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吉林省琿春市重點保護陸生野生動物造成人身財產損害補償管理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來到醫院看望被野生東北虎傷害的農民車金霞。車金霞是首位獲得政府補償金的被野生動物傷害者。
25歲的車金霞是琿春市春化鎮五道溝村的農民,5月19日她在上山采菜時遭遇野生東北虎襲擊,其雙手及腕部六處被咬骨折,后被聞訊趕到現場的丈夫搭救。去年在這里已經有一農民為野生東北虎所傷。
與以往受傷者不同的是,車金霞不需要再去政府的各個部門為自己的意外受傷討說法。有關部門將依照新近出臺的《吉林省重點保護陸生野生動物造成人身財產損害補償辦法》及其實施細則對其進行補償,補償資金將由省、市兩級財政負擔。
由于《野生動物保護法》和《自然保護區管理條例》等法律依據不充分,對此沒有具體的補償標準和范圍,以往在處理野生動物傷害案件時,只能是從解決困難的角度給予一點補助,使群眾蒙受了一定的經濟損失。
處理野生動物傷害案件語焉不詳只是豹之一斑,國際生物科學聯合會中國委員會主席、國家瀕危物種科學委員會顧問汪松認為,中國野生動植物保護形勢已經到了非常嚴峻的地步,野保法已經嚴重陳舊,亟須制定新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法》或者《瀕危物種保護法》。
保護現狀和矛盾
吉林省人大做出在全省范圍內實行全面禁獵決定11年間,省內野生動物種類和數量均呈增長趨勢,野豬、狍子等物種的數量增長較快。
隨著野生動物種群和數量的增長,野生動物對人民群眾人身財產也造成了一定的損害,特別是近幾年野豬、東北虎、遠東豹損害群眾利益案件頻發,群眾要求補償的呼聲日益高漲。
但是與此相關的《野生動物保護法》關于野生動物致人損害的救濟制度卻存在缺失,沒有明文規定。針對此類案件的調處,吉林省最近出臺《吉林省重點保護陸生野生動物造成人身財產損害補償辦法》。由吉林省林業、財政、發改委、農業、司法、牧業、勞動和社會保障等七個部門組成了“吉林省重點保護陸生野生動物造成人身財產損害補償管理辦公室”,因保護野生動物而受到人身傷害或農作物和牲畜等財產損害的人員將有專門的機構進行受理和補償。
1978年以來,我國有關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政策法規體系開始逐漸形成。先后加入了《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國際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等,制定了《野生動物保護法》、《自然保護區條例》等系列法律法規。
但自然保護和野生物種保護的相關法律法規正在具體實踐中遭遇諸多現實挑戰,存在許多規范的空白地帶。而給各地相關主管部門帶來自由裁量空間的同時,也給自然和野生生物保護帶來弊端。比如一些野生動物繁殖中心,往往沒有為動物的野外保護發揮實質性的作用,失去了作為瀕危物種保護機構而建立的目的,成為商業性生產基地。從保護變成了野生動物消耗和利用的部門,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對野生動物需求的市場,實際上對野外的種群帶來了更大的被偷獵壓力。而一些風景區和森林公園則強調旅游開發,忽視對生物多樣性的保護。
目前盡管被保護地土地面積越來越大,但由于管理薄弱和經費短缺,導致保護地生物多樣性的喪失還在繼續。
汪松認為,中國物種糟糕的狀況,從法律層面的原因來看,一方面相關政策和法規陳舊滯后,執行不理想;另一方面,這些法規還停留在保護體系內部,完全沒有和經濟發展開放部門的政策和規劃結合在一起,因此保護還只是保護部門的工作,經濟開放部門遠沒有被發動起來,將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需要納入到其部門的管理和發展規劃之中。這是導致許多保護工作成效低的原因。
隨著野生物種保護力度的加大,需要從法律層面解決的另一個矛盾是:越窮保護責任越大。自然保護區具有利他性,它的發展對社會的貢獻遠遠大于其對當地社區的貢獻。但依照我國目前的體制,這種對全國都有重大影響的保護自然保護區的工作,并沒有納入到中央的保護體系,而是交由地方。#p#分頁標題#e#
比如三江源保護的是整個長江流域、黃河流域,尤其長江流域是我國經濟特別發達的地區,但它的保護責任卻在青海、西藏這些經濟不發達的地方。
福建漳州紅樹林保護區,國家林業局、很多專家都希望他們能申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但當地政府不同意申報。因為紅樹林生長的地方都是泥質灘涂,這是發展養殖業最好的地方,一畝這樣的灘涂養蝦可以收入一萬元,而變成自然保護區后,不但一分錢沒有,每年還要貼錢去進行人力物力的管理。
因此,應該是誰保護誰受益,而不能夠誰保護誰受窮。
野生動物保護法先天不足
74歲的汪松是《野生動物保護法》的制定者之一。
1987年,《野生動物保護法》正在制定中,汪松受林業部委托,參與了該法的制定,國家重點保護動物名錄就是他在友誼賓館擬就的。
在今天,重新審視這部《野生動物保護法》,汪松認為,該法更多意義上是一部《珍貴、瀕危野生動物保護法》。從直接目的來看,保護范圍過窄。全部條文,從野生動物“分級”、“自然保護區”、“獵捕、捕撈”、“馴養、繁殖”、“出售、運輸、攜帶”、“進口、出口”等等所作的詳細規定都是圍繞“珍貴瀕危”、“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展開。
汪松說,當年制定這一法律時,國內還沒有清楚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概念,強調保護的是大熊貓、老虎等漂亮可愛顯眼的國寶級珍稀動物。他當時就提出,《野生動物保護法》中也要有對昆蟲等其他動物的保護,但當時這一意見未占主導地位,只是點綴性地提到了虎鳳蝶等幾種軟體動物的保護。當時,他特意把一些昆蟲、蝴蝶、貝類動物列入了名錄,當時他的想法就是,野生動物保護法除了老虎、熊貓之類,別忘了低等的動物。
對于普通野生動物的保護,該法第18條規定:“獵捕非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的,必須取得狩獵證,并且服從獵捕量限額管理。持槍獵捕的,必須取得縣、市公安機關核發的持槍證。”第27條規定:“經營利用野生動物或者其產品的,應當繳納野生動物資源保護管理費。收費標準和辦法由國務院野生動物行政主管部門會同財政、物價部門制定,報國務院批準后施行。”也就是說,對普通野生動物的保護,該法強調的是行政許可和收費。
而對那些大量的尚未發現有利用價值或不起眼的小動物,該法根本未予保護。
《野生動物保護法》同時被指包含了弱化可持續性思想,更強調當代人對野生動物資源的合理利用,不符合當前亟須的全面保護需要。國家環保總局曹明德認為,從價值理念視之,該法強調野生動物的“資源性”,這種“資源性”實質是一種“社會經濟價值論”,是“傳統人類中心主義”的體現,它的潛在思想是“為了利用而保護”,“保護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利用”。在此觀念主導下,很多未列入國家、地方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上的野生動物,越來越多地成為珍貴、瀕危物種。這已成為許多環保人士、動物權利論者對《野生動物保護法》進行指責并要求進行重大修改的主要原因之一。
藏羚羊絨披肩一條賣出上萬英鎊,導致這種曾擁有數百萬只種群規模、生命力極強、遠離人類的高原動物,幾十年間就瀕臨滅絕了。2006年,中國海關查獲的走私野生動物中,就有10噸以上的穿山甲,300件以上的虎制品。對于一些門類來講呈現了更嚴重的趨勢,包括爬行類、兩棲類、魚類、鳥類,大量的蛇類和龜類成為中國人餐桌上的野味和補品。
在汪松看來,中國人“吃什么補什么”的進補理念和采用野生動物入藥的中醫傳統是導致動物瀕臨滅絕的一大禍害。
誰來保護生境的喪失?#p#分頁標題#e#
在世界很多城市,隨時可以看到很多松鼠在林間路邊跳來跳去,可中國的城市里已經很難見到了。生命的歷史表明,地球上曾經有6次大的絕滅速率很高的滅絕事件。目前的滅絕速度是正常速度的1000倍,比形成速度快100萬倍。
汪松說:“每一種動植物都有它存在于自然界的生態地位和生態功能。比如不在我們動物保護法保護范圍的松鼠,恰恰是生態系統中一個關鍵種,可以為很多植物播種。有人把松鼠大量出口,但法律卻管不了。又比如生活在我國西南巖洞中的果蝠,也是生態系統中重要的傳媒動物,但是,對于這些山洞不恰當的開發,使它們再也無法繁殖。經濟的快速發展,常常使人們忽視和剝奪了一些‘不起眼’生物的生存空間。”
據中國科學院解焱博士介紹,生境喪失的原因包括森林砍伐、農業開墾、水和空氣污染等等,導致適宜于野生動物棲息場所面積大大縮減,從而直接導致物種地區性滅絕或者數量急劇下降。生境的喪失導致野生動植物大塊連續的棲息地,被分割成多個片斷,這種片斷化導致了以下的情況:不僅導致邊緣區生境的退化,還大大增加對生境內部地區的侵擾。野生動物無法正常遷徙交流。
保護野生動物最根本的措施是保護其生境。中國野生生物的最大威脅是棲息地衰退、喪失,開發利用直接喪失,恰恰最主要的是生境的喪失。但中國有關生境保護的法律卻停留在保護體系內部,沒能和經濟發展開發部門的政策和規劃完整結合起來,無法有效保護生境。
汪松認為,目前,大的工程和開發項目是生境的一大破壞者,比如云南幾年前上馬的2500萬畝桉樹項目。云南是我國生態物種非常豐富的省份,但是當地為發展經濟,卻可能給整個云南的生態帶來顛覆性的破壞。在一些地方政府,往往經濟和發展第一,修大壩、開大礦,上大開發項目,環評往往是形式,導致生境無法得到有效保護。
專家呼吁制定生物多樣性保護法
已經退休的汪松對有關物種生態保護的法律依舊關注。汪松從事生物多樣性研究20余年,并組織籌建了當時的國務院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生物多樣性工作組。汪松認為,《野生動物保護法》等法規陳舊,無法再適應當前的全面保護需要,應該制定新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法》或者《瀕危生物保護法》。擴大保護的物種和領域,對整個生態系統進行全面保護。
很早以前,許多國家和國際組織就確立了“保護地球上的各類野生動物,以便更有效地保護自然生態的完整性和確保地球上生物多樣性”的原則。中國是《世界生物多樣性保護公約》的6個發起國之一。1992年,汪松在里約熱內盧見證了李鵬總理簽約。
汪松說,生物多樣性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由于種種原因,地球物種滅絕造成的生物多樣性減少正愈演愈烈。英國里茲大學的研究人員對覆蓋地球陸地上1/5的1103種物種進行分析所得出的結論,到2050年,全球陸地動植物將有1/4會滅絕,最壞的情況是將有1/3到1/2面臨滅絕。因此,必須徹底摒棄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思想,承認人是自然界的一個組成部分和生命共同體的一個普通公民,承認動植物等非人類存在物的自身價值和內在價值。人類必須尊重其他物種生存和存在的權利,并以此為指導進行環境資源立法,在尊重自然規律、生態規律的前提下,制定或“發現”環境資源法律。
汪松說,為了保護人類與所有生物的共有家園,讓我們自己生活得更為幸福和富有詩意,保護生物多樣性就不應當是一句口號,而應當是具體的行動。(記者 歐陽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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