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詐騙罪和詐騙罪都有“欺詐”一詞，其犯罪手段基本相同，相互關聯。刑法理論稱之為法律條文競合關系，即一項行為同時符合若干法律條文規定的犯罪構成，但從若干法律條文之間的邏輯關系來看，只能適用一條法律條文，從而排除了其他法律條文的使用。在司法實踐中，如何處理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的競合問題一直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因為它不僅對定罪而且對量刑都具有重要意義。筆者與您討論了近期處理的幾起具體案件

一、欺詐行為同時違反刑法總則和特別規定的，應當按照特別規定優于一般規定的原則處理。中國刑法第266條規定，本法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本條款遵循特殊條款優于普通條款的原則。在二者的關系中，與合同詐騙罪相比，詐騙罪是一種常見的條款。除了一般欺詐條款外，立法機構還制定了特殊欺詐條款。立法的初衷是對特定的詐騙犯罪給予具體的懲罰，或者因為一些詐騙犯罪特別突出而作出特別的規定。例如，在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詐騙罪更為突出，對金融詐騙罪與普通詐騙罪作了專門規定

案件一：2000年5月13日，被告李某向被害人陳某謊稱開發南河公寓，捏造南河公寓房屋事實，騙取被害人的信任，以**房地產公司名義與被害人陳簽訂預購協議，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提前騙取被害人13萬元

，李在合同簽訂和履行過程中編造謊言和虛構事實，騙取對方金錢。同時，他又犯了詐騙罪和合同詐騙罪。但是，根據刑法理論認為專用條款優于普通條款的規定，應當以合同詐騙罪定罪處罰。但是，在司法實踐中，應當看到，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不僅限于書面合同，還包括口頭合同。合同至少有一方是從事商業活動的市場主體，否則很難認定為合同欺詐。欺詐行為同時違反刑法總則和單行規定的，在特殊情況下，適用重法輕法的原則。筆者認為，這里的“特殊情況”是指兩種情況：一是特殊用語不構成犯罪，而一般用語構成犯罪；第二,雖然法律沒有對一般條款的定罪量刑作出明確規定,但沒有作出禁止性規定,當特殊條款的定罪量刑不構成犯罪或者不適應犯罪和刑罰時,，定罪量刑應遵循重法輕法的原則

例如，在案件2中，2008年1月3日，被告王與被害人陳簽訂了花生買賣合同。合同約定，2008年2月1日至15日，受害人陳某向被告王某交付4噸一等花生，被告王某支付2萬元貨款。2008年2月5日，被害人向被告交付價值2萬元的4噸花生后，被告王出售了這些花生，并以1.8萬元潛逃。案例3。2007年12月28日，被告劉偉得知天津**源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以天津**源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的名義被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吊銷營業執照。，被告劉偉在與**宏信混凝土有限公司簽訂預拌混凝土供需合同后攜款潛逃，另一方支付了45萬元混凝土

案件二被告王某的行為屬于典型的合同欺詐行為，但根據相關司法解釋，合同詐騙罪的處罰金額要求在3萬元以上，本案詐騙金額為2萬元，僅低于此標準。因此，不構成合同詐騙罪，但數額符合詐騙罪的處罰標準，即3000元以上，因此，根據法律重于法律的原則，第三種情況下應將詐騙罪定罪量刑，被告劉偉同時被控詐騙罪和合同詐騙罪。同時，如果這兩項指控數額特別巨大，則應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罰金或沒收財產，但兩項指控的起算標準不同。詐騙罪的處罰標準為20萬元，合同詐騙罪的處罰標準為50萬元。在本案中，被騙金額45萬元構成了數額特別巨大的欺詐標準，但未達到數額特別巨大的合同欺詐標準。筆者認為，如果按合同詐騙罪定罪處罰，違反了刑法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本案應按照重法輕法的原則定罪量刑

以上三起案件屬于合同詐騙與欺詐競合的處理問題。在具體司法實踐中，應綜合考慮每一具體案件。作者僅將此作為典型案例，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