強勞動保護,實現安全生產。本案中,**公司未按照法律規定為員工王某辦理工傷保險。職工發生工傷事故后,其股東陳某某、何某某通過不斷上訴、申請行政復議、惡意清算注銷公司等手段,意圖逃避責任,嚴重侵害了工傷職工的合法權益。法院通過審理,明確了公司股東及清算組成員清算責任、承擔的責任性質和范圍,依法保障了職工的合法權利,對規范企業的經營行為、提高職工維權意識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

2、勞動者離職后發現職業病用人單位仍應擔責(陳某訴廬江某礦業公司工傷賠償糾紛案)

【案情簡介】2008年4月,陳某在廬江某礦業公司單位作業時受傷并被認定工傷九級。2010年,雙方經人民法院判決解除勞動關系,廬江某礦業公司一次性支付陳某傷殘補助金、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金、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解除勞動合同關系經濟補償等各項費用。2011年7月1日,已離職待業的陳某被診斷為“矽肺貳期”,并再次被認定為工傷四級。廬江縣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勞動合同制工人、臨時工終止或解除勞動合同后,在待業期間新發現的職業病與上一個勞動合同期有關時,其職業病待遇由原終止或解除勞動合同的單位負責,因**礦業公司未按規定為陳某繳納工傷保險費,故該公司應依法支付陳某的工傷保險待遇應予支持。判決廬江某礦業有限公司支付陳某工傷保險待遇4萬余元,并自2012年3月起每月20日前支付陳某傷殘津貼。

【法官點評】職業病具有隱匿性、遲發性等特點,其危害往往不能在第一時間被發現。實踐當中,一些勞動者在與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后才發現患有職業病,此時如何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關乎其切身利益。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勞動合同制工人、臨時工終止或解除勞動合同后,在待業期間新發現的職業病與上一個勞動合同期有關時,其職業病待遇由原終止或解除勞動合同的單位負責。本案中廬江某礦業公司未按規定為陳某繳納工傷保險費,故法院判令廬江某礦業公司依法支付陳某的工傷保險待遇,很好地保護了職業病患者的勞動權益。

3、用人單位不得因勞動者懷孕隨意解除勞動合同(王某訴合肥某測繪公司孕期違法辭退案)

【案情簡介】王某于2008年8月受聘到合肥某測繪公司工作。2011年1月,王某告知單位其已懷孕,因有先兆流產癥狀請假保胎,并于2011年2月12日至2月16日期間住院治療。因王某當時未婚,合肥某測繪公司要求其盡快辦理結婚登記手續及領取準生證明。2011年2月15日,合肥某測繪公司召開專題會議,研究決定以王某違反計劃生育條例為由將其辭退,當日將辭退通知送達王某。同日,王某辦理了結婚登記手續,并于同年2月28日領取生殖保健服務證。此后,王某于2011年3月申請仲裁,后王某不服仲裁訴至法院。合肥市廬陽區人民法院判決:確認合肥某測繪公司單方解除與王某的勞動合同的行為無效,雙方勞動合同繼續履行。合肥某測繪公司提出上訴,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合肥某測繪公司的規章制度中并未將未婚先孕列為解除合同的事由,王某雖系未婚先孕,但其已達法定婚齡,生育前已領取結婚證和《生育保健服務證》,其懷孕及生育行為不違反國家相關法律規定,合肥某公司以未婚先孕違反法律法規為由辭退王某,依據不足。二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法官點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明文規定,女職工在孕期、產期、哺乳期的,用人單位不得依照該法第四十條、第四十一條的規定解除勞動合同。雖然該條款并非對解除與“三期”女職工勞動關系的絕對限制,但可以看出對“三期”女職工應行特殊保護。王某雖存在未婚先孕的行為,但其已達法定婚齡,生育前已領取結婚證和《生育保健服務證》,其懷孕及生育行為不違反國家相關法律規定,合肥某公司以未婚先孕違反法律法規為由辭退王某,不符合勞動合同法的相關規定,法院判決依法保護了女職工合法的孕期權益。

4、不發解除通知又不支付工資屬違法解除勞動合同(張某某訴合肥某軸承公司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糾紛案)

【案情簡介】1998年12月28日,合肥某軸承公司經工商登記注冊成立。在該公司工商登記成立之前,張某某即在該公司工作至2012年5月,工作期間未簽訂書面勞動合同,也未辦理社會保險。2012年6月,因該公司股權變更,法定代表人更換,該公司遂口頭通知包括張某某等人在內的部分職工解除勞動關系,但未出具解除勞動關系書面材料,亦不再安排張某某工作及支付工資。張某某遂申請仲裁及訴訟,合肥市廬陽區人民法院及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張某某已提供證據證明其與合肥某軸承公司間存在勞動關系,且雙方已形成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關系,合肥某軸承公司不得隨意解除雙方間勞動關系。2012年5月底,張某某主張合肥某軸承公司對其予以口頭辭退,雖然未能提供書面辭退證明,但結合合肥某軸承公司自該時點后即未再支付張某某任何報酬,張某某隨即提起仲裁等事實,應認定合肥某軸承公司系違法解除勞動關系。據此,法院依法判令合肥某軸承公司支付張某某違法解除勞動關系經濟賠償金62262元并補辦相應的社會保險。

【法官點評】依據法律規定,勞動關系合法存續期間,用人單位應與勞動者簽訂書面勞動合同,且勞動關系的雙方當事人解除勞動關系,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履行法律規定的程序。但當前社會中,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不簽訂勞動合同,隨意解除勞動關系的情形較為普遍,嚴重損害了處于弱勢的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本案中,合肥某軸承公司勞動用工關系不規范,違法解除與張某某間勞動關系,且不向勞動者出具解除勞動關系的書面通知,給勞動者維權帶來了一定的障礙,最終法院依據法律規定認定該公司行為違法,判令其按照經濟補償金的二倍向勞動者支付違法解除勞動關系經濟賠償金。

5、發放社保補貼不能免除用人單位辦理社保義務(郝某訴江蘇某物業公司**分公司補辦社會保險案)

【案情簡介】郝某于2011年5月進入江蘇某物業公司**分公司擔任項目經理職位,雙方簽訂目標責任狀約定年薪10萬元,而之后雙方簽訂勞動合同書約定基本工資為2000元,工作時間按標準工時工作制。工作期間,江蘇某物業公司**分公司未給原告繳納各項社會保險。2012年4月,雙方發生爭議,郝某離職并提起勞動仲裁要求用人單位補辦社會保險并支付經濟補償金、工資等。江蘇某物業公司**分公司則認為雙方口頭約定不辦理社會保險,由公司每月支付原告500元社保補貼,總計已支付5000元。合肥市蜀山區人民法院經審理后依法判決解除雙方之間勞動關系,江蘇某物業公司**分公司為郝某補辦用工期間的各項社會保險,并支付郝某未發工資、經濟補償金等。此案一審宣判后,雙方均服判息訴。

【法官點評】為勞動者辦理社會保險是用人單位應當履行的強制性義務,關系到社會公共利益和勞動者的長遠利益。而對于勞動者來說,辦理社會保險也不僅是其所享有的合法權益,同樣也是一種法定義務。因此,建立勞動關系后,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均應積極主動地參加社會保險,不能為了眼前利益而放棄了社保的長期保障。本案中用人單位以發放“社保補貼”的形式來規避其應當為勞動者繳納社會保險的用工責任,但為勞動者辦理社會保險是不可推卸之法律責任,并不能因用人單位支付了所謂“社保補貼”而免除。作為用人單位,應該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為勞動者辦理各項社會保險,承擔自己應盡的社會責任。

6、保險公司索賠記錄可以證明事實勞動關系存在(梁某訴合肥某婦科醫院事實勞動關系糾紛案)

【案情簡介】梁某在合肥某婦科醫院從事駕駛員工作,雙方未簽訂書面勞動合同,工資以現金形式發放,梁某亦未辦理社會保險。梁某駕駛合肥某婦科醫院車輛過程中曾發生交通事故,保險公司索賠材料中登記有梁某姓名。2011年5月,合肥某婦科醫院通知梁某回家待崗。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梁某就是否存在事實勞動關系申請仲裁,但未得到仲裁機關支持。合肥市包河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本案中因工資發放采用現金支付方式,梁某未辦理社會保險手續,招用記錄亦保存在用人單位處,梁某均無法提供。但梁某提供其在駕駛合肥某婦科醫院車輛過程中發生了交通事故,其向保險公司索賠的有關證據,可以證明雙方當事人之間存在事實勞動關系。原審據此判決合肥某婦科醫院支付梁某未簽訂勞動合同雙倍工資、為梁某補辦社會保險、支付經濟補償金等。合肥某婦科醫院不服提起上訴,經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組織調解,合肥某婦科醫院支付梁某工資及各項補償25500元。

【法官點評】事實勞動關系是指在沒有簽訂勞動合同的情況下,職工為用人單位提供勞動,用人單位支付相應報酬所形成的勞動關系。由于沒有正式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用人單位可能會否認與勞動者存在勞動關系,使勞動者應享有的權益得不到有效維護。在《勞動合同法》頒布實施后,勞動者維權意識日益增強,但對勞動關系成立的相關證據的舉證能力較弱。本案中,梁某因勞動者的弱勢地位未能提供工資發放記錄、招工記錄等證據,但其提供因工駕駛發生交通事故在保險公司的登記記錄,間接反映合肥某婦科醫院的用工事實,據此認定雙方存在事實勞動關系。鑒于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在地位上的差距,勞動者在工作期間,應注意對用工記錄、工資發放、加班等證據采集,避免訴訟中取證困難。

7、用人單位未為勞動者辦理醫療保險應承擔醫保責任(程某訴安徽某印務公司醫保待遇糾紛案)

【案情簡介】程某系合肥市城鎮居民。2009年9月,程某至安徽某印務公司工作。由于安徽某印務公司于2010年11月參照本單位農民工標準為程某辦理了農民工類保險,導致雙方解除勞動關系后程某無法按照本市城鎮居民標準續交包括醫療保險費在內的社會保險費用。2011年11月16日至12月1日,程某因患病住院治療,支付醫療費19993.99元,其中醫保外醫療費用634.11元。由于程某離職后至2011年11月期間無法辦理城鎮職工醫療保險的轉移和續接手續,因而喪失了享受當期職工醫保待遇的權利,自行承擔了全部醫療費。合肥市瑤海區人民法院審理認為,程某系本市城鎮居民,但安徽某印務公司僅為其辦理了農民工類保險,導致其離職后喪失了享受當期職工醫療保險待遇的權利。安徽某印務公司的行為違返了法律規定,因此判決程某在住院期間所支付的醫療費用中,本應由醫保統籌金支付的16283元由安徽某印務公司承擔。安徽某印務公司不服提出上訴,后又向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撤回上訴。

【法官點評】用人單位為勞動者辦理社會保險系法定的強制義務,更是關系民生的社會義務,因用人單位未按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遲交、少交和不交社會保險費用而導致勞動者未能享受相關的社會保險待遇的,用人單位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本案中,由于安徽某印務公司為城鎮居民辦理農民工類型保險,導致原職工程某住院期間未能享受醫療保險待遇,由此產生的應由醫保統籌基金支付的醫療費用應由安徽某印務公司負擔。勞動者依法享有社會保險和福利權利,隨著用工市場的日益健全,用人單位應積極按照相關勞動法律規定為勞動者辦理各項社會保險,進一步規范用工制度。

8、施工單位不能因工程分包否認勞動關系(干某某訴河南省某建筑工程公司安徽分公司工傷待遇案)

【案情簡介】河南省某建筑工程公司安徽分公司承接了合肥市某醫院住院部大樓工程。干某某于2011年2月22日在該工程項目部從事瓦工工作。同年3月26日,干某某在工作過程中發生事故受傷。2011年7月4日和2011年9月6日,干某某分別經合肥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認定為工傷、由合肥市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鑒定為勞動功能障礙為十級。此后,干某某申請仲裁并得到支持。河南省某建筑工程公司安徽分公司不服勞動仲裁裁決訴至法院,以該公司已將勞務工作分包給合肥某勞務公司為由,請求確認其與干某某之間不存在勞動關系。合肥市瑤海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干某某在工作中發生傷害事故,且受傷時的用人單位為河南省某建筑工程公司安徽分公司,上述事實已經生效的法律文書予以確認,對于雙方之間無勞動關系的意見不予采納。故判決由河南省某建筑工程公司安徽分公司支付干某某58579元相關工傷保險待遇。河南省某建筑工程公司安徽分公司不服提出上訴,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法官點評】當前建筑市場中存在大量的轉分包現象,而相關的建筑施工單位又多不與農民工簽訂書面合同。農民工在工作中出現工傷事故后,總包、分包及轉包單位往往互相推諉,導致如何認定工傷賠償主體成為一個難點問題。本案中,干某某在河南省某建筑工程公司安徽分公司承建的工地工作過程中受傷,勞動行政主管部門做出的工傷認定書也確認了干某某受傷時用人單位為河南省某建筑工程公司安徽分公司,故干某某向該分公司主張工傷保險待遇具有充分依據。河南省某建筑工程公司安徽分公司主張干某某是與分包單位合肥某勞務公司存在勞動關系,但提供充分證據予以證實,法院通過對分包協議的真實性及第三方公司與農民工之間是否構成勞動關系進行全面審查,依法認定不能免除建筑企業用工主體責任。

9、勞動者非本人原因到新單位工作補償年限應連續計算(沈某某訴安徽某網絡服務公司解除勞動合同糾紛案)

【案情簡介】沈某某主張其從2001年一直在安徽某網絡服務公司工作,2011年5月因該公司單方通知其解除勞動關系,沈某某申請勞動仲裁,要求該公司支付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等。勞動仲裁裁決后,安徽某網絡服務公司不服訴至法院,主張沈某某實際自2007年11月才與其簽訂勞動合同,此前沈某某工作單位實為安徽某技術服務公司,因此計算解除勞動合同經濟補償應從2007年11月起算;沈某某則認為其自2001年入職一直從事同一工作,因此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應從2001年起算。法院經審理查明,安徽某網絡服務公司、安徽某技術服務公司為從事相同業務的兩家獨立法人,沈某某2007年11月與安徽某網絡服務公司簽訂書面勞動合同,之前沈某某與安徽某網絡服務公司、安徽某技術服務公司均無書面勞動合同。該案最終經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調解,雙方自愿達成協議,安徽某網絡服務公司一次性支付沈某某3萬余元。

【法官點評】勞動者在同一工作場所、工作崗位工作,勞動合同主體由原用人單位變更為新用人單位的,按照最新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四)》第五條的規定,勞動者如非因本人原因從原用人單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單位工作,原用人單位未支付經濟補償,勞動者依照《勞動合同法》第三十八條規定與新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或者新用人單位向勞動者提出解除、終止勞動合同,在計算支付經濟補償或賠償金的工作年限時,勞動者請求把在原用人單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計算為新用人單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在依法查明事實后應予支持。

10、用人單位內部花名冊不能代替書面勞動合同(顧某訴安徽某醫藥公司未簽訂書面勞動合同雙倍工資案)

【案情簡介】2010年8月21日,顧某進入安徽某醫藥公司工作。2011年5月3日,顧某離開該公司。2011年5月,安徽某醫藥公司向顧某發函,以其已自動離職為由,要求其接函5日內前來公司辦理離職交接手續。嗣后,顧某申請勞動仲裁,請求裁決安徽某醫藥公司支付其未簽訂勞動合同期間的雙倍工資,為其辦理工作期間的社會保險等。合肥市蜀山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顧某自2010年8月21日進入安徽某醫藥公司工作,該公司應于2010年9月21日前與顧某簽訂勞動合同。安徽某醫藥公司雖提供《勞動合同書》(復印件)和《錄用人員登記備案花名冊》(原件)各一份,用以證明該公司與顧某簽訂勞動合同的事實,但《錄用人員登記備案花名冊》系其單方制作,《勞動合同書》系復印件真實性不能確認,故認定安徽某醫藥公司未與顧某簽訂書面勞動合同。判決安徽某醫藥公司支付顧某2010年9月21日至2011年5月28日期間未簽訂勞動合同第二倍工資36000元等。安徽某醫藥公司不服提起上訴,堅稱《錄用人員登記備案花名冊》可以證明已與顧某簽訂書面勞動合同。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法官點評】《勞動合同法》實施后,側重維護處于弱勢的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要求用人單位必須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否則將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根據《勞動合同法》第八十二條規定,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超過一個月但不滿一年未與勞動者訂立勞動合同的,應當向勞動者每月支付二倍工資。一些用人單位在勞動者入職時不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發生勞動爭議時又以入職登記表、勞動者信息登記表等試圖替代勞動合同,以避免承擔雙倍工資的責任。本案中,安徽某醫藥公司提供的《錄用人員登記備案花名冊》系該公司單方制作,僅用于該公司向勞動行政主管部門備案,且同時備案的《勞動合同書》卻是復印件,這兩份證據均不能證明顧某已與該公司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的事實。故安徽某醫藥公司作為用人單位,應承擔不按規定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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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彩玲 2017年畢業于廣東石油化工學院法學專業,本科法學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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