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是中國彩票史上一個特殊的年份。

　　首先是彩票大獎頻破紀錄。11月27日，甘肅省嘉峪關一位彩民以20倍投注的方式中得億元大獎，創下我國彩票有史以來的最高紀錄。此前，還有5000萬元、6500萬元大獎，一次次刷新彩票史獎金的最高紀錄。

　　其次，是2007年爆發的幾件彩票案都達到了千萬級別，4月，河北邯鄲農行員工從金庫提取4535萬投注，導致該地區彩票銷售額創下歷史紀錄。11月，遼寧鞍山福彩投注站經營者趙立群，利用系統設計漏洞，虛假冒領了2800萬——這些數字讓彩票的反對者們找到了有力的證據，來證明彩票的負面性。

　　在歐美國家，常常能在大眾傳媒上看見億萬美元大獎得主的照片，他們咧著嘴笑的樣子，讓中大彩這件事情變得很陽光。

　　但在中國，卻是另一種獨特風景——中大獎者永遠神秘莫測。甘肅億元大獎的獲獎人，先是密不現身，終于有人來領走大獎時，又是神龍見首不見尾，回避了所有媒體的采訪。由此，公眾不可避免地會浮現出種種猜想和質疑。

　　在彩票連爆驚人大獎的同時，公眾必然會要求有更透明的制度和更權威的立法手段，來維護彩票業的公信力。所以，在每一輪彩票風波之后，民間都會產生強烈的彩票立法訴求。

　　2007年，是中國彩票20年。這一世界級產業，在中國走到了一個節點。年底，首部《彩票管理條例》已提上國務院議事日程，并有望于2008年出臺。

　　20年“無法可依”的彩票業，在2007年底看到了曙光。

　　神秘億元中獎人

　　-特約記者/于文杰

　　媒體描述這位億元中獎者的是神秘、神話、閃電等字眼兒，一篇篇沒有主角的報道，引來公眾的猜想和質疑

　　自2007年11月27日開始，幾乎全國媒體的目光，全部集中在甘肅一位中得“億元大獎”的彩民身上。現在，只要在“百度”上搜索“甘肅億元大獎”，立刻就會顯現相關網頁約116,000篇，足見公眾對于此事的關注度。

　　被“支開”的記者

　　中獎數額巨大已經是吸引傳媒的焦點，而之后等待兌獎者的過程又顯得很漫長，于是，億元巨獎的神秘感，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在無限放大。媒體隨之而來的追逐報道中獎者便在情理之中。然而在記者們的圍追堵截下，中獎者卻能“閃電”一樣來，又毫無蹤跡地離去，從容辦理了所有兌獎手續。讓所有記者只有拿著甘肅省福彩中心提供的“新聞通稿”回去交差。

　　12月4日，甘肅省蘭州市的各大報紙都以頭版的位置，重頭報道了“新聞通稿”中提供的兌獎過程。而通過網絡，各地媒體都不惜版面予以刊發。 期間，“神秘”、“神話”、“閃電”等字樣不厭其煩地伴隨著這次億元巨獎。但是，對媒體而言，沒有主角的報道顯然是無力和蒼白的。

　　《南方都市報》記者使用了一個比較中性的詞“支開”，描述了當時的情景：“盡管甘肅省福彩中心在昨日下午下班前一直信誓旦旦地稱，中獎者還沒兌獎，但后來到晚上6時42分，突然對在甘肅采訪的全國各地媒體宣布，中獎者已于當日中午兌獎。而這正是甘肅省福彩中心請所有在場記者吃餃子的時間。一頓餃子支開所有記者，所有守候記者都沒有見到中獎者。”

　　而《信息時報》則說：“甘肅省福彩中心成功地上演了一出‘瞞天過海’之計。”

　　神秘的“綠色通道”

　　當天上午，記者再次來到甘肅省福彩中心，其宣傳部部長楊興剛透漏，就在記者來之前，中心已再次開了會，嚴肅了有關紀律，“目前可以提供給你們的，只有‘新聞通稿’。”

　　“新聞通稿”做了如下表述：#p#分頁標題#e#

　　“為了保護中獎彩民的隱私，省福彩中心專門為大獎得主開辟了‘綠色通道’。在最短的時間內迅速辦理完所有手續。”

　　“與之前大家想象的不同，來自嘉峪關的這位彩民面對突然‘飛來’的1.13億元巨獎非常坦然，面對工作人員的提問也毫無掩飾之意，還不時與陪他來兌獎的朋友說笑兩句??‘開獎當晚我什么都不知道,第二天看報紙，我才知道自己中了獎，那幾天簡直太興奮了，睡不好覺也吃不下飯，不過這兩天相對平靜下來了，哈哈。’‘以后，我還會繼續購買福利彩票，也不會大額購買，仍以平常心購買。’”

　　“在談到如何支配這一筆巨額獎金時，他非常肯定地回答：‘我不會把這筆錢全放在銀行里等吃利息的，我要用這些錢去投資實業，具體什么項目還沒想好，可能會入主企業啊什么的，也是想為咱甘肅的發展做一點微薄貢獻。’”

　　“同時，他決定捐出100萬元，為甘肅的社會福利事業獻一份愛心，回報社會。工作人員注意到，這些捐款既照顧了甘肅省少數民族地區的福利事業，同時也涵蓋了最為貧困的地區。”

　　種種疑問讓網民們對巨獎的真實性產生了種種質疑，比如彩票開獎應該進行現場直播而不是錄播；彩票銷售結束后應該立即開獎，而不應該再間隔幾個小時。甚至有不少網友認為這個巨獎“有可能是作弊”。

　　此前國內出現的幾起上千萬級別的彩票作假案，讓公眾對于彩票業的公信力仍心有余悸。

??? 劉亮中獎后的命運
　　-本刊記者/楊東曉

　　在北京，錯失500萬的汪亮解說“彩票不是個好東西，它讓人有投機的心理”。而在寶馬案中通過法律維護了自己權益的劉亮看來，中彩帶來的不是命運的轉折，而是挫折

　　劉亮非常驚訝地問記者：“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我一個月換一個手機號，你是怎么找的？”

　　這樣頻繁地換號，他自己都煩了，但事出無奈也只好如此折騰：“現在還是有人亂打電話，經常騷擾。”劉亮說。

　　劉亮命運的改變，就在他17歲時憤怒登上廣告牌時，就已經注定了。

　　一怒登高洗清了自己的名節，在繁瑣的討價還價之后，劉亮賣了寶馬，這也是當時最優的解決方案。但是賣車過程卻因基層權勢者從中作梗，把報價100萬的買主嚇跑了。盡管劉亮從未說過車子賣了多少錢，但是各媒體還是了解了車款的去處——全被借光。三年后劉亮承認錢已經還回，但是買了房子以后，又變得沒錢了。

　　不僅沒錢了，還沒了工作，而且連他的父親劉耀利也因為這個“彩”丟了工作。

　　一系列挫折從三年前就開始了。車款一入賬，就有媒體報道：這個一心想當邊防軍的小伙子，在被借光了錢身無分文后，心理出現了障礙，躲進了深山老林。而他的家人解釋是：他是進山里走趟親威。

　　很快，這位17歲的西北大男孩，就被發掘出商業價值，2004年7月，浙江吉奧汽車公司宣布聘任劉亮為吉奧汽車的形象代言人。從這時起，他的生活似乎開始比同鄉的年輕人更為充實和豐富多彩。他想當深度報道的記者，他交了一大群記者朋友，他有了切中實際的想法，并且有理由達到理想，他不再是一個被大獎砸得暈頭轉向的人了。

　　2007年9月21日，劉亮穿著公司制服外出時，被一男一女“截獲”。此后的報道出現分歧，一種聲音是說他禁不起色誘被騙走財物，他自己力辯是被劫走了現金和手機。無論是怎么原因，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更多的評論認為他還是個一夜暴富的小子，自身素質不過硬，以致于陷入色誘的圈套。

　　2007年，剛從西安工程大學商務管理專業本科畢業的劉亮，開始在社會上找工作，出乎他意料的是，各公司都以同一個理由拒絕了它——安全。“為了你的安全。你是名人，萬一出了什么事，我們負不了責任”——三年前，劉亮的父親失去工作時，單位也是這個理由。#p#分頁標題#e#

　　“以前我當保安一個月還掙幾百塊錢，我爸也有工資，現在都沒工作了。誰也不想坐吃山空啊。再說這幾個錢又能吃到哪天呢？而且買了房子后，也就沒錢了。”在劉亮眼里，其實，“現在過得還不如以前”。

　　畢業后的這半年，被以“安全”為由一次次拒絕后，他也曾經找到過兩個工作。

　　第一個是在建材裝修公司，但這個工作他只做了三天就辭了。他覺得這是一份消磨時光的工作，很無聊。

　　劉亮很喜歡在汽修廠上班，這是他畢業后的第二份工作。一上班，劉亮就開始接待客戶，同事們都熱情地向客戶介紹：“這位是劉亮，就是寶馬假票案的那位”。客戶都很高興認識他，所有的好奇心都與寶馬車或錢分不開。“我自己想忘了這件事(中彩)，我希望我生活中沒有發生過這件事，可是別人總是還要問這問那。”因為這個原因，劉亮又是只堅持了三天，辭職了。

　　從那以后，劉亮至今還沒有找到過工作，他說也不急著找了，想琢磨一下自己究竟可以做什么。

　　在西安，劉亮走到哪里都會被人認出，至今，人們還是關心他的寶馬車和錢的去向。

　　“我想離開西安，現在別說幾十萬了，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多了，為什么他們還對我這么好奇？”劉亮最怕人家認為他是炒作，“我躲還來不及，為了找工作，我曾經想過改名，可是這張臉改不了。就算改了名，一填表，我家地址也改不了。”

　　在回答“為什么不能堅持下去，‘習慣’社會上的關注”這個問題時，劉亮說：“可能是脾氣大了，不想受人管制，人家一發脾氣我就走。”

　　他是學商務管理的，“上了兩年本科花了6、7萬，也不能找不著工作就算了”。2007年11月8日，一年一度的記者節這一天，劉亮給幫助過他的各地記者發了問候的短信，“一方面過節了，他們都幫過我，這是出自真心地問候。二來我是學這個專業的，這也是公關維護。”

　　“到年底再找不到工作，明年就不找了，我想自己做份事業。”但是他還沒想好做什么，“也許先在朋友家里的農場里養上幾十個豬，以后成為西安的最大的豬廠！這樣多好！名氣又出去了，咱本來就是農民，怕什么？”

　　天天上網的劉亮，在豬肉市場特殊的年份也看好了這一行情。
　中國彩票業用20年的時間，走到了瓶頸，現在人們不知道該把它移植到更大的空間去，還是該進一步壓縮它的體積

　　人們喜歡用“偷生”、“私生”等詞匯，來講述彩票在1987年誕生的歷史，以強調它出生的曖昧。

　　1984年民政部長崔乃夫，面對拮據的財政狀況而四處化緣，一名海外華人向他提出了“賽馬，高級酒店增加附加稅，搞彩票”三招，這三招基本上就是香港經驗。中國政府一貫禁止賭博，而博彩聽上去與賭博何其相似。于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詞匯“有獎募捐”應運而生。

　　如同80年代的許多中國特色一樣，許多外國人在聽到這個詞匯時都表示“不明白”，他們不明白既然是慈善活動，為什么又要“有獎”。

　　1987年7月27日，在河北省石家莊市工人文化宮，新中國第一批8000萬面值1元的“中國社會福利有獎募捐券”正式開始銷售，石家莊市副市長孫永生成為新中國第一彩民，在作為領導的他講話完畢后，為了顯示帶頭作用，他走下臺去，在記者的包圍下，第一個買了10張獎券。遺憾的是，他未能重視這些獎券的意義，下午回家后，他順手把獎券當玩具給了外甥，后來開獎時，這位新中國第一彩民甚至不知道自己中獎了沒有。

　　“博一博，單車變摩托”

　　中國彩票業開始的那幾年被稱為實驗階段，彩票能夠在中國生存下去有好幾重原因，其中之一是它更強調“奉獻”、“愛國”等理念，“中獎是運氣，不中獎也是為國家做貢獻”這種樸素理念打動了保守的官員和普通老百姓的心。#p#分頁標題#e#

　　彩票能夠順利成長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它意外的娛樂性。許多人仍然能夠清晰地記得當初買彩的“盛況”，歌舞喧天、人頭涌動、明星助陣、官員押場，電視臺還有開幕式以及搖獎等錄播，就像是新時代的廟會。

　　最開始的開獎辦法設計笨拙，預期銷售多少元的獎券后，公開搖獎，獎品不是現金，而是人民群眾心中的貴重商品，比如頭獎往往是一輛小汽車，二等獎是摩托車，三等獎是電視機等等。為了吸引彩民，賣方往往在百貨公司門口搭建高臺，將這些禮品高高地陳列上去。往來市民看著獎品心熱，就會去買上一兩張。關于博彩的順口溜響徹大江南北，比如“博一博，單車變摩托”。

　　福利獎券的發行往往不固定，由各地報批項目，比如洪澇災害、籌辦亞運會、修長城等，都可能成為發行福利獎券的原因。而各地經營能力不一，如果遇到彩票銷售速度不如預期那么快，常常出現開獎時間延后的情況，有時候也難免虧損。于是很快就出現了即開型彩票。

　　國家正式的彩票發行很快引來模仿者，許多人根本沒有意識到彩票的國家壟斷性，自己悄悄搞起私彩。同時，社會上還在流行有獎銷售，許多商廈推出按照顧客買賣金額附贈的贈券，并且也定期開獎，著名的健力寶大獎也在這時候誕生，并迅速衍生出一種流行的公交詐騙方式，電影《瘋狂的石頭》里的可口可樂詐騙只是這種詐騙的翻版。后來國家工商總局下令禁止各種巨額有獎銷售，并在《反不正當競爭法》里做了詳細的規定。

　　從一家經營到兩家經營

　　在世界彩票發展史上，早期的彩票通常是為了大型項目開發、籌集教育資金等原因而發行，除了慈善事業外，還有各種名目，甚至個人破產也可以通過發行彩票來募捐。然而，在中國，迄今為止，彩票的發行和資金使用仍然限定在一個非常窄的領域，其原因從彩票誕生時候就已經形成規定，并很難修改。

　　1987年2月5日，一份中央文件明確指出“除民政部門開展社會福利有獎募捐活動外，其他單位和個人一律不準搞類似有獎募捐活動”。也就是說，中國彩票業實際上成了民政部的專利。

　　多年以來，教育部和國家環保總局企圖嘗試突破這個限制，迄今為止仍然未能成功。而體育總局卻成功地成為了中國第二彩票發行者，細數下來，北京亞運會功不可沒。80年代末期，北京籌辦亞運會時，資金相當匱乏，那一屆亞運會的公眾籌款卻做得相當成功，1988年，“第十一屆亞洲運動會集資獎券”掀起了一股買彩熱，嘗到甜頭之后，民運會、城運會、農運會、東亞運動會獎券一波接一波地發行，雖然屬于“一事一批”，但在巨大的“國家體育”概念下，體育彩票的發行相對順利。1994年國務院批準成立中國體育彩票管理中心，至此，中國有了兩家彩票發行機構。

　　在幾年的試驗期過后，中國的彩票名于1993年更名為“中國福利獎券”，1995年終于正式定名為“中國福利彩票”，其管理和游戲規則逐步固定下來，其監管權力先由人民銀行負責，后于1999年交給國家財政部。

　　在今天，人們很難區分體彩與福彩的差別，除了少數的彩票，比如足球彩票以外，這兩家彩票發行機構開發的許多彩票品種都非常類似，其機構設置也同樣類似。在激烈的競爭中，他們常常在同一時期推出極其類似的產品，比如福彩的雙色球與體彩的大樂透。

　　大獎時代的博彩心態

　　從1987年到1999年，中國彩票總共銷售了500億元，其獎品從最初的汽車摩托到90年代流行的兩室一廳，到取消實物獎勵，改為統一現金兌獎。幾經變換，彩票發行方式也從原始的廣場型抽獎到1995年開始嘗試的電腦售獎。

　　但是，在步入新世紀后，利用因特網和電視技術，彩票業突然發生了一個新的飛躍，年銷售額躍入百萬級別。在2001年前后，福彩在全國推廣了電視搖獎的“風采”系列，“500萬”成了一個富有魅力的數字，而電視搖獎使得這種大獎開出方式獲得了極高的認同度。忽如一夜春風來，各種彩票分析軟件充斥著網絡，各地的都市報突然多了一塊“彩票版”，各種大大小小的半仙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他們有的開公司，領導大家“合作購獎”；有的出現在馬路邊，以2塊錢的價格向你推薦據說“肯定能中”的號碼組合。同時，各投注站和報紙紛紛推出自己的“彩票走勢圖”，福彩與體彩被譽為“百萬富翁流水線”，每一次獎池中開出上千萬的巨獎，都能帶動一次購獎熱潮。#p#分頁標題#e#

　　如果你每天坐一次飛機，按照概率論的計算，你有1/300萬的可能，也就是飛上8200年才能遇到一次飛行事故。如果你睡覺時不小心從床上摔下來，你有1/900萬的概率不幸因此去世。而如果你買了中國體彩大樂透彩票，你中大獎的概率是接近1/3000萬。這個數字不是電視里搖出來的，也不是大仙們預測出來的，而是北京大學數學系根據游戲設計者的要求算出來的。因此，博彩被稱為小概率事件，它的概率之小，足以讓河北邯鄲農行職員任曉峰從銀行金庫里偷出5100萬還未能中獎。許多人未能分清彩票的概率與品種，而現實中，彩票經營和銷售者常常混淆它們中間的區別。

　　王薛紅博士說，博彩按照概率，可以大致分為幾類，其中一類像傳統的擲色子，其概率在幾類博彩中相對來說可稱為較高概率了，甚至賭場的輪盤賭，都屬于較高的概率。而次之的像體育彩票一類，其中獎率雖然小，但智力在其中可以影響中獎率的變化。從數學的觀點上講，它的中獎概率要高于樂透型彩票。2001年12月10日，中國足球彩票完美詮釋了中國球迷的智力水準，那一期的足彩一共開出了30萬個一等獎，平均每人中獎金額被分薄至3599元，而這種事情，在大樂透中是永遠不可能發生的。

　　而最后的一種由搖獎機開出來的大獎，則是完全不可預測的，任何針對此類博彩游戲的預測，王薛紅教授認為“都是荒謬和不可信的，以大博大絕對不是彩票適用的模式。”

　　兩頭堵塞的瓶子

　　今天的中國彩票業，被北京大學中國公益彩票事業研究所所長沈明明比喻為瓶子，這個瓶子的進口和出口都不甚暢通。他所指的進口指進入這一行業的渠道，而出口則指彩票所籌集資金的去向未能透明及時地告知公眾，這兩頭堵塞，進出不自然的狀況，引發了中國彩票業的許多問題，比如《彩票法》的修訂10年未能取得進展，比如這一行業迄今未有行業規范，又比如彩票籌集資金被截留和挪用的問題，這些問題哪怕要解決一小步都甚為困難，因為這牽涉到了既得利益的分配。

　　今天，進入彩票經營的路仍然很窄，在體育總局之后，再也沒有一個部門獲得這樣的機會。通過和現有的彩票發行商合作，一些外國的博彩企業也試圖來分一杯羹，2007年7月《金融時報》報道說美國最大的游戲公司國際游戲科技公司宣布投資1.03億美元收購華彩控股11.8%的股份。國際資金的注入，主要是奔一些國內尚未開發或者開發不完全的博彩項目而去，而在是否開放這些項目上，中國同樣有相當一批人持反對意見，比如上海師范大學金融學院彩票研究中心的李剛博士，他認為這實際上一步步導致賭博合法化，并給了私彩更大的空間。而關鍵的阻力還來自中國政府，“他們20年來一直在遲疑是否要做大這個產業。”王薛紅說。11月中國政府剛剛下令嚴厲整治網絡博彩，無疑，這是一個嚴厲的信號。
　同樣是彩民，一些人享受著數字樂趣，一些人絕望于孤注一擲

　　北京萬泉莊一家彩票投注點，十幾個人排成4米長的縱隊，等待買彩。梁敏排在第六位，等了10分鐘后，她花了11元，雙色球、七星彩、超級大樂透各投了一注。

　　梁敏是北京某高校在讀碩士，她本身并不是彩民，每次都是代遠在英國讀書的男友田佳男投注的。自從田佳男今年初返回英國，梁敏就做起了幾乎期期投注的“彩民”。投注的號碼保持不變，是根據二人的生日產生的。

　　“他買彩票有五六年了，經常看趨勢圖，也會和朋友交流彩票的事，很符合彩民的標準。”梁敏說。

　　彩票誕生20年來，我國已有近1億彩民。世界范圍內，彩票文化的一個的趨勢是，精英文化明確反對博彩，民間文化則多持肯定態度。

　　“我們注意到彩民是這樣一個群體，真正特別有錢的人不會去買彩票，而真正掏錢去買的是一些低收入家庭的群體”。北京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彩票研究所所長沈明明教授說。#p#分頁標題#e#

　　技術彩民的數字樂趣

　　田佳男在2001年買了人生的第一張彩票，那次中了10元錢。當時他主要玩全國聯網的足彩和29選7、23選5三種游戲。

　　“我從1994年就開始看足球比賽，每天體育新聞是必看的，酷愛意甲、英超，也算老球迷了，因為這個接觸了足彩。2003年初，我就經常買彩票成為彩民了，并漸漸影響身邊的朋友。”田佳男說。

　　初期他基本是機選彩票，或者用生日號以及自己認為的幸運號投注，后來通過研究彩票走勢圖尋找中獎號碼的規律，逐漸演變成技術型彩民。

　　他喜歡投注數字范圍小、可以分析趨勢的彩票游戲，福彩的3D和體彩的排列三就屬于這類，游戲規則是在000～999的數字中投注1個三位數即可。

　　當他發現某個數字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沒有出現在中獎號碼中，就會在三個位置的其中一個上鎖定該數字，然后買下這種情況下所有可能的排列。這樣需要的投注額會比較大，田佳男往往選擇和朋友一起合作購買，如果中獎大家一起分紅。

　　有時他們還分析這個數字未出現的歷史最大值，即持續多少期沒有出現過了，以及應該出現的平均概率。當他們綜合這些因素后，仍然覺得沒有可能的話，就果斷放棄。

　　田佳男有著豐富的買彩心得，“我經常看彩票走勢，就像炒股看大盤一樣”。

　　田佳男經常玩的另一種彩票游戲是足彩。相對于純數字游戲，足彩有一定的技術和知識門檻，投注者要具備一定的足球知識才有較大的中獎可能。

　　2006年圣誕節，田佳男回國度假，他在北京知春里一家彩票點投注足彩，獲得獎金2.9萬多元，稅后為2.3萬。這也是他迄今為止中的最大一次彩票獎項。

　　田佳男在國內因為買彩結識了一些朋友，他們會一起交流投注心得、中獎信息以及選號走勢等，中獎的話會聚餐慶祝。去英國讀書后，因為那邊的彩票“分析不了”，田佳男就不怎么買了，只是讓女朋友幫他在國內用固定號碼投注。“我計劃以后工作了，可以買個彩票選號軟件，把投注單再優化一下”。

　　“我對統計學的知識不是很了解，就是有時候對數字比較敏感而已。我買彩的心態很好，把它當作娛樂。不貪，見好就收最重要，有時候吃小虧就是占大便宜。”田佳男說。

　　病態彩民的孤注一擲

　　田佳男是心態很健康的彩民，但并不是所有彩民都能如此。部分彩民對彩票游戲知識的理解不夠，有的為爭取中獎付出很大代價，甚至投巨資豪賭彩票而不能自拔。

　　北京大學彩票所執行所長王薛紅博士說：“買彩希望中獎無可非議。但相較國外彩民以獻愛心、公益性為主的心態，我國彩民的心態還不夠成熟”。

　　田佳男在國內時經常去一家彩票點投注，銷售員通過租賃將這個彩票點承包下來，他自己也愛買彩票，曾經中過一次幾萬元的大獎。

　　為了贏取更大的獎項，銷售員慫恿附近的彩民和他合作投注。在得到年底分紅的許諾后，有些彩民開始將投注款交給他。連續跟了數期3D游戲的合值后，他被套進去，入不敷出，干脆一走了之，合作彩民的1萬多元投注款也一去無回。

　　與損失1萬元相比，河北邯鄲農行彩票案更讓人震驚。熟悉任曉峰的人說，任平時看著挺老實，只是喜歡賭錢，是個癡迷的彩民。據任、馬二人案發后交代，任對自己在購彩方面的能力高度自信，投入巨資買彩票，意欲博得大獎，然后將獎金轉移到金庫，填補上窟窿后，他們便成功“借雞下蛋”，搖身變成清白的富豪。

　　我國各類彩票管理機構都有相關規定：應該對可疑的大額投注特別關注，同時進行監督。任、馬二人無疑夠得上大額投注，但省、市兩級體彩中心卻不問來路，反而把突然暴漲、創造日銷售紀錄稱之為“完美風暴”。這種流于形式的監督，也加劇了犯罪嫌疑人的賭博心理。#p#分頁標題#e#

　　“一般案犯偷盜巨款后，是潛逃，而不是購買彩票。”任曉峰代理律師嚴國亞認為，這說明二人已成為病態彩民。

　　針對彩票負面影響帶來的問題彩民，王薛紅博士呼吁政府建立彩民救助體系。比如國家應該從公益金中撥出專款，建立彩民救助基金，給予問題彩民相應的救助和資金投入，對它們進行心理健康指導、治療。香港馬會每年就有3000萬港幣的救助金。

　　彩票銷售時，銷售點并沒有相關的負面提醒，有些銷售點甚至毫不吝嗇夸大其詞的宣傳話語。像“摸彩票精彩瞬間，中大獎享受一生”、“花些小錢買彩票，一旦中獎成富豪”、“投入2元錢，幸福奔小康”、“特大喜訊：某某在我投注站花2元錢中獎500萬”等等。

　　“直接面對彩民的彩票，一線銷售員的素質良莠不齊。曾經發生過銷售員代買彩票，發現中獎后就據為己有的事件，影響了彩票事業的聲譽。我們要通過培訓讓銷售員認識到不誠信帶來的嚴重后果。”王薛紅博士說。

　　彩民心經

　　-本刊記者 ／ 歐陽海燕

　　彩民心理，是社會心態的一種直觀反映

　　彩票業在中國顯現出巨大的市場潛力。1987年，中國內地開始公開發行和銷售彩票，當年銷售額不足2000萬元，而去年，銷售額已達到813億元，是初始年的4600多倍。今年截止到11月2日，單中國福利彩票銷量就已超過500億元。專家估計，今年福彩、體彩總銷量很可能會創歷史新高，達到1000億元。

　　從1987年到2006年，全國共計發行彩票3663.16億元，募集公益金1228.17億元，有力地支持了國家公益事業的發展。但與此同時，彩票引起的彩民心理失調問題，甚至犯罪現象，也頻頻進入公眾的視線。

　　在發達國家，病態彩民的比例一般占彩民總量的2%～3%，中國目前大約有1億彩民，按這個比例計算，中國病態彩民的數量大概有二三百萬。

　　難以割舍的大獎誘惑

　　比起對彩票銷量的掌握，中國政府和研究機構對彩民群體的了解還遠遠不夠。在彩票業突飛猛進的20年間，國內只做過一次比較全面的彩票市場調查——中國福利彩票發行中心在1999年做的一個全國性調查，對彩民群體有過一個不甚詳盡的描述。此后8年的漫長時間里，全國性的彩民調查是一片空白。但一些局部調查的結論仍然可以為推測彩民總體特征，以及他們的購彩心理，提供依據。

　　河南財經學院彩票研究所最近在河南省的一些地區做了一次彩民調查，彩民動機分類研究的結果表明，彩民的購彩心理已呈多元化發展，但首當其沖的一個目的還是中大獎。也有一部分人是為了支持國家公益事業，中則中，不中就當捐助了。另外還有極少數人，買彩票從來不兌獎，只圖樂趣。

　　鄭州市的調查顯示，在彩票消費群體中，有1/3是低收入者，月薪1000元左右 。“這是全世界彩票發行的一個悖論，就是針對中低收入者。” 河南財經學院彩票研究所所長馮百鳴說，“本來發行彩票是為了幫助那些中低收入者，弱勢群體，但實際上，買彩票的人有很大一部分是中低收入者，而買彩票對他們的生活境況肯定是有影響的。”所以他認為，在彩票設計上，應當想辦法多鼓勵中高收入者，而不是中低收入者去購買。

　　江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王君柏從5年前就一直關注彩民的心理預期和行為選擇問題。他在無錫做的彩民調查顯示，農民工和個體工商戶占了彩票消費的大部分，“無論從消費量來衡量，還是從參與的人數來衡量，都是如此”。而對于彩民動機，他的調查發現，70%以上的彩民購買彩票的目的都是為了中大獎，娛樂動機也有，但主要針對競猜型體育彩票，而純把購彩當作獻愛心的，“少到可以忽略不計”。

　　王君柏的解釋是，中國目前已經純粹是一個經濟的社會，人心思富，甚至到了一種急于求成的狀態。彩民心理就是這種社會心態的一反映。#p#分頁標題#e#

　　是心理疾病，還是社會問題

　　除了一些伊斯蘭教地區和少數國家以外，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發行了彩票。

　　博彩業有一個名詞叫“病態賭徒”，是指那些因賭彩喪失理智的人。 “這是一種病態，而不是博彩的必然結果。” 經濟學家茅于軾非常反對濫發彩票，他的理由是：“買彩票帶有賭博性，容易鼓勵人的不勞而獲思想。”

　　北京大學中國公益彩票事業研究所所長沈明明強調說：“現在有些人把博彩本身當作社會問題來看待，這是錯誤的，‘賭癮’的本質是精神健康的問題，這是一種心理疾病，它引來的后果是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在他看來，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產生病態，比如有些人會對煙、酒、網絡產生依賴，而且這個比例要遠遠高過“賭癮”，“真正病態的賭徒所占比例是極低的”。 “我們要用數據說話，事實上每年因賭博引發的社會事件數量是很低的”。

　　沈明明介紹，北大中國公益彩票事業研究所已經和美國、加拿大等博彩業走在世界前列的國家合作，正在病態賭博方面建立課題，“把國際上的‘病態賭徒’標準引入中國，結合中國的具體國情，設計出相應的標準”。此外，“一定要承認博彩有負作用，因此要從源頭上去控制”，研究所計劃與各博彩游戲機構、供應商聯系，通過立法的形式建立責任博彩的概念。同時，對病態賭徒的各種救助辦法也正在籌劃中。

　　王薛紅透露，他們正在籌建中國第一家彩民救助中心，兩部救助熱線即將開通。“救助中心將借助北大的學術資源，輔以學生志愿者，對廣大彩民進行兩方面的幫助，一個是對病態彩民進行救助，另外是對彩民產生的其他問題給予幫助，包括提供法律援助。”

　　買彩票就是微笑納稅

　　凡是買過彩票的人，可能都做過這樣的夢，買房、買車、炒老板。這是一張小小的彩票帶給人們的希望。

　　“彩票就是一個游戲，玩的就是心跳，這是一般的娛樂所不具有的特點，但要有所節制，別拿彩票當投資，甚至把身家性命壓上去。”沈明明在任何適當的場合，都會把健康博彩的概念宣傳出去。他說，把最基本的問題弄明白，再來玩這個游戲，就不致于犯錯誤。

　　王薛紅博士說，在國外，一生不去兌獎的彩民大有人在。還有人把中獎彩票掛在墻上，寧可自我欣賞也不去領獎。幽默的法國人說：“公眾購買彩票是微笑納稅”，這句話讓很多人對彩票的意義心領神會。“所以我們要引導彩民形成健康的購彩觀念，因為中獎率很低，更多的是一種獻愛心行為。”
　難產的《彩票法》，將在2008年呼之欲出

　　甘肅省億元大獎的出現，刺激著彩票立法的呼聲再次響起。日前，國務院法制辦政法司副司長丁鋒在上海透露，首部《彩票管理條例》已提上國務院議事日程，并有望于明年出臺。

　　而此前，我國有關彩票的最高位階的法規是財政部于2002年3月制定的《彩票發行和銷售管理暫行規定》“國家層面至今并未明確是否要將彩票作為一個產業來發展。”北京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沈明明教授告訴《新世紀周刊》。

　　6年立法

　　專家認為：政府有責任引導彩民的消費心理。彩票發行、銷售機構也有勸阻彩民上癮的責任。銷售人員嚴格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彩票；在零售網點或者彩票片面上設置一些警示語，就像香煙盒上的“吸煙有害健康”一樣；限定一張票面上的最高投注額等。

　　“這些責任需要以立法的形式予以確認。同時，在一個國家的GDP中，博彩產值占1%～3%是比較健康的。目前我國彩票業遠低于這個水平，迫切需要立法以保障彩票業的發展。”沈明明說。

　　2001年，彩票法開始進入財政部乃至國務院立法計劃。6年來，由財政部牽頭，聯合民政和體育部門，數次協商、修改彩票法草案。#p#分頁標題#e#

　　沈明明多次參與關于彩票立法的討論。“彩票法還未出臺，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個是理論研究不夠，很多問題未能真正解決；另一方面是立法涉及很多部門利益，利益分配未擺平之前，出臺法律也就面臨困難。”沈明明告訴《新世紀周刊》。

　　研究方面，我國對彩票至今尚未有廣泛接受的標準定義，而且帶有一定程度涉賭性質的彩票也和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價值觀相排斥。立法思路上也存在分歧：彩票法應該是指導性的宏觀立法還是操作性的微觀立法？

　　我國彩票現有的管理體制決定了立法必然牽涉諸多部門。如果立法將彩票完全收歸財政部管理，這就需要協調說服民政和體育部門。此前，教育和環保部門也要求發行彩票募集公益金以發展教育和環保事業，這勢必將沖擊現有利益格局。

　　伴隨正規彩票的發展，我國也出現過私人發行非法彩票的“私彩”現象。一旦立法，打擊“私彩”必將寫入法律條文。

　　北京大學彩票研究所執行所長王薛紅說：“我們將相當部分的精力投入到行業標準的研究上。”

　　彩票業行業標準的意義，在于提升彩票管理的安全性和穩定性。安全性是指避免出現作弊現象，穩定性則是指降低打票機、搖獎機等器械的出錯率和故障率。北大彩票研究所設有專門的博彩實驗室進行這方面的研究。

　　打票機標準依據地域特點而有所不同。比如在北京使用的機器要具有很高的防塵性能，而在海南，當地濕熱的氣候則對機器的防潮能力要求較高。

　　搖獎環節中，如何規定搖獎球的直徑、重量，球的攪拌時間是10秒還是15秒更合適？時間的長短還涉及到占用電視直播時間的問題，怎樣協調？搖獎機使用多長時間后就應該淘汰？這都需要一個科學、統一的標準。

　　“目前，這些標準的研究基本完成，有些標準還高于歐美國家的水平，我們正在爭取將標準推行到行業中去。”

　　現有體制下的完善

　　世界范圍內，120多個國家在經營彩票業務，彩票業已成為世界第六大產業。海外彩票的發行和經營管理方式主要有三種。

　　一是政府直營模式。政府設立專職部門直接主管彩票發行，或者成立專門的國營彩票公司負責發行。例如，法國政府專門成立的國家游戲集團負責政府彩票的發行工作，意大利財政部直接發行彩票，而世界第一彩票大國——美國，則是在州政府下設立彩票委員會。州彩票委員會根據納稅情況、彩票市場分布選擇代銷商銷售彩票。

　　二是企業承包模式，即政府授權企業承包發行。市場化的企業通過競爭，爭奪國家的彩票發行權，按約定返獎并向政府繳納公益金后，賺取15%左右的發行費用。英國就采用這種模式，中標企業擁有7年的彩票經營權。我國香港地區采用的也是這種模式。

　　三是發照經營模式。這是歐洲很多國家的模式，國營企業和私人企業都有可能獲得彩票經營執照，并形成市場競爭關系。政府通過特殊的征稅辦法從這些彩票公司獲得收益。

　　盡管模式不同，各國彩票管理的一個基本趨勢是政府負責監管，企業實施具體發行，實行市場化運作，公益金統一納入國家基金，分配到需要扶持的各社會領域。

　　“政府和市場在彩票業中的角色應劃分明確。我們目前的狀況是政府一邊監管彩票市場，一邊賣彩票，政企沒有分開。”沈明明教授說。

　　北大彩票所正聯合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推動彩票業的資質認證，希望在未來實現三類人員持證上崗：彩票管理層、彩民培訓師以及彩票銷售人員。針對不同人群的培訓大綱已形成，公益事業管理方向的MPA學位也于2005年開始招生。

　　公益金支配方面，王薛紅認為，有必要成立專家委員會，研究公益金的使用問題，實現公益金使用的多元化，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p#分頁標題#e#

　　我國現有的彩票游戲品種偏少，娛樂性較低。因此，豐富游戲種類，給彩民提供更多選擇是彩票業發展的方向之一，這也是打擊地下“私彩”的有效手段。

　　“我國彩票人均年消費額不到100元人民幣，而新加坡是300美元，歐美國家的數字也遠高于我們。隨著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人們消費能力的增強，我國彩票市場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王薛紅對中國彩票市場充滿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