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刑法學界對為他人謀取利益”是否應作為受賄罪構成要件上頗有爭議。原因在于1979年刑法第185條規定，構成受賄罪，只需要行為人收受賄賂即可不需要為他人謀取利益。而在198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補充規定》中增加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規定，1997年刑法吸收了《補充規定》的相關規定，即為他人謀取利益”是受賄罪構成要件的一個必要要件。本文將從關于受賄罪的各國立法例、學者觀點等方面進行梳理，進而提出應將為他人謀求利益”的規定從受賄罪罪狀中予以刪除的觀點，盼對受賄罪構成要件研究有所裨益。一、關于受賄罪的立法體例巡禮對受賄罪的規定，主要有兩種立法體例。一種是無論是為他人謀取正當利益還是謀取不正當利益，只要國家工作人員利用了職務上的便利，或者利用職務地位促成且收受了他人財物，就構成受賄罪。這一種立法體例只為俄羅斯、新加坡、巴基斯坦、蒙古、印度等少數國家所采用。如《俄羅斯聯邦刑法典》第290條規定：公職人員親自或通過中間人接受金錢、有價證券、其他財產或財產性質的利益等形式的賄賂，從而實施有利于行賄人或其被代理人的行為(不作為)，如果此種行為(不作為)屬于公職人員的權限，或者公職人員由于職務地位有可能促成此種行為（不作為），以及利用職務之便進行一般庇護或縱容或公職人員受賄從而實施非法行為(不作為)的，構成受賄罪。這里所說的實施有利于行賄人或者其被代理人的行為(不作為)”，實際上就是我國刑法所規定的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意思。另一種是把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或通過職務地位的影響，為他人或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作為加重處罰的情節。這一種立法體例為多數大陸法系國家采用，如德國、日本、韓國、奧地利、丹麥以及我國臺灣、香港地區等。如德國刑法第331條規定：公務員或者對公共職務特別負有義務的人員就其職務活動為自己或者第三者要求、使被約定或者接受利益的，處三年以下的自由刑或者金錢刑。第332條又規定：公務員或者對公共職務負有義務的人員就其已經從事或者將要從事的職務行為和因此侵害了或者可能侵害其職務義務，作為回報，為自己或者第三者要求、使被約定或者接受利益的，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的自由刑。其中第331條所指的就是為他人做了職務上應該為的事項的情形，第332條規定的侵害或者可能侵害其職務義務”，指的就是為他人做了根據職務要求不應該為的事項的情形。從德國刑法關于受賄犯罪的設置方式來看，就是把為他人謀取利益作為加重處罰的情節。以上縱觀各國或地區刑法對受賄罪的規定，很少有將為他人謀取利益”作為構成要件的。二、關于受賄罪構成要件的觀點之爭刑法學界對受賄罪構成要件中是否應包含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觀點，主要有否定說”和肯定說”兩種。否定說”認為，受賄罪構成要件中的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件應當取消。主要理由是：第一，眾所周知，受賄的實質是以權謀私，即憑借自己的職權、職務、地位產生的制約關系和影響力，為自己謀取私利，僅此一點就足以充分反映行為人對職務權力運用的廉潔性的破壞，從而損害黨和政府的威信。構成職務上的腐敗行為，并不在于是否因受賄而為他人謀取了利益，為他人謀取利益與否，以及謀取什么利益，只能成為影響受賄危害程度的一個因素，不能改變受賄罪的本質。第二，刑法規定的。為他人謀取利益作為受賄罪的要件，嚴重影響對一些以權謀私者的刑事追究，不利于體現從嚴治吏的精神，不利于反腐敗斗爭的深入進行。第三，受賄與接受饋贈，雖然都表現為財物的收受，但有本質區別，關鍵在于該財物的收受是建立在什么基礎之上的。賄賂歸根結底是建立在公務人員在職務權力的制約性基礎之上的，是職務權力的衍生物，而且賄賂的輕重通常也是與職務權力的大小、可能為行賄人謀取利益的多少呈對應關系的。而親友間的饋贈，則是建立在親友關系基礎之上的，是表達親情友情的一種方式。區分的復雜性，不能成為堅持以為他人謀取利益”作要件的理由。甚至可以說，正是因為法律規定了這一要件，大大增加了定性的復雜性，使得一些以權謀私者逃脫了刑事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