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全國各地以房屋拆遷和居民安置為中心的城市拆遷工作如火如荼、轟轟烈烈，由此而引發的城市拆遷沖突，直追農民負擔、企業改制、下崗失業成為群眾上訪的又一大焦點。本文擬就河南省許昌市文峰廣場（現更名為文博苑）項目拆遷安置工作及筆者的依法維權、抗爭之過程，說明當官商勾結的情況下，依法拆遷是個夢，只有依法拆遷、公平補償安置,才能在拆遷工作中構建和諧社會。 進入21世紀后，全國各地黨政官員在相互交流、相互學習中逐漸悟出了“經營城市”的內涵、外延。河南省許昌市黨政領導，深刻領會了“經營城市”理念后，決定于2001年政府財政不花錢，建設幾個大型城市公共工程（路、橋及廣場），即能美化城市面貌，又能顯示黨政領導政績。當時的2001年，國務院《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正在醞釀修訂。許昌市仍在執行1998年公布的一個修改后的房屋拆遷補償標準。為了在舊城區建設大型城市公共工程（路、橋及廣場），政府財政不花錢的目的，許昌市政府學習外省市經驗，將建設項目與周邊的房地產開發捆綁在一起，這樣可以吸引開發商投資建設。由于政府不花一分錢建設公益項目工程，建設資金當然來源于開發商。于是開發商與政府的總體目標——美化經營城市是一致的。政府決策自醞釀到拍板，此時已是2001下半年。同年6月13日，國務院第305號令公布了《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該條例自2001年11月1日起施行。這部新條例與老條例相比，在拆遷安置補償方面更加尊重和保護了被拆遷人的利益。如果國務院新條例實施，拆遷貨幣補償金額將會隨行就市增加。對開發商來講，執行新條例將會增加其拆遷安置補償方面的資金支出。為達到使開發商少花錢的目的，許昌市政府與開發商協商一致，趕時間，爭速度，盡快在國務院新條例施行前發布文峰廣場拆遷公告。這樣拆遷補償安置的標準就有理由依照1998年許昌市政府制定的貨幣補償標準。由于金融行業的大力支持，開發商承擔拆遷安置補償費沒問題，但對于動員被拆遷人盡快搬遷卻比較頭痛。于是，政府和開發商各有分工：開發商有償委托政府建設行政主管機關設立的動遷服務中心，由動遷中心負責與被拆遷人打交道，開發商只負責貨幣補償。國務院《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規定，房屋拆遷管理部門不得作為拆遷人，不得接受拆遷委托。為規避此項法律規定，象全國其他地方政府一樣，許昌市建委早就設立了動遷服務中心（有些地方的中心還辦有企業法人營業執照），由動遷服務中心接受拆遷委托。由于動遷服務中心是政府建設主管部門設立的，帶有濃厚的官方背景，所以，動遷服務中心以政府名義與被拆遷人打交道工作難度會小。 2001年9月26日，許昌市政府建設項目文峰廣場拆遷公告發布后，政府就召集全市涉及拆遷區域居民所在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等負責人會議，要求層層有人抓，戶戶（被拆遷戶）有人包，對被拆遷人及其親屬做工作，施加組織壓力，盡快按照幾年前的貨幣補償標準簽訂協議，搬遷騰房。于是各被拆遷人所在單位領導出面向被拆遷人施加壓力，以停職、免職、停止工作、停發工資、下崗等手段恐嚇、要挾被拆遷人及其直系親屬。有某企業領導多年前在拆遷區內蓋了一座樓房，對其進行動遷的領導威脅要查一查他蓋此棟樓自己花了多少錢，因該企業領導不可能沒有違法違紀污點、把柄，原先還想抗爭的該領導改變主意，乖乖地在低價補償的協議書上簽了名。為鼓勵被拆遷人早簽協議，早搬遷，動遷中心對按其要求期限搬遷的居民，按被拆遷房屋每平方米獎勵50元補償款。對剩下的不多的想堅持抗爭的被拆遷人，動遷中心采取各個擊破的方法，與其單獨協商：或多計算被拆房屋幾個平方米，或提高被拆舊房折舊等級、或答應其某些小要求，或以將出動警力強行拆遷恐嚇等。總之，動遷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胡蘿卜加大棒，軟硬兼施，不擇手段，甚至采取停水、停電，砸門窗玻璃等驅趕被拆遷人屈服。按照許昌市1998年修改發布的拆遷房屋貨幣補償標準，如果被拆遷人的磚混結構房屋（一般三層以下）十成新，僅補償360元/平方米，而被拆遷人的回遷要求大多被拒絕。即使答應個別回遷，開發商賣給被拆遷人的三樓以下住宅達千余元/平方米,甚至價格更高。有些被拆遷人的臨街房用于經商，出租做店鋪，開發商拆其營業房卻按住宅房予以貨幣補償。即使在原處重新建營業房，也不答應被拆遷人產權置換營業房。由于可做店鋪的營業房與住宅房售價懸殊，各地開發商一概不同意與被拆遷人進行營業房產權置換，寧可以其他方法安撫被拆遷人。作為文峰廣場拆遷項目被拆遷人的筆者（漢族，中共黨員 ，大學文化。1976年底入伍，1986年底轉業到許昌市某機關做政府公務員。1988年考取律師資格，1993年——1995年在原河南省第三律師事務所做執業律師。2005年在公務員崗位提前退休，加盟河南天時達律師所，重新注冊執業律師），研究了國家關于城市房屋拆遷方面的法律法規后，認定許昌市的拆遷安置補償違法錯誤。實際上，幾乎全部被拆遷人都能判定許昌市文峰廣場拆遷項目的安置補償違法錯誤。但是，在動遷服務中心的軟硬兼施、威逼利誘（早簽協議早搬遷有獎勵）、分化瓦解、各個擊破下，或者感覺與背后有政府作后盾的開發商抗爭無濟于事，或者感覺抗爭的成本較高等等，無奈被迫簽了協議。在此情況下，筆者決定：為了廣大被拆遷人的合法權益，為了證明許昌市文峰廣場拆遷項目的安置補償政策違法錯誤，我必須依法抗爭、依法維權！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于是，筆者頂住動遷中心的欺詐、威逼、恐嚇等，也頂住了來自工作單位領導施加的壓力，拒絕在低價安置補償的協議書上簽字，等待政府主管機關裁決，對行政裁決不服我才能訴至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只有這樣，訴訟成本才最低。我可以通過一審、二審、再審，把官司打出許昌市，直至申訴到省高院來依法維權。即使花上幾年時間和心血也無妨！與此同時，許昌市文峰廣場項目拆遷工作遇到市區內塔灣村民的集體抵制。動遷工作人員不再積極督促，拆遷進度緩慢。 見拆遷工作幾乎陷于停頓，2003年1月，筆者執筆書寫了標題為“許昌市政府和開發商違法拆遷補償 坑害被拆遷人”的情況反映。文中講道：“被拆遷人不是不愿搬遷，是政府有關部門行政不作為，不依法辦事，為維護開發商及拆遷管理部門的不正當利益，不適時調整、提高拆遷補償標準，積極損害被拆遷人的合法權益。對政府有關部門的違法行為，現在，許昌市的部分被拆遷人仍在自發抵制、抗爭。望社會各界關注此問題，制止糾正許昌市政府有關部門違法行政、違法拆遷的錯誤做法。”該情況反映分別遞交了省委、省政府、省人大、許昌市人大及省內外新聞媒體。但后來無任何反應。許昌市政府急為開發商所急，想為開發商所想，決定選塔灣村幾個被拆遷人作典型，“殺雞儆猴”。2003年非典期間，許昌市政府違反法定程序，未經行政裁決就下達強制拆遷決定書。同年4月30日，又調集上百名警察、幾十名法院法官、上百名行政執行人員及推土機、挖掘機等機械設備，對該村幾戶被拆遷人的房屋強行拆遷。當時，市政府還出動宣傳車，高音喇叭告知被拆遷人及圍觀群眾：“被拆遷人如果對政府的決定有異議，可按法律程序，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當日的強行拆遷行動受到塔灣村民的集體抗爭。但結局是：四位村民被抓走，房屋被強拆。被抓走的村民被以阻礙執行公務分別治安拘留10余天。塔灣村被拆遷人文女士等人不服許昌市政府的違法強行拆遷行為，在自家房屋被強行推倒后，即將許昌市政府訴至許昌市中級法院。 2003年夏季，筆者周圍的被拆遷人大多已搬遷。動遷中心派人暗中停水并切斷照明線路。筆者找人將電路接通，生活用水從附近提水解決。由于筆者等幾戶住在一片狼籍的被拆遷工地，周圍垃圾遍地、氣味熏人。當時不清楚許昌市的哪個部門裁決，筆者多次向動遷中心工作人員提出要求政府裁決，得不到響應。對政府久拖不裁，筆者感覺是開發商及政府拆遷主管部門擔心裁決過早，會引起其他被拆遷人效法。見筆者要求政府裁決的態度比較堅決，開發商最后一次派其高層領導副總經理面見筆者，問筆者有什么要求盡可以提出。并許諾筆者的被拆房屋折舊程度可提高一成。這意味著筆者可以在原補償金額基礎上多領取四千多元。這位副總還告訴筆者：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這是最后一次機會。筆者明確告訴這位副總：“為了廣大被拆遷人的合法權益，為了證明許昌市文峰廣場拆遷項目的安置補償政策違法錯誤，我必須依法抗爭、依法維權！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該副總悻悻而去。見筆者軟硬不吃，無奈的開發商才將與筆者的拆遷糾紛申請行政裁決。2003年7月7日，許昌市拆遷管理辦公室派人到現場對筆者的被拆房屋進行了勘驗。并通知筆者第二天上午參加裁決前的聽證會。聽證會上，主持聽證的拆遷辦官員還拿出以前市民狀告拆遷辦，一審市民敗訴的魏都區法院判決讓筆者看，以圖動搖筆者訴至法院取得勝訴的信念。 2003年9月，許昌市拆遷辦終于下達了裁決書：依照2001年11月1日已廢止的國務院老拆遷條例及許昌市1998年修改公布的低價補償標準，對筆者的擬被拆房屋作出貨幣補償裁決。并要求筆者接裁決書后5日內騰退被拆房屋。由于具體行政行為一經作出即發生法律效力。于是，筆者接到盼望已久的不公正裁決書后，第二天就搬離了幾乎無法居住的擬被拆房屋，并將房門鑰匙交給許昌市拆遷辦。后按裁決金額領取了拆遷補償費。 2003年9月，許昌市城市建設拆遷管理辦公室起草的《許昌市城市房屋拆遷管理辦法》在《許昌日報》公布，于同年10月1日起施行。該辦法最后一條的惡“法條”是：“本辦法施行前已發布拆遷公告的拆遷項目，仍按原規定執行。”因為，它違反了國務院新條例的施行日期和建設部建住房（2001）161號《關于貫徹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的通知》精神（后面會有詳細論述）。 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河南省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第30條規定：被拆遷房屋的“貨幣補償基準價每年制定并公布一次。遇重大調整時，應當召開聽證會。”許昌市政府為了使開發商少花錢及政績、形象工程盡早開工，拒不執行省人大通過的地方性法規，拒不及時制定并公布新的貨幣補償基準價。拖至2003年10月21日，許昌市文峰廣場項目拆遷工作基本完成時，才在《許昌日報》第四版公布了市政府違反法定程序、暗箱操作的極不公平的貨幣補償基準價。其中十成新磚混結構補償價為440元/ 平方米。而當時許昌市的商品房價格已達1000余元/平方米。看到報紙公布的這一貨幣補償基準價，筆者向河南省人民政府遞交了《行政復議申請書》，請求上級政府“撤消許昌市政府發布的許昌市區各類房屋拆遷貨幣補償基準價；責令許昌市政府依法召開價格聽證會，發揚民主，征求民意，制定公布相對公平、公正的貨幣補償基準價。”不出筆者所料，該復議申請如泥牛入海。但筆者對復議行為并不后悔，因為在中國目前的國情下，我已做出了我應作的努力。 2003年11月，不服行政裁決的筆者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訴訟。由于被告主體為許昌市城市建設拆遷管理辦公室，筆者只能訴至許昌市魏都區法院。這就意味著筆者的不服裁決行政訴訟案，二審也得在許昌市中級法院審理。筆者在訴狀中訴稱：2003年8月許昌市拆遷辦依照2001年11月1日已廢止的國務院老拆遷管理條例及許昌市政府1998年公布的低價補償標準計算貨幣補償額是錯誤的，應當依照國務院新條例及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河南省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的規定進行裁決。筆者的訴狀還有這么一段話：“‘城市房屋拆遷以及城市規劃建設中存在大量嚴重腐敗現象’（建設部副部長劉志峰2003年9月18日語）。遏制此方面的腐敗蔓延，挽救即將踏進腐敗深淵的少數黨政領導干部，既需要各級政府在政治層面努力，更需要嚴格依法辦事，依法行政。不敬畏法律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不敬畏法律的官吏不是人民公仆；勾結官吏、坑國害民肥自己的商人是奸商，踐踏、玩弄法律于股掌、坑國害民肥自己的官吏就是貪官污吏。為維護本人及廣大被拆遷人的合法權益，監督被告及被告所代表的許昌市政府認真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立黨為公、執法為民，抵制腐敗，請人民法院站在司法為民的高度依法公斷。” 此篇訴狀作為范文被北京隆安律師事務所收入其網頁后，北京秦兵律師等網友建議我發動人大代表關注、監督此案及許昌市的違法拆遷事件。接到法院開庭傳票后，我將本案訴狀等材料送交給工作生活在許昌市的幾位省、市、區三級人大代表，還將材料送到市、區人大常委會負責人大代表聯絡工作的選工委，希望他們幫助轉交人大代表，請他們旁聽本案審理。有一位區人大代表會見了筆者后表示，開庭時盡量到庭旁聽。一位省、市人大代表還專門約見了筆者。聽完情況介紹，這位代表表示：我們人大代表個人監督力度有限。等到省里開會時反映一下此事。 2004年2月9日法院開庭時，人大代表沒有一人到庭旁聽。但參加旁聽的被拆遷人有近十人，開發商和動遷中心派了不少人員旁聽。庭審中，被告拆遷辦辯稱：國務院新條例于2001年6月發布后，建設部下發了建住房（2001）161號《關于貫徹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的通知》。該通知第六條做好新老條例的銜接工作指出：“《條例》規定自2001年11月1日起實施，按照法律不溯及既住的原則，2001年11月1日之前已經核發拆遷許可證的項目，原則上仍按原條例的規定執行。”許昌市文峰廣場拆遷項目開始拆遷時間是2001年9月26日，是在國務院新條例實施前，所以，該拆遷項目的貨幣補償安置應依照國務院老條例和許昌市政府老拆遷管理辦法及1998年許昌市政府公布的補償標準。筆者對被告的答辯予以了駁斥：建設部161號通知要求各地“抓緊制定和完善當地的配套法規和實施細則，特別是對《條例》中授權地方做出具體規定的內容，要在《條例》實施之前作出規定。”該通知第六條還有一句話：“對《條例》實施前已經申報，需要核發房屋拆遷許可證的建設項目，要從嚴控制，原則上要能夠在11月1日前完成拆遷補償安置工作”。被告許昌市拆遷管理辦公室對建設部文件斷章取義，故意曲解文件的完整精神——解決新《條例》發布施行之日四個多月期間的新老《條例》銜接問題。法律雖然不溯及既往，但新法施行之日生效是不爭的事實。許昌市拆遷管理辦公室于2003年8月20日下達裁決，送達筆者的時間是2003年9月5日，此后筆者的房子才拆掉。國務院新條例實施后近兩年才拆遷的房屋依據新條例處理拆遷糾紛是不容置疑的。另外，文峰廣場項目的拆遷許可證早已于2001年12月30日作廢。前幾年，在許昌市被拆遷居民中流傳這么一種說法：許昌市黨政領導早已向許昌市轄兩級法院打過招呼，凡是被拆遷人訴政府的拆遷行政訴訟案件，一起也不能讓被拆遷人勝訴。 另外，塔灣村文女士等人訴許昌市政府違法拆遷案在許昌市委托不到律師。因為在文峰廣場項目動遷工作開始前，許昌市黨政領導已通過市司法局向律師事務所打招呼：不要受理許昌市的拆遷案件！在筆者訴拆遷辦的案件審理期間，許昌市中級法院審理文女士等人訴許昌市政府的拆遷案件判決已下達：維持許昌市政府的行政行為。文女士等人不服許昌市中院一審判決，依法向河南省高級法院提起了上訴。此后不久，許昌市魏都區法院對筆者訴許昌市拆遷辦行政訴訟案也作出了一審判決：維持被告的具體行政行為。筆者不服一審判決，依法上訴至許昌市中級法院。 2004年3月，文女士等人訴許昌市政府一案，經河南省高級法院審理，作出終審判決：一、撤銷許昌市中院判決；二、確認許昌市政府2003年4月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違法；三、責令許昌市政府依據國務院2001年6月公布的新《條例》處理文女士等人的拆遷安置問題。 該判決送達當事人不久的同年5月，許昌市中級法院審委會對筆者訴許昌市拆遷辦一案研究后，作出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此時，筆者才確信：同一拆遷項目的不同原告，官司打不到省高院，行政違法裁決不可能得到司法糾正。在此期間，央視《時空連線》節目自5月13日、14日連續報道了湖南嘉和拆遷事件。嘉禾縣政府打出了“誰影響嘉禾發展一陣子，我影響他一輩子”的口號，還創造性地推出了“四包兩停”的株連政策。160名公職人員因為是被拆遷戶的親屬而受到牽連，11名公職人員因親屬是被拆遷戶而被降職、調離原工作崗位。該事件驚動中央高層。5月24日，建設部副部長劉志峰帶領中央調查組進駐嘉禾。自此，轟動全國的湖南嘉禾違法拆遷事件在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下，在全國新聞媒體的連續炮轟下，得到了制止和糾正。幾乎與此同時的2004年5月20日上午，許昌市文峰廣場項目區域一單位家屬院兩次發生強行拆遷事件。當地拆遷辦和開發商在沒有和被遷戶協商好賠償的情況下，動用警力施行強制拆遷。一位政府拆遷辦工作人員對被拆遷戶說：“這里是市重點工程，任何人不得阻撓拆遷，我們是代表市委、市政府執行拆遷的，現在院內的無關人員開始離場了。”隨后院內的人員被強行驅趕后，拆遷辦調來的兩臺挖掘機開始對沒有搬遷的兩戶實施扒房作業。事件發生時，被拆遷戶對這種強拆民房的行為極為不滿，打電話將此事反映到河南省委辦公廳和省市兩級信訪辦，有關部門答復了解后處理。無奈他們又撥打“110”進行求助。“110”民警趕到現場后，對強行拆遷行為也沒有進行制止。幾個小時后，兩幢民宅樓化為一片瓦礫。據了解，該單位家屬院內被拆遷辦和開發商視為“釘子戶”的12戶，以高于已搬遷的其他住戶的補償標準（即同意返遷，搬遷多少平方米返遷多少平方，超出部分按每平方米800元計價）也搬離了家屬院。剩下兩戶，由于沒有得到合理補償仍不愿搬遷。于是，發生了5.20的強制拆遷事件，除許昌市及省內的新聞媒體外，中央及外省市的媒體對此事件予以了報道，揭露。 2004年，塔灣村的被拆遷人由于阻攔拆遷又有四人被處治安拘留。 2004年6月初，筆者向許昌市中級法院遞交再審申請。考慮到筆者的案件是中院審委會研究后做出的判決，筆者向中院立案庭長建議：請盡快給我下達駁回申請再審通知書。該庭長答復：還是讓審委會再議議。后來，筆者不斷到中院立案庭催案。還將收集到的省高院審理的文女士等人訴許昌市政府案終審判決書作為參考依據遞交中院立案庭。見我的申訴近十個月無進展，2005年3月10日，我寫了“司法不作為 害了當事人”的材料，向許昌市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反映許昌市中院久拖不審查、不答復筆者的再審申請，請人大常委會督促許昌中院。市人大法工委副主任接待了筆者，幾天后答復筆者：要我提交一份申請再審材料，法工委批轉中院督辦。筆者明白了：筆者告許昌中院司法不作為的文字材料市人大不便于批轉，筆者申請再審的材料市人大能夠批轉。這樣的材料批轉會有多大力度？筆者懷疑。于是筆者不再找市人大法工委要求監督了。不久，筆者又到許昌中院催案時，得知許昌市中院立案庭研究后，決定對筆者拆遷案調卷審查。 2005年3月，開發商組織、雇用保安打傷了自行維權的塔灣村被拆遷人，拒絕向受害人支付醫療費，引起塔灣村民憤怒。村民為討公道將受到傷害的村民抬到開發商售樓部，一時引起圍觀眾人堵塞交通。警方以聚眾擾亂交通秩序刑事拘留五人，其中有一名女村民。后來，這五人還被游街示眾，分別被判處三年以下緩刑。通過這次事件，塔灣村民集體抵制違法拆遷的勇氣、勁頭被打壓下去。當事人申請再審，法院接待——審查——受理——立案再審無期限規定，法院久拖不立案，同樣是嚴重的司法腐敗。面對申請再審如此緩慢，筆者又找到許昌市拆遷辦工作人員談省高院糾正文女士案判決。希望拆遷辦主動糾正其錯誤裁決。該拆遷辦負責人說：“在許昌市中院終審判決（筆者訴拆遷辦案）未撤消前，我不能說拆遷裁決錯誤。” 真是急病遇到了慢先生。通過中院調卷、聽證、合議、審委會研究等程序，筆者申訴一年多后的2005年8月底，許昌市中院立案庭才給我下達“駁回申請再審通知書”。我深感受到了許昌中院立案庭的捉弄——故意拖延時間！ 此時，筆者已從許昌市公務員崗位提前退休，加盟律師所。這真是應了幾年前許昌市老百姓的傳言：在許昌市，老百姓告政府的拆遷案件，一起也贏不了！無奈的筆者只好于2005年9月初向河南省高級法院遞交再審申請書。

作為執業律師，筆者不知道本人訴許昌市拆遷辦案件何時能夠得到糾正。我相信這一遲來的公正總有一天會到來！當然，我更明白：遲來的公正就是不公正！我在想，這就是2003年4月30日許昌市政府調動大批警力、法官和其他行政執法人員對塔灣村文女士等強行拆遷時高音喇叭宣傳的：“被拆遷人如果對政府的決定有異議，可按法律程序，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幸虧筆者是法律工作者，打官司不需要花錢委托律師，選擇行政訴訟又花不多訴訟費，依法維權兩年多，屢敗屢戰，仍充滿信心。如果是其他不懂法的老百姓依法維權，與政府拆遷主管部門展開一場拆遷訴訟大戰，成本、挫折……我不敢想下去。以人為本，意在關注民生；民主法治，著眼社會公正。和諧社會，是一部中國發展的交響曲。借用2005年12月22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中的話：“中國認為，和諧世界應該是民主的世界，和睦的世界，公正的世界，包容的世界。”筆者認為：黨為新形勢下的社會樹立的科學發展觀，它的追求是一個民主的中國，和睦的中國，公正的中國，包容的中國。在這樣的一個中國里，提倡的是正義、尊重、誠信、寬容、友愛等價值觀念，而這些觀念也必須在本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語境里書寫。而和諧社會建設是一個大課題，一個關鍵就是讓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筆者是許昌市違法拆遷的受害者。類似筆者的被拆遷人越多，和諧社會的建立越遲到。
2007年1月10日，河南省高級法院立案庭對筆者的申訴案進行了聽證。2007年8月，省高院立案庭研究后下達裁定：指令許昌市中院再審。2007年10月26日，許昌市中院審監庭開庭審理了本案。庭審后，合議庭征求各方是否同意安置補償的調解，筆者表示：希望依據國務院新《條例》得到產權置換安置。被申訴人、第三人開發商都同意協商筆者回遷事宜。許昌市拆遷辦代理人說：被拆遷區域新建房屋已售完，沒有房子了。筆者表示：市區其它區域的安置房屋也可以。該代理人表示：可以，可以。法官建議我們回去協商安置事宜。

后筆者多次到拆遷辦催問，得到的答復是：開發商說暫時沒房，再等等。

2007年11月27日，筆者收到了許昌市中院的再審判決：駁回申訴，維持原判。這又是一個枉法判決。接到許昌中院的再審判決，筆者很快向省高院再次提出申訴。

續：2007年底至目前的維權過程

此后幾個月，筆者不斷催問，轉眼到了5月。看到媒體報道河南省高級法院自5月份開展大接訪活動日后，筆者參加了5月份的參訪活動。因參訪群眾太多，約有3000人，第一天沒有輪到。待第二天下午一點筆者再次參訪時，接待活動已經結束。無奈，只好等待6月份的大接訪日再去。

6月份的參訪民眾仍很多。早上8點多排隊，頭頂烈日到下午4點才坐到接待桌上，向接訪法官遞交申訴材料、陳述理由后，被告知回家等待。等待了兩個多月后，省高院行政庭法官通知參加聽證會。筆者按時參加了高院行政庭法官組織的聽證會后，等了一個多月，得到的消息是：大接訪活動后高院行政庭組織的聽證會實際上是立案庭做的工作，不妥當。我應當還向高院立案庭申訴，由立案庭審查是否立案再審。這樣，折騰了幾個月，筆者還要向高院立案庭重新遞交申訴材料（年初遞交的申訴材料下落不明）。

2008年10月，筆者再次向高院立案庭遞交申訴材料。接下來進入年底，春節前的催問沒有什么結果。轉眼過了春節，正月底，筆者開始催問本申訴案的進展。接收材料的法官答復，還沒研究，讓繼續等待。到2009年4月下旬，筆者電話聯系不上該法官了。經打聽，得知該法官到北京最高法院參加接訪了。無奈，筆者只好等待。又等了幾個月，該接待法官才從北京回來上班。再次面談后，該法官翻出筆者的申訴材料，答復：盡快研究決定。又等了個把月，得到答復，已報領導處，等待簽字。等領導簽字后，本案才進入立案審查程序。又過了幾個月，進入了2010年春節后，筆者開始催問本案，直到5月份才從高院內勤處得知：最近才會分案件到承辦法官。

2010年6月，高院通知召開聽證會。筆者及許昌市拆遷辦、開發商按時到高院參加了聽證會。聽證前，拆遷辦負責人征求筆者意見，并口頭表示回去做做開發商老板的工作，爭取讓筆者滿意。聽證會上，該負責人仍是信口雌黃，拒不承認行政裁決違法錯誤，要求高院駁回筆者的申訴。開發商代理律師與拆遷辦的立場觀點一致，雙方一唱一和，甚是氣人！

筆者根本不相信拆遷辦會為筆者的利益去做工作。

2010年7月23日，省高院下達（2010）豫法行申字第017號裁定：決定立案提審本案。

河南省高級法院行政庭依法組成合議庭審理過程中，為化解矛盾、建立和諧社會，就本案拆遷安置補償問題，主審法官對三方當事人做了不少調解工作。筆者與開發商于2010年11月就拆遷補償問題達成了協議。筆者撤回了起訴和申訴。省高院下達了（2010）豫法行提字第00008號行政裁定書，準許筆者撤回起訴和申訴。

至此，筆者長達七年的拆遷維權訴訟結案。

維權感受：

1、早知通過訴訟維權如此漫長、艱難，早知基層法院司法腐敗包庇行政腐敗，當初不會訴訟維權的，寧可采取其他方法盡量使自己少吃虧。

2、早知今日房價如此之高，當初就應當不糾纏適用新老條例（涉及拆舊補償價格），早點買房。

3、筆者的維權結局不可復制。筆者是法律工作者，無需委托律師。普通公民如果維權，成本會較大的。

4、維權七年來，筆者年齡不大、身體還好。如果年邁公民如此維權，能否看到結局很難說。

5、最高法院應當盡快規定行政訴訟案件的申訴審查立案期限，解決行政申訴難問題，惠及全國公民。

……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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