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04）佛中法民二終字第118號

　　上訴人（原審被告）美國友邦保險有限公司廣州分公司佛山支公司，住所地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同濟西路12號永豐大廈A座18號。

　　負責人連宗杰，總經理。

　　訴訟代理人虞靖誠、蘇文萍，均為美國友邦保險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法律部職員。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袁偉添，男，漢族，1948年6月22日出生，住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勒流鎮勒流管理區槎涌太龍坊新園1號。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廖銀嬌，女，1954年8月4日出生，漢族，住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勒流鎮勒流管理區槎涌太龍坊新園1號。

　　兩被上訴人訴訟代理人梁曉、郭家聲，均為廣東古今來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美國友邦保險有限公司廣州分公司佛山支公司（以下簡稱友邦公司）因與被上訴人袁偉添、廖銀嬌人身保險合同糾紛一案，不服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人民法院（2003）佛禪法民二初字第868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審理了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本院查明：2002年4月27日，袁應鋒與友邦公司簽訂《人身意外與健康保險合同》一份，雙方約定保險費每年為548元，意外身故保險金為100000元等內容。袁應鋒在《人身意外與健康保險合同》有關被保險人職位一欄填寫為行政主任。之后，袁應鋒按保險合同的規定繳納了保險費548元，友邦公司也在 2002年4月30日向袁應鋒出具了發票。2003年3月21日，袁應鋒被人搶劫殺害。袁偉添、廖銀嬌是袁應鋒的父母，故袁偉添、廖銀嬌以收益人身份向友邦公司索賠，被以合同無效為由遭到拒絕，袁偉添、廖銀嬌遂于2003年10月4日向原審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友邦公司支付保險金100000元并承擔訴訟費用。

　　案經原審法院審理認為：袁應鋒與友邦公司簽訂的人身意外與健康保險合同，是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袁應鋒已依約繳交了保險費，友邦公司亦開具了投保單，該合同合法有效。現合同約定的保險事故已經發生，友邦公司應依約履行賠付義務。基于袁偉添、廖銀嬌現要求的是人身意外保險賠償，袁應鋒是否為某家具廠的職員或行政主任，并不足以影響保險人是否承保或提高保險費率。除非袁應鋒從事的是某高危職業或其他極易導致意外傷亡的職業，在投保時故意隱瞞，而隱瞞的事實與保險事故存在因果關系。另，現有證據顯示袁應鋒是在駕駛自己的汽車時被人劫殺，并無證據證明袁應鋒是在進行非法活動過程中傷害、殘廢或因故意犯罪導致自身殘廢。因此，友邦公司要求確認該保險合同無效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不予采納。友邦公司應依約履約其賠償義務，袁偉添、廖銀嬌訴之有理，應予支持。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十七條、第二十四條、第六十七條之規定，判決：友邦公司應在判決發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內向袁偉添、廖銀嬌支付保險賠償金人民幣 10萬元；逾期履行則按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同期商業貸款利率加倍計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利息。案件受理費3510元，由友邦公司承擔。

　　上訴人友邦公司不服原審判決，向本院上訴稱：一、原審判決事實認定不清，采信證據不全：1、原審判決關于袁應鋒與友邦公司簽訂的人身意外與健康保險合同，是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袁應鋒已依約繳交了保險費，友邦公司亦開具了投保單，該合同合法有效的認定是錯誤的。（1）投保單是投保人向友邦公司發出的要約，并非由友邦公司出具；保險合同成立實際上是一個要約和承諾的過程。投保人填寫投保單即為要約，然后保險人將對投保人在投保單上所填寫的各項投保條件進行審核，如保險人同意承保，則向投保人簽發保險單，即為承諾。事實上投保單只是由友邦公司提供的問卷，需經人填寫后提交友邦公司，即為對友邦公司發出的要求，投保單根本不可能由友邦公司開具給投保人；若投保單由友邦公司開具，就成了保險人向投保人投保。原審法院作出友邦公司亦開具了投保單的論斷是既違背法理，又沒有事實根據的。⑵原審法院根據友邦公司亦開具了投保單的錯誤前提，而推出該合同合法有效也是錯誤的。投保人的要約需經保險人承諾后，保險合同才成立，投保單、保險單及相關批注和其他約定書等共同構成完整的保險合同。在庭審中，袁偉添、廖銀嬌之代理人不但拒絕出示友邦公司向其簽發的保單，且對友邦公司提交的保單范本也不予認可，那么袁偉添、廖銀嬌主張雙方合同關系成立的依據及合同內容不知是什么。原審法院不但未對保險合同進行任何形式或實質上的審查，而僅根據友邦公司亦開具了投保單，單憑投保人的要約，就認定該合同合法有效，根本違反了《合同法》關于合同效力的有關規定，更何況投保單還根本不是友邦公司開具的。2、原審法院認為合同約定的保險事故已經發生，友邦公司應依約履行賠付義務也是沒有任何根據的。袁偉添、廖銀嬌主張友邦公司責任最基本的前提是須證明雙方合同關系的成立，但袁偉添、廖銀嬌之代理人在庭審中非但不予提交友邦公司已向其簽發的保單，只能說明投保人曾向友邦公司發出要求訂立“人身意外與健康保險”合同的要約，而不能說明其與友邦公司訂立了保險合同；沒有友邦公司的承諾（即簽發的保單），也就沒有依據能夠認定友邦公司應承擔的保險責任范圍的依據。僅憑一張投保單，根本不足以證明保險合同成立，也不能表明合同內容，當然也不能作為索賠的依據。袁偉添、廖銀嬌在原審中為了避開合同的有關約定及免責條款而否認友邦公司已簽發的保單，實際上是在主張雙方根本未成立保險合同關系，使其索賠申請毫無依據可言。原審法院在根本未確認雙方的合同關系及合同內容的情況下，作出合同約定的保險事故已經發生的認定是沒有任何依據的。3、原審法院還認為基于袁偉添、廖銀嬌要求的是人身意外保險賠償，袁應鋒是否為其家具廠的職員或行政主任，并不足以影響保險人是否承保或提高保險費率也是非常錯誤的：⑴被保險人袁應鋒根本不是順德龍江有聯家具廠（以下簡稱有聯家具廠）的職員；據友邦公司于2003年5月22日到有聯家具廠的調查，該廠廠長張傳漢證實“袁應鋒是我的姨甥，其并無在我廠任職，他只是在我批準下，出具了在職證明，為購買保險之用”，可見袁應鋒根本不是有聯家具廠的職員，其在投保單中填寫在“有聯家具廠”擔任“行政主任”一職，完全是為了購買保險而編造的；有聯家具廠還于2003年8月2日出具過一份證明，表明袁應鋒在該廠任銷售業務之職，但該廠卻沒有袁應鋒的任何工資、提成或業績證明，也沒有其任何社會保險繳費紀錄，對此，有聯家具廠也作出了解釋，“袁應鋒與本單位的工作關系是代理關系，不是雇傭關系，因此不能提供工資單證明和供銷證明文件”。既然袁應鋒與有聯家具廠是代理關系，而不是雇傭關系，那么袁應鋒當然也就不是有聯家具廠的職員；雖然這幾份證據言詞不一、前后矛盾，但可以肯定的是，袁應鋒根本不是有聯家具廠的行政主任，其投保時顯然是故意不如實告知其職業情況。⑵退一步說，假使袁應鋒是該廠職員，其作為“行政主任”與“業務員”的承保風險也是完全不同的，會影響到友邦公司決定是否承保或提高保險費率；如果被保險人無業或從事運輸等高風險行業。其核保規則將更為嚴格，承保費率會較高。根據友邦公司用以評估承保風險的《費率及職業類別表》，內勤人員（行政主任）投保IPA（綜合個人意外傷害保險）的風險等級為“1”，而外勤人員（從事聯系工作）投保 IPA的風險等級為“2”，其每1000元保險金額之保險費也相差了0.5元，被保險人的職務是“行政主任”，還是業務員，對友邦公司決定是否承保或提高保險費率當然是很關鍵的。更何況友邦公司所作調查及獲取的相關證據均表明被保險人袁應鋒的真正職業是從事非法營運，根據友邦公司核保《費率及職業類別表》，合法營運的出租車司機投保IPA的風險等級都高達“4”，非法營運司機是根本不可能被承保的。“如實告知”是保險法規定的投保人最基本的義務，保險的風險原理也充分體現了投保單上客戶告知事項的重要性，本案中，袁應鋒投保時未如實告知其職業情況，違反了法定的如實告知義務，根據《保險法》第十條以及《合同法》的相關規定，友邦公司與袁應鋒的保險合同非雙方真實意思表示，應屬無效，友邦公司可返還保費548元，而無須承擔任何保險責任。4、原審法院還認為并無證據證明袁應鋒是在進行非法活動過程中導致傷害、殘廢或因故意犯罪導致自身殘廢，也完全不符合相關法律規定。友邦公司為認清是否應對被保險人袁應鋒承擔保險責任，進行過大量調查，包括到經辦本案的九江公安分局，其所屬上北街派出所，以及本案所涉的有聯家具廠、龍江志達酒店、順德交通局等多處進行調查，還通過與了解本案相關情況的多人會談，認清了本案的基本事實，被保險人袁應鋒真正的“工作”是駕駛自有的“粵XE0132”夏利車，在順德龍江志達酒店門口搭客，且該車沒有勞動牌照，屬“黑市營運”，并且案發時仍處非法營運過程中。友邦公司本著誠實信用的原則，基于曾接受袁應鋒的投保，并向其簽發保單這一事實，向原審法院提交了簽發給投保人袁應鋒的保單一致的條款范本，是為了表明：⑴即使該保險合同成立，根據合同第十六條“告知義務及合同的撤銷”的約定：“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對于本公司書面詢問的告知事項應據實說明，若有故意隱瞞或過失遺漏或不實的說明，足以直接影響本公司決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險費率的，無論當時保險事故是否發生，本合同自動終止，若因過失違反如實告知義務致使本合同終止，則退還保險費；若因故意如實告知義務致使本合同終止，則不退還保險費。”袁應鋒投保時就未如實告知其職業情況，因此該保險合同自始即無效，友邦公司當然也無須承擔任何責任；⑵又根據保險合同第十二條“責任免除”第四項：“被保險人因從事非法、犯罪的活動或因拒捕而導致的傷害或因遭受政府或被判決入獄期間造成的被保險人的傷害以致身故、殘疾或燒傷，本公司不付任何賠償責任”，被保險人袁應鋒的私家車并未辦理勞動牌照，其搭客行為屬非法營運，并且案發時仍處非法營運過程中。對被保險人從事非法活動，友邦公司也無須承擔任何保險責任。友邦公司已將九份調查筆錄及會談紀錄提交原審法院，但僅因未得到袁偉添、廖銀嬌之代理人的認可，原審法院對該等證據均不予采信；于是友邦公司當庭提交請求原審法院到公安局進行相關調查的書面申請，卻又被一審法院拒絕。根據《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十五條、第十條的規定，因袁偉添、廖銀嬌對友邦公司提交的對本案起著決定性作用的證據不予認可，原審法院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對關系到本案審理最重要的證據進行調查取證，全面、客觀地審查核實證據，以認清本案的事實情況。原審法院對友邦公司提交的書面證據不予認可，又拒絕進行相關調查而草草判案的作法，違反了有關程序法，不符合我國民法所確認的最基本的公平公正原則。二、原審判決適用法律錯誤。本案中，投保人袁應鋒未如實告知其職業情況，違反了法定的如實告知義務，友邦公司根據《保險法》第十七條第二、三、四款的規定，根本無須承擔任何保險責任；并且袁應鋒從事非法營運還屬于合同約定的除外責任（保險合同第十二條第四項），友邦公司對保險人袁應鋒的事故也無須給付保險金。而本案一審法院卻認為友邦公司要求確認該保險合同無效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在沒有認清本案基本事實的基礎上，作出要求友邦公司向袁偉添、廖銀嬌“支付保險賠償金”10萬元的判決，根本與其適用的法律規定錯誤；且《保險法》第二十四條的規定是針對屬于生效合同責任范圍的保險事故而言的給付義務，因本案根本尚未確定友邦公司與被保險人袁應鋒保險合同是否成立或有效，因而該條款是根本不適用的。綜上所述，雙方爭議的焦點可歸結為袁應鋒是否確為有聯家具廠職工以及袁應鋒的職務是行政主任還是業務員，其是否影響友邦公司承保決定及費率，其是否是從事非法營運。友邦公司認為被保險人袁應鋒既沒有工資單，又沒有社會保險憑證及其他證據證明其為有聯家具廠職工；有聯家具廠的證明前后矛盾，應以其最先出具的證明為準，也即袁應鋒不是該廠職工；根據意外保險的一般原則，保險是按風險等級進行分類，等級的不同直接影響是否承保或費率，不言而喻，袁應鋒是否為 “行政主任”、“業務員”或其他職務，肯定會影響友邦公司承保決定或費率；根據友邦公司的調查及獲取的相關證據，袁應鋒的真實職業是從事非法出租車營運。鑒于友邦公司的取證能力，友邦公司亦懇請二審法院對此進行相關調查，以確認這一基本事實。原審法院根本沒有對以上關鍵問題進行調查，以清楚了解對當事人雙方的爭議有著決定性作用的有關事實，原審法院采信證據不全，適用法律不當。因此，請求二審法院查證本案的關鍵事實，改正原審錯誤判決，改判友邦公司不用向袁偉添、廖銀嬌支付保險金。

　　上訴人友邦公司為其訴稱在本院審理期間未提供新的證據。

　　被上訴人袁偉添、廖銀嬌辯稱：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請求二審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被上訴人袁偉添、廖銀嬌對其辯稱在本院審理期間未提供新的證據。

　　根據上述當事人確認的證據、事實，以及對當事人爭議的證據的認證，本院因此確認了本院以上查明的事實。

　　本院認為：袁應鋒填寫友邦公司人身意外與健康保險投保單后，依約繳交了保險費，友邦公司也向袁應鋒開具了保費發票并出具了保險合同，故袁應鋒與友邦公司簽訂的人身意外與健康保險合同依法成立有效，應受法律保護。友邦公司訴稱原審判決關于袁應鋒與友邦公司簽訂的人身意外與健康保險合同，是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該合同合法有效的認定是錯誤的，因缺乏理據，本院不予采納。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予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友邦公司訴稱投保人袁應鋒未如實告知其職業情況，并且袁應鋒是從事非法營運，但友邦公司未提供相應證據予以證實，故對其訴稱，本院不予采納。友邦公司在二審訴訟中請求二審法院對本案的關鍵事實進行調查收集，因不屬于當事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證據的情形，故對其請求本院不予采納。袁應鋒與友邦公司簽訂的人身意外與健康保險合同約定的保險事故發生后，友邦公司應依約履行賠付義務。原審判決認為現有證據顯示袁應鋒是在駕駛自己的汽車時被人劫殺，并無證據證明袁應鋒是在進行非法活動過程中傷害、殘廢或因故意犯罪導致自身殘廢，因此，友邦公司要求確認該保險合同無效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友邦公司應依約履約其賠償義務，處理正確，應予以維持。友邦公司的上訴請求，因缺乏理據，應予以駁回。

　　綜上所述，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3510元，由上訴人美國友邦保險有限公司廣州分公司佛山支公司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鄭 振 康

　　代理審判員　吳 行 政

　　代理審判員　歐陽建輝

　　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書　記　員　陳 儒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