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最高院的司法解釋對醫療侵權舉證責任分配做了規定，規定醫療侵權案件由醫療機構就醫療行為與損害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本文就醫療侵權舉證倒置從醫院方、患方、法院方等6個方面進行分析：從“防御性醫療”的出現看醫療侵權舉證倒置；從醫患關系看醫療侵權舉證責任倒置；從司法解釋的基礎看醫療侵權舉證責任倒置；從司法解釋權與立法權看醫療侵權看舉證責任倒置；從法官的自由心證看醫療侵權舉證責任倒置；從醫方“舉證難”看醫療侵權舉證責任倒置。如何從根本上、制度上防范和減少糾紛是一個我們應該努力的方面，那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法應該予以摒棄。可以肯定地講，完全不發生醫療糾紛是不可能的，任何國家都做不到，既然醫療糾紛的發生不可避免，那么從制度設置上就應當著眼于化解風險、化解矛盾、理性處理糾紛。筆者認為，要想解決目前存在的非常尷尬的醫患關系，需要從規范和制度層面上來解決。綜上我們認為 “因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由醫療機構就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應取消；若認為完全取消不利于保護患者的權益可在取消的同時單列一條：“因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由提出主張的一方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應首先舉證，再由另一方當事人舉證。醫療機構應當證明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若醫療機構舉證不能，審判人員可以綜合全案情況確定責任”，我們認為醫療侵權案件這樣分配舉證責任足以起到保護患者的作用。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樣分配舉證責任也只是現行醫療體制下的權宜之計，不應作為今后民事證據法分配醫療侵權舉證責任的依據。 ? ?關鍵詞：醫療侵權 ?舉證責任倒置 ? ?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司法解釋，在第四條第（八）款中規定：“因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由醫療機構就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該司法解釋已于2002年4月1日執行。本司法解釋對實踐中迫切需要明確的有關證據問題作了規定，其中包括對醫療侵權舉證責任分配做了規定，規定醫療侵權案件由醫療機構就醫療行為與損害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亦即眾說紛紜的“舉證責任倒置”。 ? ?一、舉證責任倒置的概念 ? ?什么是舉證責任倒置？所謂舉證責任倒置是指把一般侵權案件中某些應由原告承擔的舉證責任轉移給被告一方承擔1.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一般實行“誰主張、誰舉證”2的原則。對于一項訴訟、一般都由原告提出訴訟請求，并對該請求事項的事實依據，提供證據予以證明，對證據進行當庭質證無誤后，由人民法院采信，作為判決的依據。如果原告不能用證據證明自己的訴訟請求，人民法院將不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而由于某些特殊情況，法律規定，由被告承擔主要舉證責任，對原告訴訟請求所指明的事實，用證據證明自己的“清白”，這就叫“舉證倒置”。如在我國行政訴訟案件中，規定行政機關必須對自己的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承擔舉證責任；高度危險作業（如架設高壓輸變電線路）致人損害，由加害人舉證，而不由受害人舉證；飼養動物（如養狗）致人損害的，由飼養人舉證自己沒有過錯，或者是由其舉證受害人有過錯（如故意挑逗動物，致受害人受到損害）3.通俗的講，是指患者將醫院推上被告席后，首先要由醫院證明自己的“清白”，如果醫院拿不出證據，法院將判醫院敗訴。怎樣證明自己的“清白”？一是醫院的診療行為并不必然導致患者損害結果的發生，即使患者確有損害結果，也與醫院的診療行為沒有因果關系；二是醫院的診療行為沒有違反醫療衛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診療護理規范；三是醫務人員沒有過失，包括過于自信的過失和疏忽大意的過失。 ? ?二、醫療侵權舉證責任倒置面面觀 ? ?（一）從“防御性醫療”的出現看醫療侵權舉證倒置 ? ?醫療行為是高風險行為，其搶救行為與危害行為往往合為一體。有些行為是現代醫學所無法預見和無法控制的。自從舉證倒置的法規出臺以后，在國內醫療系統引起了比較強烈的反響，醫生們感到很大的壓力4.根據中國的國情，“舉證倒置”使比較緊張的醫患矛盾更為激烈。患者會以為只要我不滿意或懷疑醫生的治療方法“我就去告你！”醫生們自然會很擔心自己遭到起訴。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出現醫生采取“防御性醫療”態度，抵御是為了自我保護。“舉證倒置”制度下，在西方醫生中已經出現過的一些表現，在中國會再現。醫生或醫院會向患者提出你要簽什么什么書，如果患者不簽字，我就不給你做治療。“防御性醫療”主要目的是醫生為防止自己被患者“告狀”，而不是像以前考慮怎么把患者的病治好5.這樣與醫生的救死扶傷的崇高原則相背離。 ? ?“防御性醫療”有兩個概念：一個是“積極性防御醫療”，就是醫生小心翼翼地為患者做各種各樣名目繁多的檢測，幾套治療方案，工作周密。即便是積極性防御醫療，也有對患者很不利的一面，盡管它看似更嚴謹、更周密、更細致。它會增加很多無謂的檢測的程序、方法、手段，從客觀上講增加了患者就醫的成本，對患者本人或患者單位（公費醫療）、對國家的醫療資源都是一種消耗和浪費。最終患者只能面對高額的結賬單，其利益并沒有受到真正的維護。 ? ?另一個是“消極防御性醫療”。 以前提倡“只要有1%的希望都要用100%的努力來爭取”，但現在為了1%的希望，醫生要承擔99%被告上法庭的風險，這種情況下，不少醫生都會選擇明哲保身，手術沒把握成功就干脆不做了。醫生在治療上將變得保守，甚至“見死不救”，這種趨勢將嚴重影響患者的切身利益！舉證倒置讓醫生首先考慮避免事故的出現，假如這個患者的病有太大的風險，我可以拒絕為他治療。一個醫生要想拒絕搶救一個病人，他可以找出很多合理性的理由，“我們醫院的醫療條件有限，技術能力不夠”諸如此類的理由，或者說——“你們趕快轉院吧”，但是在轉院的路上病人可能就會死亡。這種消極防御性醫療對患者極為不利。 ? ?一當激起醫生的負面反應之后，整個醫療行為都要有一個自我保護。在任何國家都沒有一個很好的方法來回避和糾正醫生的這一“自我保護”的心態 . ? ?（二）從醫患關系看醫療侵權舉證責任倒置 ? ?自古以來醫者被稱為“仁術”，西方醫學著名的希格拉底誓詞更明確宣稱“……余必依余之判斷，以救助病人，永不存損害妄為之念。”因此醫術和醫生的根本目的在于救治病人而不在其他，病人和醫生的關系是求助者和幫助者，醫生有沒有把握都要作嘗試。醫生的初衷是好的，但結果卻可能是無法預料的。判斷一個醫生的好壞，是看他診斷的符合率多少，手術的并發癥率多少，而不是看他是不是百分之百地不出錯。所以我們說醫療服務合同中雙方當事人的合同目的與其他合同不同，在其他合同中雙方當事人均有自己的目的和利益，而醫療合同中醫方的目的也是為病人，因此醫療合同雙方當事人的目的高度一致，這是醫患關系中的一個重要特點。 ? ?從賠償法律關系講，各種侵權案件中致害人的舉證責任是不同的，其中舉證責任較重的是環境污染案件中的排污者，無論是《民法通則》還是《環保法》在立法上對環境污染者都規定了較重的舉證責任。這是因為環境污染的制造者一般是企業，這些企業為了降低成本追求最大利潤有可能怠于對其排放的污染進行處理，從而影響人類健康和生產，影響生物的生存和發展，為此強化污染環境者的法律責任是完全必要的，其目的是杜絕企業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企求利潤。從這個意義上講在環境污染條件中其法律關系的雙方當事人的利益是對立的，因此，要求排污者承擔較重的舉證責任是應當的。但醫患關系則不同，本司法解釋在規定舉證責任倒置的八種情況中唯有對醫療侵權規定了過錯和因果關系兩個侵權要件均由醫方舉證，這種規定比環境污染都來得嚴格，這種做法表明司法解釋者對醫療侵權的責難是最重的，這種評價和心態實在難以令醫生接受。而且我認為這是對醫患關系定位的錯位，醫患關系不是對立而是協作關系，這一點從本司法解釋沒有得到體現。 ? ?從經濟賠償角度看醫患關系可以給我們更進一步的啟示。侵權行為的每個個案都具有分散損失的功能，在客觀上能夠起平衡社會利益之功效，從這一意義上講，侵權行為的賠償具有社會財富再分配的效用。如果法律向患方傾斜可以使患方從醫方得到較多的賠償，而醫方承擔更重的責任，其結果使醫療資源流向患方，這種做法的不良后果是顯而易見的。 ?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2%，而我們的醫療費僅占世界醫療費的1%，從這一數字可以想像到我們醫療資源的缺乏6.目前醫療糾紛纏身的大都是政府舉辦的非營利性醫療機構，這些醫療機構在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保健等方面為社會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他們在醫患關系中又沒有任何自身利益可言，其付出的每一分錢都是我們醫療資源中的一分子。但目前在方方面面的影響下一些法院根本不考慮社會整體利益的平衡，高額賠償判決日益攀升，患者的要求也“蒸蒸日上”。在這種潮流下法院、法律如何保持高度的清醒，準確把握侵權行為法對社會利益的平衡，在給患者充分保護的情況下兼顧巨額賠償有可能對醫療事業的負面影響確實值得我們深思。 ? ?無可否認，患者在一些醫療糾紛中的確值得同情，有些患者的傷害也的確也很深刻，醫療官司難打也是公認的事實，解決這一問題完全可以靠資料一定程度的共享及患方請求權的選擇來解決。應當看到在大量的醫療實踐中醫療損害只占極少數，渲染和炒作不能改變我國的醫療衛生事業為我國人民健康做出了巨大貢獻這一事實，不能因有醫療糾紛就將醫患關系對立起來。把巨額醫療資源判給少數醫療侵權受害者的做法實際上是損害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在司法解釋中要求醫療機構就過錯和因果關系舉證的做法有可能鼓勵患者訴訟，甚至有可能導致一些人濫用訴權，這種負面的影響不容忽視。 ? ?（三）從司法解釋的基礎看醫療侵權舉證責任倒置 ? ?根據現行法律特殊的侵權案件舉證責任倒置或適用過錯推定或適用因果關系推定，但本司法解釋要求醫院同時證明自己沒有過錯和損害后果與己無關對醫療機構過于苛刻。 ? ?本司法解釋之所以這么規定可能是根據舉證責任分配的原則之一-平衡原則來分配醫患之間舉證責任的。我們常常可以聽到這樣的觀點：醫務人員掌握專業知識、證據又在醫生手中，病員在整個醫療活動中雖然可以感覺到自己受到了傷害，但由于知識的欠缺和證據的缺乏根本無法證明這一點，可能是基于這種考慮本司法解釋在分配舉證責任時將舉證責任分配給了占“絕對優勢”的醫院，對這種做法筆者存有異議。因為舉證責任的分配平衡只是舉證責任分配的原則之一，事實上舉證責任最重要的原則在于公平！舉證責任分配不公，必然導致裁判上的不公！ ? ?毫無疑問公平是舉證責任的第一原則，其次才是平衡原則，也就是說公平這一民法理念在舉證責任分配時是應當首先考慮的因素。在公平原則的指導下患方做為原告應對醫療侵權的發生負一定限度的舉證責任，其后再發生舉證責任的轉移，而本司法解釋最大限度地免除了患方的舉證責任，對醫方太不公平。 ? ?從另一個角度講，《醫療事故處理條例》明確了患方可以復印病歷資料中的一些內容，患方完全可以用這些材料通過專家證言的形式取得證據，因此以資料的保有來加重醫方的責任是欠妥當的。 ? ?（四）從司法解釋權與立法權看醫療侵權看舉證責任倒置 ? ?還有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是本法解釋通過舉證責任的分配對實體法的影響問題。我們認為本司法解釋對醫療侵權實體法產生了實質的影響，這一做法值得商榷。 ? ?大家知道我國法律的正式解釋分為立法解釋、司法解釋和行政解釋三種。司法解釋又包括審判解釋和檢察解釋，審判解釋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審判過程中對具體應用法律所作的解釋，最高院沒有立法權。 ? ?本司法解釋規定了八種適用舉證倒置的情形，這八種情況中的六種都有法律基礎，分別是《專利法》57條第2款、《民法通則》第122條、第123條、第124條、第126條、第127條以及《環保法》第41條等，共同危險行為和醫療侵權沒有法律基礎7.在這兩種沒有法律基礎的情形下，共同危險行為有深厚法理基礎和大陸法系的淵源（《德國民法典》首先確認了共同危險行為，后為各國立法所確認），但醫療侵權舉證倒置既缺乏法律基礎又沒有法理基礎。 ? ?本司法解釋將醫療侵權規定為由醫療機構就過錯和因果關系舉證是不是最高院在實體上改變了醫療侵權的法律性質呢（即將醫療侵權由一般的侵權案件變成特殊侵權案件）？如果是這樣做的話司法機關的司法解釋行為是不是就有些立法的含義了呢？可我們知道立法權在全國人大，最高人民法院的職責是在審理案件對法律、法令的具體應用作出解釋。因此本司法解釋在這個問題上的做法值得商榷。 ? ?（五）從法官的自由心證看醫療侵權舉證責任倒置 ? ?制度的優化有一個過程，現時條件下的醫患糾紛如何使患方在公平的原則下得到較多司法救濟已成為當今醫事法學界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從世界的潮流來看在特定的情況或事件中加重醫方的舉證責任也是一個趨勢，如日本的醫療訴訟案件，在特定情況下法官適用“過失大概推定原則”，即在患方已證明侵權行為的因果關系、損害事實等構成要件的情況下，就醫方是否有過失的問題，原告若能證明依一般情況下損害的發生“非過失不致發生”則法官可以推定被告（醫方）存在過失，若醫方提不出反證，則醫方承擔敗訴的風險。 ? ?德國法上“大概的證明”理論也常在一些案件中用來減輕患方的舉證責任。所謂“大概的證明”是指以高度可能性的經驗為基礎，從某種損害事實可以推出“過失”的存在，此時若被告要推翻上述推定則必須提供相應的反證，否則推定成立。如病人術后體內遺留醫療器械，可徑行推出醫方過失的存在。 ? ?我國的法律體系與德國、日本相似，上述理論是這些國家為了減輕患方的舉證責任采取的措施，但可以肯定的講上述理論均沒有像我國這種司法解釋這樣將過失與因果關系的舉證責任都加給醫方。根據我國的司法實踐醫療侵權案件應適用什么樣的舉證責任呢？我們認為我國醫療侵權案件仍應適用一般的舉證原則誰主張誰舉證，由患方就過錯、因果關系負一般的舉證責任，但是考慮到患者沒有醫學專業知識，掌握資料也不全面等因素，法律可不要求患者的證明標準達到科學、準確的地步。醫療糾紛訴訟中患方只須大體證明其傷害是由醫方的過失造成，當患者盡到上述舉證義務后，再由醫方提出充分的反證來證明患方的損害不是由醫療行為造成、醫方不存在醫療不當；考慮到人類對醫學認識的局限性，若醫方不能證明這兩點也不應主觀認定醫方有責任，應由法官采用自由心證的原則確定訴訟結果；當然對于有些必須患方證明的證據還應該由患方舉證。 ? ?我國至今尚未建立起完整統一的醫學法律體系，調整醫患關系的多為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單位規定，其中某些條文相互沖突，導致司法審判難求法律依據，甚至造成法律盲區。另外，全國各地、各級法院的司法實踐不盡相同，執行新規定需要一定時間的探索和嘗試，不可能立竿見影。 ? ?（六）從醫方“舉證難”看醫療侵權舉證責任倒置 ? ?“舉證難”是不少法律工作者和醫學工作者的看法8.難在哪里？難在醫學科學的特殊性。由于醫學是一門極其復雜的科學，又是一個充滿變數和未知數的領域，因此，無因果關系舉證、無過錯舉證在醫方看來并不那么簡單。 ? ?1、醫學是一把“雙刃劍”，它既有可以治療疾病的一面，又有傷害人體的作用，這在社會學上叫“雙重效應”。在法律上，一般只要認為其行為目的是正當的，則不構成違法9.醫學上的“雙重效應”，是伴隨著每一項醫療行為而存在的。打針會有針眼；把藥物注入人體，是一種異物的侵入；輸血可以挽救生命，也可能引起溶血過敏等反應，或導致受血者感染傳染病；外科手術要把人體的腹腔、胸腔等打開，造成損傷。對于這些醫療行為，僅以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是否有因果關系，來認定行為人是否有過錯責任，那么幾乎所有的醫療行為均無合法的地位。 ? ?2、目前醫學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CT發明之前，神經外科大夫在診斷上是“難死人”———不同的病有著相同的癥狀，無法判斷；治療上是“急死人”———沒有特殊手段，病人常指責醫生為什么不做有效的治療；效果上是“氣死人”———診斷率低，治愈率低，效果當然不好。由于醫學的局限性和復雜性，臨床上的因果關系不總是可以一目了然的。在醫學發展過程中，誤診誤治也是難以避免的，這也正是醫學的無奈10. ? ?3、取證要患方配合，病人陳述不真實，或故意隱瞞重大病情，或不及時提供正確信息，使醫院在舉證中無計可施。有位9歲的孩子由母親帶著來看病，其母稱孩子食物中毒，醫生檢查完了，開了一些抗生素，結果治好了。一年后，其母狀告醫院一年前用抗生素致使孩子耳聾。其實這孩子是先天性耳聾，因為就診時一直是母親陳述病史，醫生從沒想到孩子是聾兒。因為孩子看的是急診，也沒有檢查聽力，因為聽力是要經過耳科檢查的，不是急診的檢查項目，舉證真是難壞了。還有的病人隱瞞特殊藥物過敏史，隱瞞出院后到其它地方的治療情況等，使醫院舉證非常困難。 ? ?綜上我們認為 “因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由醫療機構就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應取消；若認為完全取消不利于保護患者的權益可在取消的同時單列一條：“因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由提出主張的一方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應首先舉證，再由另一方當事人舉證。醫療機構應當證明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若醫療機構舉證不能，審判人員可以綜合全案情況確定責任”，我們認為醫療侵權案件這樣分配舉證責任足以起到保護患者的作用。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樣分配舉證責任也只是現行醫療體制下的權宜之計，不應作為今后民事證據法分配醫療侵權舉證責任的依據。 ? ?三、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 ? ?如何從根本上、制度上防范和減少糾紛是一個我們應該努力的方面，那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法應該予以摒棄。可以肯定地講，完全不發生醫療糾紛是不可能的，任何國家都做不到，既然醫療糾紛的發生不可避免，那么從制度設置上就應當著眼于化解風險、化解矛盾、理性處理糾紛。筆者認為，要想解決目前存在的非常尷尬的醫患關系，需要從規范和制度層面上來解決。第一，完整統一的醫學法律體系的建立。首先，《證據規定》和《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對于該舉證責任的規定仍需細化，以解決許多操作性問題，諸如“醫療行為”的時間界限、具體范圍，以及舉證責任分配要件的明確化；其次，雖然現在的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工作不再由衛生行政部門組織，改由中華醫學會組織，但是因為中華醫學會并非嚴格意義上的自治性專業團體，它與醫療糾紛當事一方的醫院還有著難以割斷的聯系，仲裁機構的中立性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一個中立的鑒定專家組織的設立迫在眉睫。第二，優良的醫療體制的建立。患者對醫方的抵抗情緒，很大程度上來源于我國醫療服務的不規范化。在加入WTO后，我們的醫療市場可能會更加開放，它會受到國際規則和慣例的沖擊。誠然，醫療行為必定伴隨著風險，但是雙方的溝通可能促使這種風險的大大降低。具體說來，醫方應當在嚴格遵守醫療規章制度的基礎上，爭取與社會各界溝通，并如實告訴患者或其家屬病情診斷和處理過程，給予對方必要的信息，而作為患者，也應當對醫護人員多一份理解與協助。醫療機構以此為契機，規范醫療行為，改進醫療服務水平。第三，完善的責任保險體制的建立。醫療侵權賠償的風險需要有分散機制。按照國際慣例，醫療事故的善后處理，主要依靠醫療保險制度。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已經于2000年推出醫療責任險，據報道，廣州市有很多醫院都與廣州人保簽訂了醫療責任保險的保險合同，這種做法值得推廣，因為完善醫療保險制度，就是在降低醫療事故的經濟風險。第四，加強醫療監督體系，發揮社會各層次的監督作用，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可以制定一部統一的醫療法，全面推進醫療行業的規范化。 ? ?注 ? 釋：作者：杜一 ? ?1、參見丁國偉：《論醫療糾紛處理中的舉證責任倒置與醫療抗辯權》，載于《法律與醫學雜志》2004年5月第11卷第2期。 ? ?2、參見《民事訴訟法》第五章第二節第64條。 ? ?3、董峻、趙建華：《舉證責任倒置對醫療糾紛訴訟的影響》，載于《醫學與哲學》，2002年7月第23卷第7期。 ? ?4、黃清華：《面對新規則，醫患怎么辦》，載于《健康報》，2002-02-26。 ? ?5、參見李自慶，劉 坤：《醫療官司驟然增多現象透視》，載于《人民法院報》2002年5月15日。 ? ?6、參見陳彬：《論醫療安全》，載于《法律與醫學雜志》2004年5月第11卷第2期。 ? ?7、參見沈曙銘：《醫療事故罪罪名界定的探討》，載于《中華醫院管理雜志》2003年3月第19卷第3期。 ? ?8、參見蔣德海：《關于〈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的實踐思考》，載《法律適用》2002年第11期。 ? ?9、參見何頌躍著：《醫療糾紛與損害賠償新釋解》，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4月第2版。 ? ?10、參見黃清華：《面對新規則醫患怎么辦》，載于《健康報》2002年2月26日第2版。 ? ?1、江偉主編，《常見醫療事故的鑒識與糾紛處理》，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版。 ? ?2、龔賽紅著，《醫療損害賠償立法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版。 ? ?3、江偉著，《民事訴訟法學原理》，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1999版。 ? ?4、王凱戎，《醫療糾紛民事訴訟的舉證責任》，中華醫院管理雜志2002年18期。 ? ?5、國務院，《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健康報，2002年4月16日。 ? ?6、周斌，醫療訴訟證據規則新論，中國醫院管理，2002年第4期。 ? ?7、張新寶：《中國侵權行為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 ?8、何頌躍著：《醫療糾紛與損害賠償新釋解》，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4月第2版。 ? ?9、沈曙銘：《醫療事故罪罪名界定的探討》，載于《中華醫院管理雜志》2003年3月第19卷。 ? ?10、黃清華：《面對新規則，醫患怎么辦》，載于《健康報》，2002-02-26。 ? ?11、黃清華：《面對新規則醫患怎么辦》，載于《健康報》2002年2月26日第2版。 ? ?12、蔣德海：《關于〈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的實踐思考》，載《法律適用》2002年第11期。 ? ?13、江偉主編，《常見醫療事故的鑒識與糾紛處理》，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版。 ? ?14、董峻、趙建華：《舉證責任倒置對醫療糾紛訴訟的影響》，載于《醫學與哲學》，2002年7月第23卷第7期。 ? ?15、陳彬：《論醫療安全》，載于《法律與醫學雜志》2004年5月第11卷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