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我們分別是北京市地石律師事務所律師趙秉志和浙江人民聯合律師事務所律師呂良貴，均為葉會巨受賄案中被告人葉會巨的一審辯護人。葉會巨受賄案已由浙江省溫州市龍灣區人民法院于2000年6月7日作出一審判決，認定被告人葉會巨構成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10年零6個月，并處沒收財產5萬元，追繳贓款 10.5 萬元。一審判決宣告后，被告人葉會巨不服，已提出上訴。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32條的規定，我們接受上訴人葉會巨及其親屬的委托，并分別受北京市地石律師事務所和浙江人民聯合律師事務所的同意與指派，擔任其二審辯護人。擔任上訴人葉會巨二審辯護人以后，我們查閱了一審卷宗，進行了必要的調查和法律研究，今天又出席了本案二審法庭參與了法庭調查，從而對本案的事實，證據和有關法律問題有了進一步的了解。現根據本案事實、證據以及相關法律，主要針對一審判決中存在的問題，并兼及二審法庭中檢察員的訊問與舉證情況，發表如下辯護意見。

　　我們總的辯護意見是：浙江省溫州市龍灣區人民法院（2000）龍刑初字第104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人葉會巨構成受賄罪并判處刑罰是完全錯誤的。該判決在案件基本事實不清、證據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嚴重違反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的證據運用原則，強行作出違法悖理的錯誤判決。根據本案的事實、證據及相關法律、司法解釋的規定，應當依法宣告上訴人葉會巨無罪。


我們的主要辯護理由如下：

一、認定上訴人葉會巨通過陳仕松收受3.5萬元賄賂款根本不符合事實

　　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葉會巨從1997年年底至1998年國慶節前后，通過陳仕松收受四名提升的干部現金共計3.5萬元，并在收款前后對這四名干部的提升表示同意，因而構成受賄。一審判決作出上述認定所依據的證據和理由是：（1）上訴人葉會巨在一審庭審前的4次供述及一次親筆供詞。一審法院認為，這些供述和供詞是檢察機關依法定程序合法收集的，并經歷初查、立案、刑拘、逮捕等多個偵查階段，基本內容一致，具有相對穩定性，可作定案依據。（2）介紹賄賂人陳仕松在其本人案件一審庭審前的3次供述。一審法院認為，不論陳仕松在偵查階段的供述還是在庭審中的當庭供述，均可明確兩點，即第一，3.5萬元賄賂款來源于提升的四名行賄人；第二，陳仕松替四人行賄的主觀故意是明確的，葉會巨對此也是明知的。（3）證人蔣良榮、張松干、張傳永、吳勤民等四名提升干部的證言。一審法院認為，四名證人的證言證明他們曾將錢交給陳仕松要求幫忙。張松干在偵查階段的兩份證言證明他明確告訴陳仕松向市委領導及鄉鎮領導請客送禮；張松干當庭關于未讓陳仕松向市委領導送禮的證言與其原先證言自相矛盾，不予采納。（4）對被告人葉會巨關于自己僅與陳仕松存在4筆正常禮尚往來的經濟交往的辯解，一審法院認為，被告人葉會巨在偵查階段均未提及該事實經過，陳仕松在偵查階段供述中和庭審中亦未提及，葉也提供不出相應證據印證，故不予采納。即，一審判決完全認定了一審時檢察院的起訴指控。在本案二審庭審中，檢察院亦仍然堅持一審中的起訴指控。



　　我們認為，一審判決根據上述證據和理由認定上訴人葉會巨收受了陳仕松轉交的四名提升干部所送3.5萬元賄賂款，并為四名提升的干部謀利，因而構成受賄，其用以支撐這一結論的證據和理由都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主要理由如下：

　　（一）上訴人葉會巨在本案訴訟過程中的供述內容前后截然相反且有其原因，其在初查、立案、偵查等階段的供述根本不能作為定案根據。理由是：

　　1．上訴人葉會巨在一審和二審庭審時均已當庭明確指出，他根本沒有通過陳仕松收受過蔣良榮等四人的錢。在省紀委向檢察院移交案件時，紀委辦案人員向葉會巨施壓，要他維持在紀委的供述。葉會巨是在紀委與檢察院共同參與下，才向檢察院被迫供述的；后來他在偵查階段于2000年3月7日向辦案人員要求按事實講，辦案人員當時講以后提審時再說，后來卻沒有再提審他；在審查起訴階段曾向辦案人員講過以前系受刑訊逼供所作虛假供述，實則無受賄之事，但辦案人員沒有記錄。從上述辯解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審判決所謂上訴人葉會巨在不同階段的供述內容基本一致完全不是事實，而是檢察院對葉會巨內容不同的供述不予記錄。

　　2．依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刑事訴訟活動始于立案，在此之前的所謂初查階段的供述是根本不能作為定案根據的。而且更明顯的錯誤是：一審判決只提到上訴人葉會巨在立案、刑拘、逮捕階段（實際上應當是在立案、偵查階段）的供述，對葉會巨在審查起訴和庭審中的供述或辯解卻只字不提。而實際上，被告人在立案、偵查、起訴、審判四個階段的供述和辯解是密不可分的，其中尤其以在庭審中經過查證的供述和辯解最為重要。一審判決卻斷章取義，只說上訴人葉會巨在立案、偵查階段的供述一致，無視其在審查起訴和庭審階段對以前的供述予以否認，更不去查證事實真象，便武斷地認為其在立案、偵查階段的供述可作定案根據，顯然違背了刑事訴訟第42條規定的“所有證據都必須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根據”的證據運用原則，因而是完全錯誤的。

　　（二）陳仕松的供述根本不能說明3.5萬元是賄賂款，更不能說明葉會巨知道陳仕松在為蔣良榮等四人行賄。

　　陳仕松在2000年5月30日其本人案件的一審庭審中已明確表示：他根本沒有替任何別人送錢或介紹送錢給葉會巨。可見，憑陳仕松的上述供述，連陳仕松幫別人介紹賄賂給葉會巨的事實都不能認定，又怎么能證明3.5萬元賄賂款來源于蔣良榮、張松干、張傳永、吳勤民等四人呢？更有甚者，一審判決竟然憑所謂陳仕松在向葉會巨賄賂前隱約提到提職之事，便認定葉會巨明知陳仕松是在為四名提升的人行賄（見一審判決書第9頁），這是完全站不住腳的。“隱約”能使葉會巨明知嗎？憑“隱約”能認定受賄嗎？“隱約”與“莫須有”何其相似、相近！憑“隱約”定案能保證法治公正、能服人嗎？這種認定理由何其荒唐！這種定案思維何其危險！從這樣的思維邏輯出發，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一審判決把陳仕松送給葉會巨出國花的錢（葉會巨陳述說均有大體等值的禮物回送陳仕松）也認定是為4名干部提升而轉送的行賄款了。



　　（三）蔣良榮等四人的證言絲毫不能證明陳仕松幫他們給過葉會巨錢。

　　一審判決中作為定案根據之一的蔣良榮、張松干、張傳永、吳勤民四人關于曾交錢給陳仕松，要陳為他們提升幫忙的證言，只能證明他們曾給過陳仕松錢，絲毫不能說明陳仕松曾給過葉會巨錢。同時，也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陳仕松向他們說過把錢送給了葉會巨。一審判決卻把他們的證言也作為葉會巨收受他們賄賂的證據。這是明顯錯誤的。特別是證人張松干在一審庭審中當庭陳述，他只是要陳仕松向鄉鎮領導請客送禮，而沒有要他向市委領導請客送禮，更加有力地證明了陳仕松不可能幫張松干送錢給葉會巨。而一審法院居然僅以張松干當庭有利于葉會巨的證言與其原先證言自相矛盾為理由，便對張的當庭陳述不予采納，這是沒有任何法律根據的，也是毫無道理的，甚至是違法的。至于檢察員在二審庭審中又宣讀的2000年12月16日張松干在溫州市人民檢察院調查時所講“在檢察院的證言有一致，以在檢察院的所講的為準”的證言，我們認為要么應以張松干在一審庭審中經質證的證言這準，要么應讓張松干再次出庭作證并經質證，而不能以證人在一審庭審后、二審庭審前被檢察機關詢問時自由選擇自己哪一次說法為準。

　　（四）葉會巨與陳仕松的當庭辯解充分說明葉會巨與陳仕松之間只存在禮尚往來的經濟關系，而不存在行賄受賄關系。

　　一審判決也承認，上訴人葉會巨在本案一審庭審中辯解，自己僅與陳仕松存在4筆正常的禮尚往來的經濟關系，然而，一審判決卻以葉會巨在偵查階段均未提及該事實經過，陳仕松在偵查階段和庭審中亦未提及，葉也提供不出相應證據印證為理由，對葉會巨的辯解予以否定。一審判決的這一認定是完全錯誤的，表現在：（1）葉會巨在偵查階段沒有提及他與陳仕松禮尚往來之事，可以是由于多種原因，比如可能是將注意力集中在澄清他沒有通過陳仕松收受過蔣良榮等四人的賄賂之事上，而顧不上說他與陳仕松本人的事；也可能是他說了但辦案人員認為不對或與本案無關而不予記錄。無論是基于何種原因，均不影響他在庭審中澄清他和陳仕松之間的經濟往來。陳仕松在偵查階段未提及他與葉會巨之間的互送錢物之事，同樣可能基于上述原因，也不影響他在庭審中加以澄清。（2）更為重要和關鍵的在于，陳仕松在其本人案件的一審庭審中，已承認他確實分幾次送給過葉會巨約3萬元錢，那是他在葉會巨幾次出國前送給葉的，而且，葉會巨每次也都購買了不少禮物在回國后送給他。一審判決卻說陳仕松在庭審中未提及此事，這是完全違背陳仕松案庭審事實的。同時，上訴人葉會巨在本案一審庭審中，也作了和陳仕松所述內容大致相同的說明，一審判決亦已承認。而陳仕松和葉會巨兩人各自作上述說明時，是被分別羈押的，連面都見不上，因而根本不存在串供的可能。兩人的陳述和辯解卻基本吻合，充分說明他們這種互送錢物的經濟往來才是事實真象。（3）在葉會巨和陳仕松已將他們之間的經濟往來加以澄清，并能互相印證后，葉會巨還要提出什么相應證據來對他的陳述加以印證呢？況且，對有關證據的查證清楚應當是控方和法庭的責任，而不是葉會巨本人的責任。可見，一審法院以葉會巨提不出相應的證據印證他關于只和陳仕松有過禮尚往來的經濟關系的辯解為理由，而對其辯解加以否定，是毫無道理的，當然也是不能成立的。



　　綜上所述，一審判決在沒有進行任何進一步查證核實的情況下，即將被告人葉會巨的當庭辯解以及陳仕松的當庭辯解、張松干當庭新的證言武斷而無理地一概予以否定，一味固守已有大量證據證明是因刑訊逼供而屈打成招（在后面進一步論證）因而不能成立的葉會巨、陳仕松一審庭審前的供述，認定葉會巨收受3.5萬元錢款并對四名干部的提升予以同意，因而構成受賄，明顯違反了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6條規定的“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第44條規定的“必須忠于事實真相” 以及第42條規定的“一切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根據”的證據運用原則，因而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二、認定上訴人葉會巨收受張葉生2萬元賄賂款違法悖理

　　（一）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葉會巨收受張葉生2萬元錢款并構成受賄的證據極不充分

　　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葉會巨在1998年春節前一天晚上收受張葉生2萬元現金并且為張謀取了利益，因而構成受賄，其證據是極不充分的。表現在：（1）有的證據已在一審庭審中被當庭推翻。如上訴人葉會巨以前有關收受張葉生2萬元錢的供述，已被葉會巨本人以是在刑訊逼供或面臨刑訊逼供的壓力下作出的，不是事實為理由，當庭明確否認。（2）有的證據已被我們在一審庭審中列舉大量證人證言證明其存在的可能性極小。如張葉生關于他在1998年春節前一天晚上以拜年名義，將2萬元現金送到葉會巨家中的供述，已被我們用大量事實和證據證明，當時張葉生與葉會巨關系很差，而且在張葉生所稱送錢時間之后，葉會巨還積極支持甚至親自布置查處張葉生，因而該供述極不合理，難以成立。（3）有的證據已被我們通過調查獲取的并在一審中向法庭提供新證據所推翻。如鐘金梅2000年2月 23日關于間接證明葉會巨在解決張葉生負責的華瑞公司問題上起到過作用的證言，已被一審辯護律師2000年5月21日調查鐘金梅本人時所獲得的證據否定。（4）有的證據本身沒有任何證明效力，如證人吳小勇的證言最多只能證明張葉生1998年春節前一天晚上去過葉會巨家，根本不能證明張給葉送過錢。因此，上述證據經過一審庭審，其證明力已極小甚至根本不具有證明力。一審法院卻根據這些證據認定上訴人葉會巨收受張葉生2萬元錢款的事實存在并為張葉生謀取了利益，因而構成受賄，明顯違背了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6條規定的“證據必須充分確定，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證據運用原則，因而是不能成立的。

　　（二）一審判決否定一審辯護方的辯護理由之說法實屬悖法悖理



　　一審判決在分析判斷上訴人的辯解和一審辯護人的辯護理由時，其錯誤也是十分明顯的，主要表現在：（1）沒有任何根據地認為檢察機關所收集的證據合法有效，可做定案依據。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根據。而在一審庭審中，辯護方已提出大量的證據證明控方提出的有關證據不能成立，上訴人葉會巨也在一審中當庭指出他以前的供述系刑訊逼供所致，不是事實。一審法院卻根本不去查證，反而不加任何解釋便認定檢察機關所收集的證據合法有效，可作定案根據。其證據采信之偏頗武斷，令人吃驚。（2）違背事實真相，強詞奪理。具體表現在：第一，明明葉會巨積極布置查處張葉生的行動在前，張葉生作為“浙江第一貪”暴露在后（見葉會巨《上訴書》第9頁）；一審判決卻將因果關系顛倒，一方面承認葉會巨確實態度積極地查處張葉生，另一方面又認為作為 “浙江第一貪”張葉生的案發，驚動全省，影響之大，是誰也幫不上忙的事實，作為市委書記葉會巨的態度，不得不積極明確，從而將葉會巨在查處張葉生案件中的態度和作用加以否定。這是明顯違背事實真相的。第二，明明一審辯護方提供大量證人證言證明，葉會巨與張葉生在張葉生所稱送款時間之前關系惡劣，在該時間之后還在積極支持和布置查處張葉生，足以說明葉會巨在這種情況下按常理不可能收受張葉生的賄賂款；一審判決卻認為，辯護人提供的這些證人證言與本案受賄事實沒有關聯性。第三，一審辯護律師指出行賄款來源是否合理，是涉及行賄是否真實的關鍵情節之一，像張葉生這樣一個貪婪的經濟犯罪嫌疑人，在完全可以由單位列帳支出的情況下，竟會拿私人的錢去辦公家的事，是非常不合常理因而難以令人相信的。一審判決竟然說，不論是公款、私款，其結果都是一樣的，何況款的來源也不影響受賄罪的定性，絲毫不考慮款的來源的不同會極大地影響到這筆款是否存在。二審中檢察員也持相同的觀點。一審判決和二審中的檢察員在此是偷換概念，將用以說明事實是否存在的證據歪曲為說明事實性質的證據，是十分錯誤的。實際上，忽視錢款的來源，正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一審法院早已存在先入為主的判案標準，進而就不去審查葉會巨是否可能受了賄這樣的問題了，而是不管事實、證據與情況是如何，完全按照起訴指控意見決定，所以一審判決才會根本不考慮行賄款的來源問題。

　　綜上所述，一審判決無視一審辯護方提供的大量證據（具體見一審辯護詞第10-13頁）證明：（1）葉會巨收受張葉生行賄款2萬元的可能性極小；（2）葉會巨從未為張葉生謀利；（3）與葉會巨有很大矛盾且有重罪嫌疑在身的張葉生，很有可能是想咬住葉會巨而爭取從寬處理這些情況，卻一味抓住張葉生不合常理的攀供不放，而堅持認定葉會巨收受張葉生2萬元受賄款并為張謀利成立，這既違反常理，又明顯違背了刑事訴訟法第46條規定的 “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的證據運用原則。因此，一審判決對葉會巨收受張葉生2萬元賄賂款的認定，根本不能成立。



　

三、認定上訴人葉會巨收受陳瑜5萬元賄賂款明顯違背事實真相

　　根據本案事實和證據，我們認為：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葉會巨收受陳瑜5萬元賄賂款的證據是根本不能作為定案根據的；相反，我們提出的證明這5萬元是葉會浪的分紅款的證據則是充分確實的，而一審判決否定我們提出的證據則是毫無道理的。下面分述之。

　　（一）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葉會巨收受陳瑜5萬元賄賂款的證據根本不能作為定案根據。

　　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葉會巨收受陳瑜于1997年11月1日送到他家的5萬元錢款，并在此前后3次幫助陳瑜承接了共3項工程，因而構成受賄。其依據的證據，主要是陳瑜在一審庭審前的3份訊問筆錄，其次是葉會浪在一審庭審前的兩份訊問筆錄和一張時間為1997年11月1日的寫有管惠芳（葉會巨之妻）姓名的儲蓄存款憑條。而這些證據在一審庭審之后，均已不足以作為定案依據。其中：（1）陳瑜的供述已被一審辯護人當庭提交的陳瑜于2000年5月19日親筆所寫《證人證言》及錄音帶所否定。在上述證據中，陳瑜明確表示在一審庭審前的供述系受刑訊逼供所致而不是事實，他所送5萬元不是給葉會巨的。檢察院在二審庭審中所宣讀的陳瑜于2000年12月6日又被關押期間的再次改變了的證言，又恢復到其一審庭審前的說法，因為陳瑜未能到庭經受質證，因而其客觀真實性尚很有疑問。（2）葉會浪的訊問筆錄則已被他當庭作證時否認，并指出訊問筆錄系刑訊逼供或在刑訊的威脅下所作，不是事實。（3）5萬元存款憑條之姓名為葉會巨之妻管惠芳，并不能直接證明此筆款的性質，而且管惠芳在其2000年5月16日所寫《關于陳瑜1997年11月送5萬元款到我家的事實經過》中，已對存款憑條用自己姓名有較合理的解釋，即葉會浪常年在外面經商，用他的名義存款，臨時取款不方便。另外，由于葉會浪與葉會巨作為親兄弟關系十分親密，加之葉會浪長年在外經商，一年難得回來幾次，因而他的錢經常放在葉會巨家，只要大致知道金額就可以，要用時隨時都可取走，這也是陳瑜給葉會浪的那5萬元錢的存款憑條上寫的是管惠芳的名字，并且在本案案發時葉會浪仍沒取走的一個原因。因此，一審判決以該筆款的存款憑條上寫的是管惠芳的姓名以及案發時葉會巨仍沒有將該筆款交給葉會浪為理由，認定這筆款是陳瑜給葉會巨的行賄款，根本沒有說服力和證明力。

　　（二）一審辯護方提出的證明這5萬元是葉會浪的分紅款的證據是充分確實的，一審判決予以否定是毫無道理的。



　　在一審庭審中，我們提出了以下證據充分證明這5萬元錢是陳瑜給葉會浪在其公司投資的分紅款：（1）陳瑜本人親筆所寫《證人證言》和由其親口陳述的錄音帶；（2）證人葉會浪的當庭證言；（3）葉會浪所寫的《關于陳瑜給我分紅款的事實經過》以及《關于我和陳瑜合伙投資的事實經過》；（4）書證。即陳瑜為了表示同意葉會浪1997年就參加公司分紅，特意將收到葉會浪60萬元投資款的時間倒簽為1996年9月1日的收款收據；（5）證人管惠芳的書面證明；（6）在場證人葉占一（葉會巨的老鄉，家住永嘉縣上塘鎮環城路376號）的書面證明；（7）被告人葉會巨的當庭辯解（詳見一審辯護詞第2-9頁）。

　　然而，一審判決無視我們所提出的上述事實和證明材料，仍然以陳瑜和葉會浪已被他們自己后來否認的在檢察機關偵查階段的證言來證明這5萬元不是分紅而是賄賂，并且無視大量證據證明本案存在刑訊逼供的重大嫌疑，偏執地認為無任何證據證明兩人證言系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同時，一審判決再次將取得證據的手段是否合法與證據內容是否真實混為一談，僅以陳瑜、葉會浪的證言系檢察機關依法定程序取得為由，便認定其為有效，其證據采信標準嚴重偏頗。

　　在偏信控方證據的同時，一審判決還無理乃至蠻橫地對一審辯護方提出的證據加以否定，具體表現在：

　　1．無視本案實際情況，草率否定葉會浪當庭證言和所寫證明材料。（1）一審判決稱：“陳瑜公司承接的工程，工程款尚未支付，何來的分紅；97年年終未到，何來的97年11月份的年終分紅；98年6月投資才到位，何來的97年11月的分紅”（見一審判決書第12頁）。似乎振振有詞，實際上都是無視本案實際情況的主觀推斷，根本不能成立。理由是：從通常情況看，陳瑜確實不會在其公司承接的工程款尚未支付時，便進行分紅，也不可能在1998年6月投資款才到位的情況下，讓葉會浪參加1997年的分紅。但本案中兩方面的特殊情況卻決定了葉會浪完全可能在陳瑜公司承接的工程款尚未支付、他自己的投資款尚未到位的情況下，便參加公司的分紅：第一，有雙方的特別約定。即陳瑜和葉會浪在他們各自的證言中，均說明他們在1997年8月份左右達成了合伙投資的口頭協議。在這份口頭協議中，陳瑜答應葉會浪在投資款沒有到位的情況下讓葉會浪參加1997年公司分紅，并且已承諾該公司承接但還未付款的工程都算在分紅的范圍之內。第二，陳瑜存有通過關照葉會浪而迂回感謝葉會巨之意。為什么陳瑜在協議中給葉會浪明顯優惠的待遇呢？我們在一審辯護詞中已明確指出，是因為上訴人葉會巨在工程承攬方面幫過陳瑜的忙，陳瑜想感謝他，但葉會巨從不收他的錢，而葉會浪是葉會巨的二弟，陳瑜在投資分紅上給葉會浪一些照顧，也就多少表示了一點對葉會巨的謝意。由于有上述特殊情況，陳瑜在葉會浪投資款未到位的情況下便分紅給他是完全可能的。至于分紅的時間為1997年11月，絲毫沒有可疑之處，因為年終分紅并不是一定要到一年的最后一天才能進行，只要能將一年的利潤估算出來，完全可以提前進行年終分紅。因此，一審判決以1997年11月未到年終，并且葉會浪投資款未到位為理由，否認這5萬元是葉會浪的投資分紅款，是無視本案實際情況的主觀臆測，根本不能成立。（2）一審判決還認為葉會浪1997年得到分紅與1998年投資時還要多支付2萬元利息自相矛盾；認為葉會浪說自己有錢，每年給葉會巨幾萬元與同時向陳瑜借款40萬元至今未還相矛盾。這也是站不住腳的。我們知道，經商有經商的規則，葉會浪既已遲延交付投資款，該補算遲延期間的利息就應當補算；而雙方既已約定1997年葉會浪參加分紅，葉會浪就應當獲得分紅，兩筆錢毫無矛盾之處。而葉會浪每年給葉會巨幾萬元與向陳瑜借款40萬元同樣是不矛盾的，他完全可能在做生意資金一時周轉不過來時，向陳瑜借錢，但這并不妨礙他在此之前甚至在此之后送幾萬元錢給葉會巨，沒有哪條道理說葉會浪一定要在把借陳瑜的錢還清后才能給葉會巨錢。何況憑葉會浪與陳瑜的關系，他即便很有錢，也完全可能借陳瑜的錢去做生意，當今商界有錢的人借別人的錢去做生意的不是比比皆是嗎？因此，一審判決的理由是經不起推敲的。至于一審法院以葉會巨當庭證言與偵查階段證言不相一致而否定其當庭證言，而絲毫不考慮究竟哪份證言更為合理可信，更是毫無道理的，明顯違背了刑事訴訟法第44條規定的忠于事實真相的證據運用原則。



　　2．以明顯違法的理由否定一審辯護方提供的其他證據。表現在：（1）一審判決居然公然聲稱：“在不能證明檢察機關存在違法取證的情況下，檢察機關出示的證據的效力高于辯護人提供的證據的效力”（見一審判決書第13頁）。并以此為理由否定一審辯護方提出的證明這5萬元錢是葉會浪1997年分紅款的有力證據。這種判斷證據的標準是完全沒有法律根據的，也可以說是嚴重違法的，完全違背了控辯雙方在法庭上地位平等的刑事訴訟原則。按照這種標準，只要檢察機關的證據是以合法方式取得的，不管其內容是否真實可靠，就必須采納，也當然正確；至于律師，就根本無需去取證了，因為取了證也會因為效力低于檢察機關的而根本不會被考慮采納。試想，在這種標準指導下去運用證據，怎么能夠做到忠于事實真相？另外，由于一審法院認為檢察機關提供的證據效力高于辯護人提供的證據的效力，因而也就很可能不會去查證檢察機關所提供的證據是否屬實，也難以考慮采納律師提供的真實有效的證據，也就不可能做到遵循“一切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這一證據運用原則去判案了。（2）草率地以證據存在重大疑點為理由，對有利于上訴人的證據不予采納（見一審判決書第13頁）。（3）更為嚴重的是，一審法院根本未去查證證據是否屬實，便武斷地認定有利于上訴人的證據存在嚴重失實之處（見一審判書第13頁），這再次令人懷疑一審法院存在先入為主、未審先判的重大嫌疑。（4）在辯護方已經提交寫明收款時間為1996年9月1日的收款收據，并且收據開出人陳瑜已經解釋清楚將收款時間倒簽為1996年的原因之后，一審判決仍然認定該收據違背事實、存在重大疑點，不予采納。試問：一審判決究竟是以證據來證明事實，還是先入為主，以早已存在于辦案人員大腦中的所謂“事實”（實際上只是一種看法、結論）來否定活生生的證據？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結論：一審判決所依據的諸多證據，都是值得推敲的；每一項判決理由，都是難以成立的。正如我國著名刑事法專家高銘暄、陳光中、馬克昌、王作富等教授2000年7月11日在他們關于葉會巨受賄案的《專家法律意見書》中所指出的那樣：“本案一審判決認定的每一項受賄事實，在證明標準上都沒有達到刑事訴訟法所要求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要求，因而不能認定（上訴人葉會巨）有罪。”


四、應當強調的有關本案公正審判的其他問題

　　我們在一審庭審中，已通過大量事實和證據，證明葉會巨不構成受賄罪。可是，一審判決卻完全無視這些事實和證據，只要是對上訴人有利的證據，在證人出庭作證的情況下，便說證人的當庭證言與過去證言自相矛盾，不予采納；在證人沒有出庭作證的情況下，又說因為證人不出庭作證，不能認定證據的真實性，因而不予采納。在證人以前有證言或上訴人以前有供述，后來基于合理理由予以否認的情況下，便以證人證言或上訴人的供述和辯解前后矛盾為理由加以否定；在被告人始終否認有某項犯罪事實的情況下，又以“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充分確實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為理由對上訴人定罪。甚至還提出“在不能證明檢察機關存在違法取證的情況下，檢察機關出示的證據的效力高于辯護人提供的證據的效力”這一荒謬違法的理由，來否定辯護人提供的有力證據。從總體上給人一種無論辯護方提出什么樣的辯護理由，一審法院都一定要予以否定，即使是強辭奪理、踐踏法律和情理也在所不惜的印象，這是非常令人遺憾的，也是十分不正常的。綜觀一審判決，可以看到一審法院在審理本案的過程中，在證據采信、證據運用等方面所依據的標準和判決理由存在帶普遍性的明顯而嚴重的違法和錯誤，在此，有必要加以歸納和強調指出，以便二審法院在公正審理判決本案時予以重點關注和糾正。



　　（一） 關于證人出庭作證的問題

　　由于多種因素的影響，本案一、二審中證人出庭作證非常不夠。特別是二審庭審中檢察院出示的幾份新的證言，如果能讓證人出庭作證并經受質證，會對查明案情和作出公正判決很有幫助。提請二審法庭注意到這一情況對定案的影響。

　　（二）關于本案是否存在刑訊逼供的問題

　　我們認為，根據本案上訴人葉會巨和證人葉會浪等人的反映，本案有能排除存在刑訊逼供、誘供、指供和刑迅逼證、誘證、指證的重大嫌疑，否則他們不可能如此異口同聲地指出他們以前的供述或證言是刑訊逼供、誘供、指供或刑訊逼證、誘證、指證所致，也不可能將被刑訊逼供、誘供、指供和被刑訊逼證、誘證、指證的細節說得如此栩栩如生。因此，二審法庭在審理本案時，不應當再以無任何證據證明控方的控罪證據系通過刑訊逼供所取得為理由對這一問題加以推脫和掩飾。同時，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之規定，凡屬以刑訊逼供方法取得的證據，均不能作為定案根據。二審法院應依法將本案一審庭審前所有以刑訊逼供的方法取得的證據予以排除，還本案以真實面目。

　　（三）關于如何看待上訴人翻供和證人改變證言的問題

　　本案每一項“受賄”事實的認定中，都存在上訴人或證人原來承認，在一審庭審中又加以否認的情形。本案一審判決否定有利于上訴人的證據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認為上訴人和有關證人的供述和辯解或者證言前后矛盾，故而對后來的否認一概不予采納。我們認為，這種證據采信標準是明顯違法、嚴重失當的，直接違反了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2條規定的“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根據”這一證據運用原則。理由是：上訴人翻供或證人改變證言，說明上訴人原來的供述，以及證人原來的證言存在重大疑問。在這種情況下，就不能憑該項證據去認定案件事實，而必須首先通過其他案件事實和證據來查證上訴人或證人的言詞證據究竟哪一種是屬實的。否則就違背了“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根據”的證據運用原則。一審判決在這方面顯然是存在嚴重錯誤的，應當予以糾正。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一審判決竟然因上訴人葉會巨在庭審中為自己作合理辯解，就認定其認罪態度差，無悔罪表現，因而對其從重處罰，這也是毫無道理并且違法的。試問：如果被告人在法庭上為自己進行合理辯解，便是認罪態度差，要酌情從重處罰，那么法律賦予被告人的自行辯護權還怎么得到保障？



　　（四）關于“一對一”證據如何認定的問題

　　在有關犯罪事實僅有一方說存在，另一方否認，或過去雖承認，但后來又堅決否認的情況下，即證據只是“一對一”的情況下，如何認定案件性質？我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必須依據其他證據，才能對案件性質作出認定，否則只能認為犯罪事實不存在。理由是：刑事訴訟法第46條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證據充分確實”才“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如果僅有一個人說犯罪事實存在，被告人本人則堅決否認，而這個人所說的犯罪事實再無任何其他證據證明存在，相反卻有有力的證據證明這個人所作的供述或陳述的可信度是十分值得懷疑的，那么這樣的證據就遠遠沒有達到“充分確實”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給被告人定罪，顯然會嚴重違反刑事訴訟法的該條規定。因此，一審判決僅憑張葉生的供述便認定上訴人葉會巨收受張葉生2萬元賄賂，這是嚴重違法悖理的，應當予以糾正。

　　（五）關于如何處理存在疑點的證據的問題

　　本案一審判決中，不時以證據存在重大疑點為理由，對有利于上訴人的證據加以否定（如一審判決書第13頁倒數第3行和倒數第8行），甚至將證據存在疑點等同于證據失實（如一審判決書第13頁倒數第1行）。我們認為，對證據如此審查判斷是十分不妥的，也是嚴重違法的。理由是：當法院認為某項證據存在疑點時，即意味著該證據的真實性有待查證，但不能說失實，只能說是真是假不清楚。因此，如果辯方證據存在疑點，只能說明辯方證據是真是假不清楚；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則說明控方證據也存在疑點，因為控方證據未能駁倒辯方證據。反之亦然。因此，即使辯方證據存在疑點，也決不能草率否定辯方證據，否則便違背了刑事訴訟法第42條規定的“一切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根據”的證據運用原則。由此可見，一審判決的上述做法顯然是錯誤的，應予糾正。

　　（六）關于獲取證據方式的合法性與證據內容的真實性的關系問題

　　一審判決在陳述判決理由時，毫不掩飾地聲稱檢察機關依法定程序取得的證據合法有效（見一審判決書第11頁第6行、第12頁倒數第5行），甚至公然強調在不能證明檢察機關存在違法取證的情況下，檢察機關出示的證據效力高于辯護人提供的證據的效力，并以此為理由拒絕采納辯護方意見（見一審判決書第13頁）。這說明一審法院根本沒有弄清證據取得方式合法并不等于證據內容真實。實際上，通過合法方式獲得的證據因內容虛假而無效，因而不能作為定案根據的情況廣泛存在。因此，一審判決的上述理由是嚴重違法悖理的，應當予以糾正。



　　總之，我們認為，一審法院認定被告人葉會巨收受賄賂10.5萬元，并據此判處其有期徒刑10年零6個月，是一起嚴重而明顯的違法錯判。二審法院應當在查明案件事實真相的基礎上，依法糾正一審判決中的錯誤，宣告上訴人葉會巨無罪。


審判長、審判員：

　　反腐倡廉是一場深入持久而艱巨的斗爭，這是民之所盼、國之所幸、黨之所需，是令人振奮的；同時，我國也正在沿著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道路前進，這同樣是民之所盼、國之所幸、黨之所需，是令人欣慰的。這就要求司法機關和其他有關部門在反腐敗時，一定要在法治的軌道上和框架內展開。然而，當我們為本案上訴人葉會巨辯護時，我們的心情是沉重的。因為案件查處無法排除和否定這樣的事實或極大的可能性：即本案在辦理過程中，有關部門嚴重和有的辦案人員逾越了法律的限度，破壞了法治的尊嚴，粗暴地踐踏了上訴人甚至本案證人的基本人身權利。我們認為，用違法手段來反腐敗，其本身就為法治所不容，而且往往會釀成冤假錯案。面對這樣一起有一定背景、有一定社會影響的案件，我們深感我們彼此的責任都很重大。然而，以犯罪事實為依據、以刑事法律（包括刑事訴訟法律）為準繩，是我國刑事法治的基本準則，罪刑法定的刑法基本原則和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的證據運用諸原則，應當貫徹于所有刑事案件之訴訟活動中，反腐倡廉案件也不應例外。決不能因為上訴人葉會巨原為瑞安市委書記，有關部門立了案要抓典型，就不顧基本案件事實，不惜違法悖理，強行給上訴人定罪處刑。本此刑事法治之基本要求和辯護人的職責，我們闡述了上述辯護意見和理由，提請二審法庭研究和考慮。希望二審法院能夠堅決排除非法干擾，依據事實和法律，作出公正、合法、合理的終審判決，以維護法治的尊嚴，保障合法權益，使反腐敗的斗爭能夠沿著法治的軌道進行，并使本案的終審判決經得起實踐的檢驗和時間的考驗。

　　我們的辯護詞到此結束，謝謝！


辯護人：北京市地石律師事務所律師 趙秉志

浙江人民聯合律師事務所律師 呂良貴

2000年12月20日