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006)滬高民三(知)終字第26號
上訴人(原審被告)上海東育金屬石墨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寶山區寶楊路1188號-209.
法定代表人王國珍,該公司經理。
委托代理人鮑建龍,該公司職員。
委托代理人羅國楨,上海市滬東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袁慶揚,男,1938年8月10日生,漢族,住上海市鳳陽路724弄15號。
上訴人上海東育金屬石墨有限公司因技術服務合同糾紛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05)滬二中民五(知)初字第195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上訴人上海東育金屬石墨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鮑建龍、羅國楨,被上訴人袁慶揚到庭參加了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法院經審理查明:2003年8月13日,被告與攀鋼集團鋼城企業總公司(以下簡稱鋼城企業總公司)簽訂了一份《委托設計合同》,合同約定設計標的為攀枝花鋼鐵有限公司冷軋廠酸洗切邊卷取機設計圖,由被告負責設計,并負責設備制造、安裝、調試過程中的技術指導,設計費用為人民幣20萬元。庭審中原、被告均確認最終被告收到的該合同設計費用為人民幣14萬元。2003年11月11日,原告借被告支票一張,金額為人民幣4萬元。 2004年12月8日,原告與被告分別簽訂了兩份《協定》。一份《協定》(以下稱為協定一)約定:第一,前提條件為攀鋼集團企總冷軋協力公司簽發《設計驗收報告》明確雙方合同關系終止;第二,在前提達到的基礎上對現有14萬元設計費作如下分配:1、在設計、制造、調試過程中,王國珍和袁慶揚分別墊入費用各 3萬元,因此應首先歸還袁慶揚3萬元、王國珍3萬元,共計6萬元;……5、余額4.5萬元,按宋曉天1.5萬元、王國珍1.5萬元、袁慶揚1.5萬元分配;……7、分配時間以攀鋼冷軋協力公司出具《設計驗收報告》之日的1個月內支付(由上海東育金屬石墨公司向宋曉天、袁慶揚、王國珍支付上述規定的現金)。協定一尾部有原告與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王國珍的簽名。另一份《協定》(以下稱為協定二)約定:第一,前提條件為攀鋼集團企總冷軋協力公司簽發《設計驗收報告》明確雙方合同關系終止;第二,在前提達到的基礎上,王國珍需支付袁慶揚32,650元;第三,在攀鋼冷協《設計驗收報告》簽發之日起1個月內王國珍向袁慶揚支付;第四,同時袁慶揚歸還借上海東育金屬石墨公司的4萬元支票的金額,東育公司歸還袁慶揚所寫欠條。協定二尾部有原告與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王國珍的簽名。
庭審中,原告對兩份《協定》的簽訂過程作了如下陳述,當時冷軋協力公司向被告提出其設計的酸洗切邊卷取機未達到與冷軋廠酸洗工藝嚴格匹配,要求原告去協助解決,所以被告提出要原告去攀鋼協助解決機組的配合問題,當時原告就提出要被告另外支付32,650元報酬,并將原先14萬元設計費用作個分配,故在同一天分別簽了兩份《協定》。原告向法庭提供了冷軋協力公司出具的《關于袁慶揚在攀鋼集團鋼企冷軋協力公司工作情況的說明》,以證明其在《會審紀要》簽訂后繼續為該公司作了相關的工作。對于原告的陳述被告不予認可,其對兩份《協定》的簽訂作了以下兩種陳述:一種說法,被告先與原告簽訂了協定二,將14萬元的設計費中的32,650元支付給原告,其中部分是酬勞,部分是原告墊付的差旅費。由于當時沒有寫清楚這32,650元是什么費用以及包含了哪些費用,所以緊接著又簽了協定一,而協定二在同一時間就作廢了。在協定一中將14萬元設計費的分配作了明確,支付原告3萬元墊付費用和1.5萬元的報酬;另一種說法,協定二是對一筆回扣費的分配。被告在設計了酸洗切邊卷取機后,受攀鋼的委托在上海找廠家制造機組,費用由攀鋼出,上海的兩家生產廠家分別給被告4.7萬元、1.83萬元的回扣。這兩筆回扣之和除以2等于32,650元,正與協定二中的數額相符。被告對其陳述未向法庭提供證據。
2004年12月17日,冷軋協力公司(甲方)與被告(乙方)簽訂了一份《關于<攀枝花鋼鐵有限公司冷軋廠酸洗切邊卷取機委托設計合同>執行情況會審紀要》(以下簡稱《會審紀要》),內容為:就雙方2003年8月簽訂的《委托設計合同》中各項履行情況進行會審,現紀要如下:一、乙方按合同規定時間交付了設計資料;二、根據乙方提供的設計資料制造的酸洗卷取系統設備2004年元月安裝完畢,于2004年3月1日與冷軋酸軋聯機試運,2004年 8月系統設備投入正常運行;三、切邊卷取規整,無亂絲、扭曲現象,設備具有半自動咬頭、布線功能,系統設計基本滿足合同約定的技術要求;四、乙方設備設計資料已交甲方一份歸檔。雙方一致認為對方如期履行了合同約定的各項條款。冷軋協力公司與被告均加蓋了公章。
原告認為被告應向其支付人民幣37,650元,然而被告至今未支付上述款項,故請求法院判令:1、被告履行合同義務,向原告支付人民幣37,650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上述款項的利息損失,按銀行短期貸款利率計算,從2005年1月17日起計算至該款項支付之日止。
原審法院認為,雖然《委托設計合同》的簽約方是鋼城企業總公司,但根據該合同履行期間原、被告簽訂的兩份《協定》中提到的“前提條件:攀鋼集團企總冷軋協力公司簽發《設計驗收報告》,明確雙方合同關系終止”、被告法定代表人王國珍書寫的字條中提及的“攀鋼冷軋協力公司如果出具驗收報告,能說明本合同終止……”、以及冷軋協力公司與被告簽訂了《會審紀要》,可以確定《委托設計合同》真正的履行主體是冷軋協力公司。因此,《會審紀要》中明確表示了《委托設計合同》的履行情況,可以證明該合同已履行完畢的事實,且對上述履行事實被告均有蓋章確認。據此,認定兩份《協定》上約定的前提條件已經成就,被告應當分別依照約定支付相應款項。
關于協定一,被告對于支付原告報酬1.5萬元不持異議,但認為雖然約定了支付原告墊付費用人民幣3萬元,但應按原告的實際支出計算。原審法院認為,協定一中并未約定墊付費用是按實結算,且被告也未能證明原告所列的開銷明細是原告為履行《委托設計合同》所支出的全部費用,故被告的辯稱意見不予采信。
關于協定二,被告在庭審中的陳述前后矛盾,一會兒陳述協定二中的32,650元是第一次對14萬元設計費的分配,后被簽訂的協定一所替代,一會兒又陳述協定二中的32,650元是對14萬元設計費以外的回扣費的分配,不屬法院審理范圍,而且其始終未提供相應的證據來證明其所作的陳述,故對被告上述辯稱意見均不予采信。
關于被告所稱的原告欠王國珍3,284元的報銷費用,系原告與王國珍個人之間的債務,與本案無關,不屬本案處理范圍。
關于原告訴稱其為履行《委托設計合同》而向被告借了4萬元,并要求法院在本案中一并處理,對此被告承認曾借給原告4萬元,但認為該筆款項與本案無關,原審法院認為從借款的時間看確系《委托設計合同》的履行期間,被告稱該筆借款與本案無關但未提供相關證據,且原、被告在協定二中亦提及袁慶揚歸還該4萬元借款,故對該筆款項一并處理。
綜上,原審法院認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護,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自己的義務。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的,應當承擔繼續履行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根據原、被告雙方簽訂的兩份協定,被告應當在《會審紀要》簽訂后的一個月內總計支付原告人民幣77,650元,扣除原告向被告借款人民幣4萬元,被告應支付原告人民幣37,650元。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上述款項自2005年1月17日至支付之日的利息損失于法有據,予以支持。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八條、第一百零七條、第一百零九條之規定,判決:一、被告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支付原告人民幣37,650元;二、被告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支付原告自2005年1月17日起至判決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損失(以人民幣37, 650元為基數,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計算)。一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1,579元,財產保全費人民幣412元,兩項合計為人民幣1,991元,由被告負擔。
判決后,上海東育金屬石墨有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訴。其上訴請求是:請求撤銷原判,改判上訴人支付被上訴人費用為人民幣31,096元。
其上訴理由主要是:(一)一審違反證據規則、認定事實錯誤且自相矛盾:1、一審對被上訴人訴請中依據的證據三的有關事實的認定錯誤:被上訴人親筆所寫小紙條的內容證明32,650元是對14萬元設計費以外的回扣費的分配,不屬法院審理范圍;4萬元借款不應在本案一并處理;上述證據三中,支付主體應該是王國珍支付袁慶揚32,650元,袁慶揚歸還東育公司4萬元借款,兩者均不屬于本案審理的范圍;2、一審對被上訴人墊付費用的事實的認定錯誤,且把應由被上訴人舉證的責任倒置由上訴人舉證;3、一審對3,284元事實的認定錯誤:上訴人的證據“結算結果”明確反映了王國珍為該項目墊付了3,284元,被上訴人應將該款歸還上訴人或在其報酬中予以扣除,但一審卻以被上訴人與王國珍個人之間的債務為由不予處理;(二)個別審判人員嚴重違反公正審判原則,作出故意偏袒被上訴人的錯誤判決。
被上訴人袁慶揚答辯稱: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請求維持原判。
二審中,上訴人和被上訴人雙方均未提交新的證據。
經審理查明,原審判決查明的事實基本屬實。
本院認為,依法成立的合同,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自己的義務。當事人不履行合同義務的,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在合同糾紛案件中,主張合同關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當事人對合同訂立和生效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主張合同關系變更、解除、終止、撤銷的一方當事人對引起合同關系變動的事實承擔舉證責巍F笠搗ㄈ碩運?姆ǘù?砣私?械撓肫笠滌泄氐木??疃?械C袷略鶉巍T?笈芯鋈銜?纖呷擻氡簧纖呷慫?驕?Π湊賬??緞?ā返腦級?男校 ?纖呷擻χЦ侗簧纖呷訟嚶?釹睿?⑽薏壞?。緽R> 上訴人訴稱,一審對被上訴人訴請中依據的證據三的有關事實的認定錯誤:被上訴人親筆所寫小紙條的內容證明32,650元是對14萬元設計費以外的回扣費的分配,不屬法院審理范圍;4萬元借款不應在本案一并處理;上述證據三中,支付主體應該是王國珍支付袁慶揚32,650元,袁慶揚歸還東育公司4萬元借款,兩者均不屬于本案審理的范圍。
關于32,650元是否回扣費的問題,本院經查:被上訴人所書寫的小紙條反映的也只是關于已收入的20.53萬元各人一半以及以后還有6萬元收入的分配等內容,沒有反映出每筆款項的來源和性質。也無其它充分證據能證明該筆款項中經分配后的32,650元的性質是屬于非法的中介回扣費。根據該證據三關于在簽發《設計驗收報告》明確雙方合同關系終止的前提達到的基礎上,王國珍需支付袁慶揚32,650元的表述,也不能認定該32,650元的性質是屬于中介回扣費。因此,原審判決依據有關證據認定上訴人始終未提供相應的證據來證明其所作的陳述,并對其此節辯稱不予采信,并無不當。
關于4萬元借款問題,本院認為:被上訴人承認其對上訴人存在4萬元借款,并主動提出在其對上訴人享有的債權中扣除該4萬元借款,這是被上訴人對自己實體權利的處分,并不違反法律的規定。且被上訴人在其訴訟請求中并未對該4 萬元主張權利,故不存在4萬元借款是否應在本案一并處理的問題。上訴人關于4萬元借款不應在本案一并處理的上訴請求及理由系對原審判決及相關法律的誤解所致。
關于支付主體問題,本院認為:雖然該證據三第3點和第4點中分別有王國珍支付袁慶揚32,650元,以及袁慶揚歸還東育公司4萬元借款的內容,但這些都是以第1點“前提條件”為基礎的。就該證據三內容的整體來看,其他幾點又都是與上訴人負責的《設計驗收報告》的項目有關;尤其從第2點關于:在前提達到的基礎上,王國珍需支付袁慶揚32,650元的內容來看,這32,650元的支付與前提條件的聯系是十分緊密的。該第2點的表述,不僅反映了袁慶揚取得該32,650元的時間是在完成該項目之后,更主要反映了其實質性條件是該技術項目要完成。而該技術項目即是涉案的技術設計項目,是上訴人的經營行為,非王國珍的個人行為。也無其他充分證據能反映該32,650元應該由王國珍個人支付的事實;上訴人的法定代表人王國珍又是該證據三的簽字人。因此,上訴人對其法定代表人所為的與上訴人有關的經營活動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原審判決據此確定上訴人為相應的支付主體,并無不當。
上訴人訴稱,一審對被上訴人墊付費用的事實的認定錯誤,且把應由被上訴人舉證的責任倒置由上訴人舉證。
經查,上訴人提供的關于被上訴人寫有“共19,380元”的字條的內容主要是關于“袁開銷”和“王開銷”兩類費用的具體數目,但這些內容僅反映了有關費用的支出,并不能反映這些費用的支出是為履行上述有關項目所支出的全部費用。其它證據也難以與該證據印證證明該筆款項是為履行上述有關項目所支出的全部費用,以及上訴人應該在支付的數額中扣除該筆款項的事實。一審判決也并不存在把應由被上訴人舉證的責任倒置由上訴人舉證的情況。
上訴人訴稱,一審對3,284元事實的認定錯誤:上訴人的證據“結算結果”明確反映了王國珍為該項目墊付了3,284元,被上訴人應將該款歸還上訴人或在其報酬中予以扣除,但一審卻以被上訴人與王國珍個人之間的債務為由不予處理。
經查,上訴人的證據“結算結果”是由被上訴人袁慶揚書寫的,其內容為:“在攀鋼結算了老王的發票,總計可報銷3,284元,叁仟貳佰捌拾肆元。待報銷后給王國珍先生”。該證據內容并不能反映結算發票所針對的具體事項,難以確認其與本案的關系。其他證據也難以反映該3,284元是與涉案技術設計項目有關。且從“待報銷后給王國珍先生”的表述看,該筆款項的性質已經屬于被上訴人袁慶揚與王國珍之間的債權債務的性質了。同時,上訴人在一審中主張3,284元債權,應該以反訴的方式提出。但上訴人在一審中并未就此提出反訴。故原審判決對該債務糾紛不予處理,并無不當。且從原審判決關于該債務“與本案無關,不屬本案處理范圍”的表述看,原審判決也指出了上訴人對該節債權債務爭議進行司法救濟的途徑。
上訴人訴稱,個別審判人員嚴重違反公正審判原則,作出故意偏袒被上訴人的錯誤判決。
經查,上訴人的該上訴理由尚無充分的事實依據。如果審判人員有嚴重違反公正審判原則,作出故意錯誤判決的情況,上訴人也可以向有關部門反映。
綜上,原審判決并無不當,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第一百五十八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案二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1,579元,由上訴人上海東育金屬石墨有限公司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朱 丹
審 判 員 ?于金龍
代理審判員 ?馬劍峰
二OO六年四月十七日
書 記 員 ?劉潔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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